南宋抗金之江防机构考

建炎三年二月,为防止金军南下江南,南宋建立了专门的江防机构。高宗前期,沿江措置司、沿江制置司和沿江安抚司都是正式的江防机构,自高宗后期始,沿江制置司成为唯一常设的江防机构。从江防机构的管辖范围、长官的选任、军事力量的配置看,南宋王朝似乎并没有真正重视江防和水军的建设,这其中的矛盾反映出整个宋王朝对军事力量的紧张与不安,也是宋朝军事软弱的表征和原因。     

南宋两淮军事指挥系统运行机制

以南宋都督府的设置和运作为例,考察南宋两淮地区军事指挥系统及其附属机构的人员调配、财物管理等运行机制。分析认为：其性质更接近于中央派出机构,而与日后的制置司等机构迥然不同;南宋两淮战区军事主官享有一路（实际是淮南东、淮南西二路）的军事独裁权以及相对独立的行政、人事、财政权。     

政事与人事：略论蔡京与讲议司

崇宁元年（1102），宋徽宗下诏如熙宁置条例司体例，于都省置讲议司，由宰臣蔡京提举，崇宁三年（1104）四月罢。此讲议司与制置三司条例司不同，与宣和六年（1124）设置的讲议司也不同。讲议司对北宋晚期政治产生了一定影响。     

南宋张浚幕府探析

南宋时期由于对金作战的需要,都督府、宣抚使司、制置使司、安抚使司等机构都设有幕府。南宋初年张浚出任多为关乎南宋军事指挥的要职如宣抚使、都督诸路军马等,因此张浚幕府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和特殊性,充任其幕僚者地位优崇、多为兼职或可兼他职,长久跟随幕主,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幕府不仅职能广泛,且能够行使便宜处置之权,对抗金全局及地方政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南宋学者石宗昭家世生平考——《全宋文》石宗昭小传订补

南宋浙东学者石宗昭,《宋史》无传,其生平事迹隐晦不彰。《全宋文》卷六二六八有石宗昭小传,然此小传有疏误和遗漏之处,应予考订补正。《全宋文》小传谓石斗文与石宗昭为从兄弟,两人实为族叔侄关系。石宗昭登进士第后的首任差遣为台州司户参军,《全宋文》小传对此失载。庆元初,石宗昭以直华文阁出任淮南东路转运副使,《全宋文》小传亦失载。本文梳理了石宗昭自乾道八年登进士第后在地方和朝廷任职的仕宦经历,并对其家世和生卒年进行了考订。     

明初浙江都司昌国卫的建置及变迁

昌国卫的创置是明朝初年洪武帝经营浙东海疆的重要措施,对明王朝加强浙东地区的统治有着重要的作用.倭患的兴起和舟山不利的交通状况引起了明王朝海防布局的调整,最终导致了昌国卫的内迁.昌国卫的创置和内移反映出明王朝在浙东海疆的海防政策变化,并对舟山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明代太仓、交(阝止)市舶司考辨

明代市舶司机构始设于太仓黄渡。据《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四记载,吴元年(1367年)十二月“置市舶提举司,以浙东按察使陈宁等为提举。”但同书卷一二九却云:“陈宁……丙午(1366年)降太仓市舶令”。显然,《实录》关于其时间记载有矛盾之处。按,太仓邻姑苏,其置司必在朱元璋占领姑苏以后。据《明太祖实录》卷二十记载,徐达攻克姑苏的时间,是吴元年九月辛已。因此,太仓市舶司无疑建于吴     

策彦周良两次入明朝贡与海禁

明嘉靖年间日僧策彦周良两次渡海入明朝贡的经历,证见了明朝廷对日勘合贸易的某些政策,以及浙东沿海倭患和海禁情状。对此,人们可以从中了解当时舟山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环境状况之一二。     

明代辽东海防体系建制与军事聚落特征研究

通过对明代军事管理体制演化进程的分析,以及对明代辽东长城军事聚落与沿海军事聚落在防御对象、地理条件、建置沿革、规划布局、功能等方面的比较研究,揭示了明代辽东沿海军事聚落的形态特征,证明了明代辽东沿海军事聚落是一个立体化而高效率的防御空间;其体系化的规划布局和功能设计,使这一系统具备了层次化的纵深防御和独特的信息传递功能。     

论隋唐时期的越州都督府

隋唐时期,今绍兴市被称作越州,其治城是浙江地区的军政、经济、交通和文化中心,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南朝迄隋唐,置于今绍兴市的州级政区经历过几度演替,即东扬州--吴州--越州--会稽郡--越州的变化.隋开皇九年始,在越州城(今绍兴)先后建置吴州总管府、越州总管府、越州都督府、浙东观察司和镇东军节度司等地方高层管理机构.开元末年,越府管8州,相当今浙江省的绝大部分.越州城是隋唐时期浙江地区的中心城市.其历史地位表现在:绍宁平原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推动其中心城市的出现、越州城是联结内地与海外交通的中枢节点、越州城文化教育事业不断发展、文化名人辈出等方面.     

晚唐五代时期中枢体制变化的特点及其渊源

唐代中后期的中书门下体制历经晚唐、五代的演变,至宋代前期形成了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分掌民政、军政的二府体制。其中五代是体制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正是在五代后唐时期,始于唐代中期的枢密院一职,从原先的掌文书通进发展成为最高军政机构,与中书门下对掌文武,形成“二府”。此后历晋、汉、周、宋,经过不断的调整发展,二府体制逐渐严密完备。枢密院地位的这一变化并非完全是唐代枢密院自然演变的结果,而是更多的与后唐封内的中门使一职有关。     

宋代科举社会的形成--以明州庆元府为例

对南宋科举及第者进行区域分析,可以分为及第者数递减型、及第者数维持不变型和及第者数递增型三种类型,后者以浙东明州庆元府为代表.通过对南宋末期两名庆元府出身的科举官僚王应麟与黄震作个案考察,可以发现,在南宋后半期,庆元府经历了历史上少有的思想转化为学术的时期,地域学术和科举已经一体化,思想活动与应试学问和谐共存.这是庆元府及第者数递增模式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地域社会背景.     

北宋“三孔”籍贯新考

北宋“三孔”(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兄弟),《宋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代编纂的《新喻县志》等称之为“临江新喻人”。但明清的《临江府志》却说他们是临江峡江人,清代《江西通志》和《民国江西通志稿》又称其为临江军新淦人。为此,今天出版的辞书、诗词选本等对他们的籍贯介绍,三说并存,莫衷一是。文献梳理和实地考察的大量证据证明,“三孔”的籍贯是宋时的临江军新淦县,明代嘉靖五年析新淦地置峡江县至今,“三孔”的故乡属峡江县。     

临民与治军:宋代帅臣荐举权述论

宋代帅臣的设置起于战争,虽并不都是常设不废,但因长期性战争的需要,使得帅臣不但能够"治军",亦得以"临民",由是帅臣的辖区便具备了政区的某些特性,而帅臣亦成为握有一定行政权的军事长官。为服务于军事,宋代的帅臣被赋予了荐举权用以控制辖区内的大小官员,而帅臣"临民"与"治军"的权责,也使得其荐举权的行使既有军事的一面,又有民事的一面。相较其他官员,帅臣的荐举权无疑是扩大了。然而大部分帅臣的非常置及"文臣统兵"的政治体制,使得帅臣荐举权被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这也是与"崇文抑武"之国策一以贯之的。     

南宋国用司与中央财政

国用司是南宋时期宰执兼领中央财政,以筹措军资的京局.作为在尚书省户部之上设立的理财机构,它是中央财政机构的主要决策部门.通过对其设置背景、机构组织和具体职责的研究,可以窥见当时中央财政运作状况,发现南宋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微妙关系.     

试论北宋在河湟区域的堡寨修筑战略

河湟区域在宋夏战争中,居于重要的战略地位。为制夏、拓土的需要,北宋在河湟区域大量修筑堡寨。堡寨成为北宋镇守蕃地和河湟地区发展农、牧、商贸业的重要基地和民族融合、交流的桥梁。     

浅析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对宋代政治军事的影响

“杯酒释兵权”是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而采取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杯酒释兵权”的实施,大大加强了宋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巩固了皇权制度,造成了统一的政治局面。为中国再次形成大一统王朝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军事保障,也为宋代文化科学事业的发达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但同时也产生了“冗官”、“冗兵”、“冗费”的现象,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国家财政开支增加,行政缺乏效率,军队缺乏战斗力,为以后的政治改革添加了阻力,最终使宋王朝陷于积贫积弱的局面。     

晋宋齐涪陵郡废置及属州考

西晋仍置涪陵郡后,由于涪陵郡本身置废不一和诸家史地志书记述不清,晋宋齐时期涪陵郡废置与属州问题成了后人不太清楚的问题,以至于后来学者认为三峡地区的涪陵郡在西晋后期因被少数民族首领控制而废罢,到南北朝的齐朝时才复置;西晋到齐,涪陵郡都属于梁州。这是不正确的。实际情况是东晋、南宋仍设置涪陵郡,西晋后期到齐朝,涪陵郡均属于益州     

试论宋初武将精神面貌的转变

北宋在国防上长期被动挨打 ,以“积弱”闻名于史 ,这在相当大程度上与当时武将萎靡、怯懦的精神状态有关。而北宋将领消极精神状态的产生 ,则要追溯到宋朝开国时期的有关政策。正是在宋初统治者 ,特别是宋太宗的刻意打击、压制之下 ,原本强悍的武将群体在精神上逐渐发生了巨变 ,并由此对国防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宋朝朝贡中的额外赏赐

宋朝朝贡额外赏赐的物品较为丰富,有衣带、银、帛、马匹、戎器、茶、药等物。宋政府意欲通过朝贡贸易中的额外赏赐达到其政治、军事目的。一方面,宋朝朝贡贸易中的额外赏赐在西北、西南等地区少数民族政权中颇见成效,因战略需求,北宋政府将丰厚的回赐作为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手段,拉拢回鹘、吐蕃等部族,与之结成军事联盟,分化、瓦解和抵御敌对势力。另一方面,在很多情况下宋朝朝贡额外赏赐的实施效果相当有限,宋朝也为之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