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汉经济转型谈中国传统经济制度之建立

西汉在中国经济制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自战国起,传统经济制度的基本要素开始孕育.至西汉中期,以各种经济转型为标志,传统经济制度正式确立.西汉经济转型的主要特征为:以"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以"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为内容的租佃制成为最主要的土地经营方式;以"上林三官钱"为法币的五铼钱开始由中央政府统一铸造并发展成为最重要的货币形制;盐铁官营、酒榷、均输以及平准等成为最主要的工商经营方式.     

利益集团与制度变迁——对转型之谜的一个解析

本文从经济行为与经济制度的互动中来研究中国和前苏东国家的经济转型,从而解释为什么有着相似的起点和相近的目标的制度变迁会在它们之间表现如此不同.研究认为,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能否限制"狭隘利益"集团的掠夺之手,并进而使其成为援助之手的关键在于第一行动集团是否具有"共容利益".只有能够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集团充当第一行动集团,才能确保经济转型的结果不违背其初衷.     

传统中国与文献途径

传统中国是一纵横整体的概念.纵者,上古三代至明清之谓.横者,政治、学术、经济制度、思想风俗,以及宗教、教育、军事等综和联结的大文化系统之谓.纵横统一为一整体.传统中国这一概念,不采取类似"封建"、"专制"的定性词,是一拒绝边见障的本色之指称,通俗的叫法,就是:过去中国.若就历史文献学意义而言,方便地说,"二十四史"之中国也.就学科分类而言,大体上即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乡土中国”及其终结:费孝通“乡土中国”理论再认识——兼谈整体社会形态视野下的新型城镇化

费孝通先生以"乡土中国"这一概念所描述的是包括"经济形态"、"社会关系形态"、"政治—社会治理格局"和"文化价值观念"等在内的中国整体社会形态,而不是中国乡村社会形态。自晚清开始,随着中国被动地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相遇而被迫步履蹒跚地迈向现代世界,传统"乡土中国"不得不走向终结,由于这种终结是被迫发生的,因而是扭曲的、病态的。但费先生在揭示这种扭曲、病态的终结形式的同时,也构想描绘了传统"乡土中国"之另一种可能的良性终结形式,这种良性的终结方式实际上是我国整体社会形态之自觉的现代转型:既是农村的转型,也是城镇以及城乡关系的转型;既是经济的转型,同时也是政治—社会治理形态乃至社会心态的转型。对于今天正在实践进行中的"新型城镇化",也应该在整体社会形态之现代转型的视野下来认识;套用费先生以"乡土中国"来指称中国传统社会形态的方式,不妨称经上述转型而来的新社会形态为"城市(镇)中国"。     

吴越文化的三次发展机遇

公元前333年楚败越以后,吴越文化开始转入低潮时期,民族性由夷越文化向汉族文化转型.到东汉时期,文化转型基本完成,社会经济开始复苏.此后一千年间,吴越文化的发展获得三次外部机遇一、永嘉之乱;二、安史之乱;三、靖康之难.中华文明的这三次劫难,给吴越文化带来加速发展的机会.先进的中原文化大规模涌入、南京与杭州一度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心.经过千余年的融合与发展,明清时期的吴越文化成为中国汉族文化中最先进的区域文化,吴越地区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地区.     

中国传统经济与政治制度及思想文化的辩证关系

中国封建社会的农业手工业市场经济,可以称为"前市场经济"或者"不发达的市场经济",这是市场经济的第一阶段;近现代的大工业商品市场经济是第二个阶段;"现代化以后"的金融市场经济是第三阶段。中国真正建立起工业化体系是在1949年以后,因此经济转型有三个特点:第一个转型是20世纪初,从传统的农业手工业经济转向现代工业经济,到20世纪80年代已经初步形成了现代工业体系,而90年代世界上的先进国家已经开始了"后现代化"——"新经济"。因此,当我国从传统的农业手工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型还没有完成,第二个转型也已开始了,要从还没有完成的工业经济向新经济转型,这是两个转型的重叠,也是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要求,这就是中国社会经济的特殊性。与此相适应,中国的思维方式也要改变,以适应现代化的发展。     

中国传统社会生产结构对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社会生产结构是进行观代化的基本前提和预设，中国近代进行现代化进程的成败利钝，均可在社会生产结构中找到原因。中国传统社会生产结构中的地主经济的租佃制度；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家庭为单位的耕织紧密结合的自然经济等因素，在中国近代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中具有深刻的影响。一在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的主要特征是地主经济的租佃制度。从战国时代起，作为奴隶制经济基础的井田制开始解体，土地私有制和土地兼并发生和发展起来，从而实现了地主经济的租佃制度。地主经济的主要生产者是自耕农和租佃农民而非农奴，他们不必终…     

道德价值转型中的清末彩票

"尚义耻利"、"为善得福"是中国传统义利观的表述,中国近代彩票正是借助"为善"之名的"义赈"而得以产生.对于"义赈彩票",社会民众基于"君子言义"以及"乐善之心"的传统文化而给予普遍的认同,官方也采取不干涉态度;而对于以"逐利"为目的的各色彩票,社会舆论最初大多持禁止态度.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近代转型以及传统价值观念的变化,对近代彩票的弛与禁也呈现出博弈之态.隐藏在这种博弈后面的是传统与近代、社会与经济的双层互动.     

经济制度转型视角下的宪法改革与完善

伴随着中国经济制度的转型与发展,中国宪法也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成长之路。反思中国经济制度转型背后的宪法基础,可以看到现代经济制度条件下,中国宪法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整体来看,主要体现为四者:经济权利的宪法保护体系不健全、宪法中的政府职能定位有待转变、缺乏系统化的宪法经济原则引领,以及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分配机制有待完善。为此,我们有待于摆脱教条主义宪法观,培育包容的宪法文化。     

建党百年基本经济制度的历史超越、建构逻辑与现实启示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构与完善是20世纪的世纪难题.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实践上实现了对苏联模式"计划乌托邦"和华盛顿共识"市场乌托邦"的超越;理论上走出了西方近代关于经济制度相关论题的困境;认知上突破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时代局限,完成了从空想社会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超越.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构建遵循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制度逻辑和基本原则:制度变迁与技术变革彼此适应的互动性原则及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历史与逻辑优先性原则,制度变革的现实性原则和人民历史主体性原则,制度经济基础及规制的物质性和上层建筑及文化认知的象征性统一原则.中国共产党基本经济制度的历史变革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我国成长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自变量,并为世界人民的制度抉择提供更多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