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驾1856年对华修约失败及其原因

在整个19世纪中关关系中,传教士始终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1855年8月,美国首位来华医学传教士伯驾出任驻华公使,被委以全权对华交涉修改<望厦条约>之重任.美国政府非常重视此次修约之事,对伯驾寄予厚望.然而,清政府极力阻遏,尤其是伯驾采取一些不切实际的行动,终致修约失败.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的作用

外交关系委员会作为美国历史最悠久、最重要的外交思想库,其政策设想一贯秉持服务于美国政府、美国国家利益的目的,并与政府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通过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建议为背景,考察外交关系委员会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     

从种族主义看美国冷战后对华外交策略的嬗变

种族主义是美国对外扩张和实施全球战略的意识形态工具。美国对外关系中的种族主义一般有两个基调 :肯定与否定。否定基调又有两个层次 :“愚昧论”和“威胁论”。种族主义不同的基调和层次预示着美国不同的外交策略。在美国的对华外交关系中种族主义由来已久 ,“中国威胁论”是其在冷战后的根本表现 ,标志着美国对华外交策略的嬗变     

试论《中美续增条约》

《中美续增条约》是19世纪60年代美国离任的驻华大使蒲安臣代表清政府和美国政府签订的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在中国历史上曾产生过一些积极作用。但是,美国政府以自身利益为转移,很快使改变初衷,不再忠实履行这个条约     

1949—1950年美国对华石油出口政策解析

作为"贫油国"的近代中国,其城市经济极其依赖西方的石油供应。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之时,如何处理对华石油出口的问题被美国政府提上了议事日程。在美国看来,石油作为典型的军民两用型物资,既可以增强解放军对西方的威胁,又可以被美国当做筹码以操纵新中国的外交方向。最初,美国政府将分化中苏关系作为对华政策的主要方向,因此允许在一定限制条件内继续对华出口石油,此后伴随着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和朝鲜战争的爆发,限制共产主义在远东的"扩张"成为美国远东政策的主要关注点,美国逐步加强了对华石油出口的限制,并最终对华全面禁运石油。通过这一时期美国对华石油出口管理的操作可发现,本国企业和盟国政府的配合是美国能否成功实施对华石油出口管制的前提条件,这也为当前中国如何反制美国对华技术出口和贸易歧视提供了借鉴材料。     

"9·11"之后美国对穆斯林世界的公众外交

“9.11”事件之后,公众外交再度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与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一致,公众外交也以国际反恐为首要关注对象,并把穆斯林世界作为公众外交的重点地区,以改善美国在这些地区的形象。为此,美国加强了对公众外交的财政和立法支持,并作出一些制度安排,加强部门间协调。但这种公众外交并没有使对外政策有根本改变,因而难以实现美国政府所期望的目标。     

“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视域下的中国共产党形象认知

“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不应忽视“他者”镜像。“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访问延安是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外交关系的起点,也是美国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契机。在“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到访延安前,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形象的认知存在“污名化”。1944年7月到1947年3月,“美军驻延安观察组”通过近距离观察中国共产党后,形成了一系列报告文件,对美国政府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并未改变美国对华外交政策,但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传播。     

论战后初期美国对华援助(1945～1949)

战后初期,美国政府对华提供了大规模的经济、军事援助.然而,美国的援助并未能挽救国民党政府的败局.通过对战后初期美国对华援助政策的制订、实施过程所进行的深入分析与研究,可以揭示出美国对华援助政策的失败是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确定其外交政策的冷战思维的失败,这是战后美国政府对华援助政策失败的根本原因.     

新加坡对华政策的演变

新加坡对华政策是其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因而新加坡对华政策显得尤为敏感。受国内国际因素的影响，新加坡对华政策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发展对华贸易，承认新中国，但不与中国进行政治接触；发展对华实质性政治关系，全面发展对华经济贸易关系与合作，但不急于与华建立外交关系；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加强对华合作，全面拓宽、深化对华关系。新加坡对华政策具有三个明显的特色即连续稳定、逐步发展；对华政策与自身的生存政策密切结合；对华政策既受邻国对华政策的制约，又紧随邻国对华政策的节奏。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美国的对华政策浅析

178 4年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 ,内忧外困迫使美国开辟了遥远的对华贸易。至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 ,美国政府充分依靠了在华美人及有经验的与华贸易美商对时事及时的汇报与建议 ,以美国国家利益为基准 ,不断调整对华政策 ,最终在中英《南京条约》的基础上对华未经战争便获得了它想得到的权益。     

阿马尔那时代近东大国外交研究述评

阿马尔那时代近东大国外交研究有三个角度:外交关系研究,微观文本研究和宏观叙事研究是主要研究取向;外交制度研究,主要在外交联姻、使节制度、条约、情报交流和外交方式等方面;外交策略研究,主要是文本研究与博弈论研究。总体上看,研究的成果有限,原因在于书信翻译的滞后以及外交史对古代近东外交的排斥性。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是外交关系研究的发展方向,而填补研究空白以及整体性研究是外交制度研究的走向,文本分析研究会成为外交策略研究的主导路径。     

周锡瑞与美国“失掉机会论”

作为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域重要代表人物的周锡瑞教授,在1974年编辑出版了《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报告》一书,其中保留了许多国民党与共产党对峙时期美国对华关系的珍贵资料,成为研究20世纪40年代美国对华外交的重要史料,是美国反思对华关系的"失掉机会论"的又一力作,为推动20世纪70年代中美恢复外交关系提供了历史参考。     

1872年中国教育使团赴美的外交实践及意义

18 72年清政府派遣教育使团作为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赴美这一历史事实 ,对于中美外交关系 ,以及中国早期的整个对外关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派遣教育使团的最初目的是为了管理中国留美学生的事务 ,但实际上 ,使团开展的活动涉及外交、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方面。这些活动不但扩大了中国在美国的影响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在中美外交关系中的被动地位。同时 ,使团对拉丁美洲华工所受迫害的调查 ,还为中国政府 1 875年赢得和西班牙、秘鲁的条约谈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试析朝鲜全方位外交

朝鲜首脑同韩国首脑会晤,同美国展开对话,同欧盟各国建立外交关系,都是朝鲜施行全方位外交的结果.     

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对基辛格对华外交思想的影响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一直致力于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曾给美国政府提供了一些很有意义的对华政策建议。他对中国颇有好感,尤其是受周恩来的影响颇深。周恩来那高尚无私、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对基辛格的对华外交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基辛格最初认为“中国是我们面临的最抱敌意的国家”,后来他逐步认识到“我们需要借助于中国来加强我们在外交上的灵...     

法权会议期间美国的法界认知与对华外交

法权会议是美国主导的近代国际联合对华立法、 司法调查。 美国在法权会议期间的对华外交呈现出尊重中国 _“ 主权完整_” 与维持 _“ 必要之恶_” 并行的特点。 在制定与践行该外交政策的过程中, 美国法界认知与政府决策密切互动。 20 世纪 20 年代前期, 对于在华治外法权问题, 美国法界主流舆论与政府认知相互影响。 在法权会议筹备阶段, 美国政府迎合法界共识并任用以法界代表司注恩为核心的代表团筹划组织架构与会议流程。 法权会议开幕后, 按照凯洛格对司注恩的训令, 美国对华外交在内部张力凸显后得以重新调适。 在报告书起草阶段, 美国政府继续宏观把控进程。 为保障和协调列强在华利益, 司注恩主导完成 《调查法权委员会报告书》。 最终维持 _“ 必要之恶_” 的现实需要压倒尊重 _“ 主权完整_” 的政策表达。     

美国对华公共外交的思维与话语分析

面对后危机时代新的语境,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美国对华外交战略思维也在进行着调整,由注重政府外交向注重公共外交转型,由“强硬外交”向“巧实力外交”转变.这种外交战略思维的变化主导着美国建构新公共外交的战略框架,即采取“主动—接近”的公共外交姿态,尤为注重“网络外交”.在美国公共外交的实践方面,通过对“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为主导的话语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对华公共外交的“两面性”特征.     

论清政府的＂以民制夷＂政策（1840—1860年）

“以民制夷”是清政府面对新的中外形势所采用的一种外交手段。鸦片战争后,清朝的一些地方官员利用民意抵制条约,但中央政府在此问题上却游移不定。直至道光末年,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清廷才下定决心用民“制夷”。咸丰初年“以民制夷”成为清政府制止“夷人”条约外侵权的强硬手段。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以民制夷”的方式更加激烈：它鼓动民众武力攻击“夷人”,自己则借此拒绝推翻列强强加的新的不平等条约。     

试析日本从币原到田中的对华外交政策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 ,在对外政策上推行了一条侵略、扩张的路线 ,尽管其外交手法不断发生变化 ,但最终目标却始终未变 ,即企图建立一个称霸亚洲和世界的大日本帝国。本世纪 2 0年代中、后期日本对华所推行的“币原外交”和“田中外交”即是实现这一总目标的具体体现。本文分析了 2 0年代中、后期日本对华外交变化的原因、特点 ,揭露其对华政策之实质。     

宗教自由观的分歧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

文章通过探讨中美关系中的宗教因素，从中美两国在宗教观念方面存在分歧，以及宗教因素在美国对华外交历史活动中的具体表现两大视角出发，考察宗教因素在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