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媒介形象到日常生活：国外老年受众与电视研究的范式变迁

随着全球老年化社会的到来,老年受众与电视研究成为老年传播领域的热点。西方老年受众与电视研究对于老年人的媒介再现和老年受众对电视的使用与满足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认为电视对老年人特征的再现是扭曲的,老年人在电视中没有占据应有的比例,老年人对电视的使用有着较多的社会交往动机和社会效用。而随着对老年受众与电视节目、人物之间类社会互动研究的深入,该领域出现了日常生活研究的趋向,将老年受众放置日常生活情境中研究电视与老年人日常生活的互动关系,该转向契合了受众观转向和民族志转向,从而成为老年传播领域的新趋向。     

我国农村居民的媒介选择与使用

依据CGSS 2011-2017年数据,从主要信息来源角度量化研究农村居民的媒介使用特征并比较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在媒介使用方面的总体差异,可知:第一,2017年,电视仍然是农村居民使用的第一大媒体,但下降趋势明显,预计在2021年会被新媒体取代;新媒体成为城镇居民的第一大信息来源是在2017年.第二,在出生时间与媒介使用特征方面,1973年至1978年是农村居民的分隔点,此前出生的人多使用电视,此后出生的人多使用新媒体,而城镇居民出生时间与媒介使用特征的分隔点是1965年.Logistic回归的结果显示,印刷媒体、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使用也表现出明显的城乡差异.只有政府和企业双管齐下,才能缩小媒介使用的城乡差异.     

社会学时间研究初探

本文通过对社会学时间研究的梳理,提炼出社会学时间研究的范式:"时间—社会"辩证,同时指出社会学时间研究的主要内涵包括社会时间是自然时间的社会化,社会时间是我们必须遵守的客观秩序,社会时间植根于社会发展三个方面。     

当代西方社会学的日常生活转向——以核心理论问题为研究路径

日常生活转向无疑是当代西方社会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主客体二元论问题和日常生活政治问题无疑是这一转向的核心理论问题,正是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日常生活转向在各种理论的分歧中为我们揭示了日常生活的基础地位,然而这一转向依然一定程度地困扰于主客体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其对超越现代日常生活之道路的寻求也步履维艰。     

关于提高大学生媒介使用技能的思考

面对着高度发展的信息社会,面对着人才市场的激烈竞争,地方高校如何结合自己的专业特点,提高大学生的媒介使用技能已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泛文学时代与文学的媒介化脉动

在泛文学时代,文学的媒介化脉动十分明显。这种脉动由媒介的文学化与文学的媒介化合力形成,它不仅导致文学性的外流与他用,而且也导致文学深度或意义的淡化与丧失。但媒介并非只是解构,它也在建构着新的文学寄寓方式与表述系统。文学的媒介化是拓展文学生存空间的一种策略,媒介的文学文本是泛文学时代的新文本。     

媒介技术带给突发公共事件的新风险——基于社会时间概念的反思

从社会时间概念对建制化的突发公共事件治理进行反思,无论是法律规章的刚性界定,还是学界的义理辨析,当前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置系以工业时间和管理者为中心的危机管理思维的延伸,而数字技术给虚拟空间的个体带来了时间上的个人可欲与无限可能性,解构与重塑了突发公共事件中追求的相关治理主体。作为反思的结果,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置与学理辨析亟待跳出危机管理层次,将“前治理”作为在新技术语境下重新阐释和分析突发公共事件治理理论的补充性概念。     

深度媒介化趋势下新闻传播学科再定位和再调整

当前利用网络平台从事传播活动已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新时代人才培养角度看,传统新闻传播知识与技能已不能适应职场竞争的需要,新闻传播教育急需改革。在全民媒介实践的大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科的新文科建设需要认清深度媒介化的社会现实,特别是新闻业蜕变与新闻传播职业分化重组带来的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困境,超越一般的学科交叉融合,提升知识整合力,在深度和高度上再定位、再调整。强有力的整合力,可以促进学科之间、学界与业界的交叉融合,推进“新文科”背景下的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     

媒介难忘——电影媒介的美学分析

媒介本质论将艺术形式与艺术媒介本质地连接在一起,认为创作、欣赏与评价等活动都应该立足于媒介的特性来进行;经典电影研究自觉地继承和发扬了以上命题。以卡诺尔为代表的后来者,主张在电影研究中“忘掉媒介”,认为媒介只是工具,它不能限制艺术。但也有研究者并未放弃对艺术媒介的理论维护,例如高特,他将媒介的理论价值用三个媒介特殊论命题系统地呈现了出来,我们在认识、解释、评价和创造艺术品时,应立足于其特殊的媒介特性。而如果站在更为宽广的大众媒介的理论视野来理解电影与媒介,认识到电影作为大众艺术代表的地位,则能够合理地融汇卡诺尔与高特之间的二律背反。     

老年人的媒介使用与主观幸福感间的关系研究——基于CGSS2015的实证分析

中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现状。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多,如何使老年人享受健康快乐的晚年生活,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从老年人媒介使用的角度出发,选用CGSS2015问卷结果,建立有序回归模型,分析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媒介指标。分析结果显示:电视和广播的使用强度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进一步发挥传统媒介的优势,有利于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     

新媒介环境下的媒介剥削现象——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反思

新媒体的发展为剥削者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无偿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提供了更为便利的途径。媒介所有者一方面通过出卖受众的网络使用行为使他们沦落为资本产生的"数字劳工";另一方面,也通过不公平、不合理的合同制度无偿占有传播者的劳动时间,剥削传播者的版权。而作为普通传播者与受众的个人和群体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身所受到的劳动时间和剩余价值的剥削,反而在媒介所有者提供的微薄酬劳、毒心灵鸡汤的宣传下心甘情愿沦落为媒介获取更多经济利益的工具。     

和谐社会视阈下主流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化

主流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化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从而实现社会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也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化提供了机遇和条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应当从打牢利益基础、提升引领能力、拓展方法途径、强化主体建设等方面,加强日常生活领域的意识形态建设,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化.     

媒介生态学还是媒介环境学？关于Media ecology的汉译问题

关于“mediaecology”的汉译问题,学界存有争议,或将之翻译成“媒介生态学”,或翻译成“媒介环境学”,概念的不清晰引发了学术研究的混乱。东西方的“mediaecology”虽都秉持了生态学的基本思维方式,但在研究取向上,是有明显的区别。北美的“mediaecology”将媒介作为环境来研究,以探讨媒介及由媒介所建构而来的符号环境如何限制人类感受和思考这个世界的方式．并由此影响到人类行为为主要研究内容。而媒介生态学属于中国的原创概念,是指以媒介为中心展开,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环境问题的学说。两种理论在理论来源、研究方法和学术关怀上都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应将北美的“mediaecology”汉译成“媒介环境学”,中国的原创理论命名为“媒介生态学”,以廓清其学科差异,避免理论的混淆。     

日常生活实践：去蔽还是辩护?——关于国内外维特根斯坦研究的断想

对日常生活实践的态度，国内外论者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联系到当前国内“理性的、主体性的、契约性的文化精神”和“经验性的、无主体性的、人情性的文化精神”的对立冲突，应该进行去蔽式的批判研究，而不应去作辩护式的非批判论证。     

灾害中残疾人的媒介使用与信息沟通需求——以汶川地震为例

在灾害情况下,残疾人群所面临的沟通困境要远远高于正常人群,甚至连最基本的信息需求都无法得到保障。从2008年汶川地震中残疾人群媒介使用的特征和信息沟通需求来看,对这部分弱势群体的保护需要在法律和政策上给予更多的支持:改善信息发布和传递的渠道,使用新的技术手段,培养残疾人使用媒介的良好习惯。     

型构、集群与ANT：媒介化研究的过程转向与本体论重构——关于联结的概念史

随着媒介逐渐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忽视的一极,关注“媒介与社会变迁”的媒介化学派愈发成为炙手可热的学术焦点。经历了概念适用性与操作性的持续争鸣,媒介化理论也在不同定义、层次与脉络的交光互影中延展出范式转变的可能。纵观国内对媒介化理论的译介与探索,多聚焦于传播学科内的理论对话与谱系梳理,缺乏对媒介化背后本体论与认识论的进一步思考。本文从媒介化研究的学理出发,援引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ANT）与德勒兹等人的集群理论,梳理媒介化的范式转向及其背后更为庞大的学术脉络。同时,关注“媒介化理论—行动者网络—集群”的理论交汇如何为“过程导向的本体论”铺平道路,以及这种转向在路径、方法与理论层面给媒介研究带来的新联结与新想象。     

电子媒介文学文本的多媒介性研究

当文学的发展走向了电子媒介时代,文学文本也由单一的媒介性走向了多媒介性。这种转变让文学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在电子媒介载体下,多媒介性文本的出现让文学从创作到阅读再到审美都随之发生了剧烈的变革,因此对电子媒介文本多媒介性的探讨和研究有助于了解文学未来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