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国家集团多重博弈研究——基于国际公共品视角

全球气候变化形势日益严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全球气候治理最重要的行动纲领与合作平台。研究了全球气候治理中存在的国家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关系,尤其是发达国家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集团之间、各集团内部所存在的多重博弈与重复博弈,并分析了气候基金中存在的联盟博弈和子集团的权力大小关系。必须合理分配各国温室气体减排责任,并落实发达国家承诺的资金与技术支持。     

国际组织自主性与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联合国——聚焦2019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

自主性是研究国际组织在国际政治中角色的核心概念。作为最具影响力和普遍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在全球气候治理议题中的角色备受关注。然而当前学术界关于联合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研究仍主要强调其作为主权国家弥合分歧实现合作的平台的作用,对其官僚机构自主性的关注十分有限。2019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是观察联合国自主性的重要案例。本文通过梳理国际组织自主性概念发展的学术讨论,将国际组织自主性定义为基于自身政策偏好,调动其权威和资源寻求对特定议题政策结果施加影响的能力,并进一步构建了行动、意愿和结果三维度的分析框架。由此,本文首先针对行动维度从议程设置、规则制定、机制设计三方面分析此次峰会中联合国的自主性行动;其次从议题与国际组织互动的视角指出气候议题在联合国议程优先性的凸显、治理真空的扩张、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于气候议题的偏好推动了联合国参与气候治理的行动意愿的提升;最后,针对峰会结果对联合国参与气候治理行动的自主性进行评估和展望。     

论全球气候治理中FAO援助机制的嬗变及中国应对

《巴黎协定》明确了"自下而上"型的温室气体贡献目标,因此,应对气候变化更需包括FAO在内的多元主体予以共同治理。事实上,FAO已将援助发展中国家应对粮食安全的传统工作范围延伸至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但客观而言,其仍存在国际合作模式僵化、机构设置与整体目标不匹配、行动能力不强、工作透明度不高等一系列问题。对此,FAO宜在自身改革和治理中更突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重要地位,加强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体系的互动与衔接,创建发展中国家关于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的数据库。同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大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国亦应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推动应对气候变化机制的完善,并创新农业发展战略和碳融资方案。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全球气候治理难题的破解之道

全球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合作治理是应然需求。然而,人类行为对气候的破坏、气候灾害的流动性增加了跨国治理难度,特别是受全球气候治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领导力匮乏等因素影响,全球气候合作治理仍面临难题。面对新形势与新挑战,中国倡导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破解全球气候合作治理难题的路径选择。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理念、新思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主张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多边治理、坚持实践导向,将推动各国以合作共赢为共同体意识,加快经济社会的全面绿色转型,积极承担节能减排主体责任,助推国际社会完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维护国际气候公平正义,实现全球气候善治。     

中欧气候变化治理利益格局比较及对策分析

全球气候治理关系到世界各国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国家利益决定一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立场,成本与收益的激励决定一国在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中的态度。欧盟与中国在气候治理中的不同表现是基于各自在发展阶段、能源结构、贸易结构等方面的国情不同导致的不同的节能减排成本与激励水平。推动全球气候治理需要有效的国际合作,应加强气候问题的科学研究,促进节能减排的技术推广,避免国际合作中的泛道德化和目标过高等倾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气候治理中的国际法意义

全球问题需全球治理,全球治理靠国际法治,全球气候治理概莫能外。若没有国际法准则下的减排义务履行和气候责任承担,则全球气候治理如同纸上谈兵。然而,因当前国际法治仍以“自身利益优先”的发达国家为主导,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意志无法得到充分反映,故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气候正义的基本共识难以达成,民主“赤字”难以克服,协议形成的减缓气候变化目标难以实现。面对上述困境,中国展现大国担当,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理论指导。在该理念中,平等互利国际法意涵为各国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以保障弱小国家的平等权利;共商共建共享国际法意涵为治理引入同理心,以实现高质量民主;法律道德意涵为各国履行气候责任提供约束,以弥补国际法强制性弱的不足。     

国际秩序转型背景下“全球南方”的战略地位和角色作用

当今时代,大国政治博弈加剧,“全球南方”的战略地位与价值日益凸显。地位和角色的转变赋予了“全球南方”独特的理论价值,其逐渐超越传统以经济属性为主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概念,成为具有更丰富内涵的国际政治新概念,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了新视角和路径。全球南方国家均非美西方盟友的核心成员,未处于国际权力体系的中心地位,具有相似的国际境遇、利益诉求、发展任务和政治主张。在国际秩序重构方面,全球南方国家主张以联合国宪章和原则为宗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实现平等共治、合作共赢。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经济发展、消除贫困的迫切要求,主张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捍卫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国际经济领域,全球南方国家倡导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主张坚持多边主义和公平贸易,通过改革与完善国际合作机制应对挑战,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南南合作,不仅有助于推动发展中国家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还能为完善现行国际秩序做出重要贡献。     

欧洲航运巨头的脱碳行动——规则压力与转型动力

航运业脱碳是全球气候治理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航运巨头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兼具治理客体与治理主体双重身份,既面临来自国际海事组织、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与欧盟的规则压力,也拥有推进公司可持续发展转型、实现自身碳中和目标的内部动力。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不遵守强制性、惩罚性措施可能导致巨大经济损失与企业形象破坏的消极预期,迫使其聚焦规则压力较大、转型动力较强的领域,开展对外部规则的“服从反馈式行动”——推进船用燃料的低碳与零碳转型、研发试点绿色船舶技术;而治理规则尚未定型成熟以及期待提高规则制定的要价与谈判能力而产生的积极预期,促使其布局反作用于外部规则压力、稀释上述国际组织和多边平台规则制定权与话语主导权的实践,开展对外部规则的“议价反馈式行动”——制定绿色航运相关标准、成立行业减排联盟。欧洲航运巨头推进航运业脱碳将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持续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气候政策金融化:问题与对策

自20世纪90年代碳排放交易市场体系确立之后,金融化便成为气候政策过程的主导逻辑。一般而言,金融机构代理关系、股东价值最大化偏好以及去监管与市场导向等多元变量共同推动了气候政策金融化的深入。全球气候治理行动从气候政策金融化过程中获得了大量资金。但是,气候领域金融工具的大肆运用衍生出包括碳市场投机、碳定价下跌以及横纵双向的阶层地理分化等在内的负面政策后果,制约着全球减排目标的达成。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应调整碳交易市场买卖双方责任关系,改革失衡的碳交易体系,并适当应用碳税和碳定价等政策工具,结合气候治理与金融治理,创建平等平衡的新型气候政策金融化参与方式。此外,中国应汲取欧美气候政策过度金融化的经验教训,在有效利用金融工具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加强政策监管,预防潜在风险。     

金砖国家气候合作:动力与机制

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同一性是国际社会必须削减人为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气候变化,多样性则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阶段不同导致的国家利益差异。同一性与多样性的矛盾使得全球层面的气候谈判艰难前行,因此有必要在特定国家之间展开小范围气候合作以提升全球气候治理的效率。金砖国家需要积极建构未来国际气候秩序以维护自身发展权利,同时需要尽快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崛起,这分别构成了金砖国家气候合作的外生动力和内生动力。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成立为金融支持五国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未来应完善这一机制使金融更好服务于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金砖国家低碳经济发展。     

国际气候治理的制度分析

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与经济议题,它将改写有关和平、发展与繁荣的全球方程,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行动。当前,在国际气候治理的制度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之下,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已经对国际气候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由于气候制度本身存在诸多的＂先天缺陷＂,导致推动气候制度改革与气候治理深化的过程异常艰难。针对当前气候治理现实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在全面分析影响气候制度建设的国际环境因素之后,对推进未来国际气候制度的发展提出若干建议,这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全球气候治理中城市的角色转型——兼论中国困境与出路

从全球气候治理的1.0时期、2.0时期到3.0时期，城市逐渐实现了从“幕后参与者”到“共同引领者”的角色转型。这一转型既得益于全球治理理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延伸，更受惠于城市外交理论的推动和全球气候治理中“集体行动的困境”之驱使。就目前来看，中国城市的这一“共同引领者”角色还无法完全体现出来——不仅在隐性的“南北分割”的权力结构和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治理分歧中，面临着对外发展的困境；而且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气候治理行动的“单向”型构造及城市的“经济发展”和“治理责任”的两难抉择中，面临着对内优化的瓶颈。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可以采取“两条干路+六条支路”的“两轨并行”式路径来寻求合理的应对之策。国家可以在寻求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之时，进一步完善国内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和立法，并赋予城市以一定的自主性；而城市也可以在深化城市气候外交，加强与国家的“双向”型气候治理互动的同时，推动“韧性城市”的长效发展。     

共建共享美好世界：关于全球性别治理“中国主张”的分析与阐释

全球性别治理是指以促进妇女发展、实现性别平等与公正为目标的全球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论述摘编》,特别是其中的第八专题集中展现了中国参与全球性别治理的多维实践和推动全球性别治理的“中国主张”。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推动全球妇女事业合作的努力,是中国参与全球性别治理的具体实践;中国在全球性别治理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正在由“积极参与”迈向“主动引领”。全球性别治理的“中国主张”包括：保障妇女权益,让性别平等落到实处,推动妇女和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努力构建和谐包容的社会文化,加强全球妇女事业合作以及重视联合国妇女署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等重要内容。为推动中国更好地参与并引领全球性别治理,共建共享美好世界,需要持续关注和深入思考“对全球性别治理的认识”和“国家总体外交和全球性别治理的关系”两个方面的议题。     

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三重困境

中国的气候治理面临三重困境:一是后危机时期全球治理面临困境,即受金融危机影响西方大国越来越难以承担公共品供应的责任,但影响全球治理的能力仍非常强大;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正在成为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治理能力和制度准备却显著不足;二是作为全球治理重要内容的气候治理由于自身特殊性引致的困境,即气候治理主体在国际上如何公平地分摊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和义务方面存在的巨大分歧,导致全球气候进程停滞不前,暴露出现有气候治理全球机制的重大缺陷;三是中国自身存在的低碳转型能力和低碳外交困境。破解全球气候治理僵局,中国作为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的重要参与者,需要站在更高的全球治理视角,进行战略布局,平衡各方利益,增强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意愿,通过灵活方式推动国际气候治理进程。同时,立足国情,扶持低碳技术开发和引进低碳技术,创新多元化融资平台,切实稳步推进中国的国内外经济战略。     

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演变与路径优化

气候变化威胁人类的发展和延续,气候治理已成为全球性议题。中国一直坚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积极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为全人类的共同命运贡献自己的力量。全球气候治理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全球气候治理起始阶段（1972—1992年）、全球气候治理发展阶段（1992—1997年）、全球气候治理“自上而下”进展阶段（1997—2001）、后京都时代全球气候治理停滞阶段（2001—2015年）和《巴黎协定》下全球气候治理“自下而上”推进阶段（2015年至今）。中国跟随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经历了谨慎参与、战略防御、发展协同和主动引领四个时期,完成了消极观望、被动接受、主动参与和积极引领四种角色的转换。角色定位决定了我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路径选择：一是提高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能力;二是增强与其他气候治理主体的合作与协调;三是推动完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四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全球气候治理。     

试析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安全化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安全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有利于推动全球合作的同时,也容易成为强势国家干涉弱势国家的借口。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积极推动气候变化问题的安全化动议,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争夺国际气候话语权的目的。未来走向气候变化"非安全化"的一个关键途径是国际社会积极开展全球气候外交、进行多边主义合作基础上的共同治理。     

女性领导力行动研究：本土化的路径与实践

通过行动研究在我国边远农村地区提升女性领导力是西方行动研究范式在我国的本土化实践.行动研究的独特价值在于,经过一个螺旋式发展过程,参与者在行动过程中实现自我的改变和成长.女性领导力行动研究以本土化的方式实践并探究了这一过程,其中计划和结果导向的行动研究流程、合作伙伴关系的搭建、赋权特色的培训都是促成参与者认识与行为改变的有力条件;而过程中的困难主要体现在协同合作关系的维持,辨识行动与研究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个体成长的持续推动.行动研究本土化的关键在于发挥自上而下的行政倡导与自下而上的草根力量之间的联动.     

气候正义是气候治理的基础

气候变化自始存在正义因素,应对气候变化绕不开正义的维度。气候治理应以气候正义为基础,气候制度也应以气候正义为价值导向。有关气候正义的理论分析与实践探索和气候治理一样主要集中于国际层面和国家主体之上,但两者实施起来都困难重重。地方层面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突破口,气候正义在地方层面同样存在且同样重要,在地方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法律行动中也应贯彻和体现气候正义的理念。     

全球气候治理中商业行为体的政治权力分析

主权国家一直以来都是气候治理的主体,《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政府间谈判是气候治理的主要机制。然而,在超主权力量缺位的客观现实中,这种国家中心主义的制度安排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与气候治理议题的多样化,各非主权利益攸关方日益崭露头角,发挥积极作用。其中,商业行为体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成为推动《巴黎协定》达成的重要力量。本文聚焦气候治理中商业行为体的政治影响力,首先详述商业行为体与气候变化之间的紧密关系,再以多维权力观为基本分析框架,结合实践,探究商业行为体如何利用自身掌握的不同权力资源——工具性权力、结构性权力、话语性权力——参与和影响气候政治进程。     

论团队领导力的开发

在当今信息社会,组织更多地将以团队形式出现,那么团队领导力的重要性就将越发凸显。本文重点在于讨论如何促使团队所有成员发挥各自的自我领导力以实现团队的目标。第一部分以领导力的涵义和核心作为切入点,指出领导力存在于团队成员中,继而阐述团队领导力的定义,并指出它是区别于个体领导力的一种合力;进而联系超级领导理论和自我领导理论说明开发团队领导力的实质即提升团队成员的自我领导力;最后从领导者角色、领导目标和领导方式三个方面具体讨论团队领导力开发的具体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