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宪政”到“直接行劫”——陈独秀前期国家观演变述评

陈独秀的现代民族国家观是在外来侵略和西方民族国家观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其前期国家观的重要特色是以个人本位为基础，这也是他区别于梁启超、孙中山国家观，没有走向“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的原因。在1920年9月前，陈独秀对“宪政”这个大前提都是认可的，但民初以降社会政治黑暗的加剧，国家的“合法性”危机的出现，强化了陈独秀所接受的法兰西“高调民主”，特别是卢梭的古典激进自由思想。陈独秀在经历了一段“宪政”与“直接行动”并存的矛盾后，最终放弃了温和的“宪政”诉求，转而谋求激进的“直接行动”。“直接行动”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及其国家理论奠定了基础。     

从“宪政”到“直接行动”——陈独秀前期国家观演变述评

陈独秀的现代民族国家观是在外来侵略和西方民族国家观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其前期国家观的重要特色是以个人本位为基础 ,这也是他区别于梁启超、孙中山国家观 ,没有走向“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的原因。在 1 92 0年 9月前 ,陈独秀对“宪政”这个大前提都是认可的 ,但民初以降社会政治黑暗的加剧 ,国家的“合法性”危机的出现 ,强化了陈独秀所接受的法兰西“高调民主” ,特别是卢梭的古典激进自由思想。陈独秀在经历了一段“宪政”与“直接行动”并存的矛盾后 ,最终放弃了温和的“宪政”诉求 ,转而谋求激进的“直接行动”。“直接行动”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及其国家理论奠定了基础。     

文明与富强——杨度的现代国家观论析

杨度基于对西方世界的了解,指出西方国家文明与野蛮并存的两面性。他立足于当时弱肉强食的国际形势,提出富民强国的现代国家设想,主张一方面要提高国民能力和政治责任心,另一方面要开国会,改造责任政府,以实现其“金铁主义”的目标,建立“经济战争国”。杨度的国家理想兼具文明与富强的特征,相比于同时代思想家的国家观,杨度的国家观是比较系统全面的,既是对西方现代性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双重挑战的有力回应,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现代国家思想,在中国近代国家转型发展中具有深远影响。     

“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下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探析

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是晚清民国时期伴随现代中国的形成而逐渐生成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是其独特之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的生成与发展同时、同步、同向于民族国家的现代建构,这既是一种时代的选择,也是女性解放的内在要求。“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下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亟须正本清源,进行价值重估,其不仅是与女性解放的社会历程和文学实践相契合的历史产物,也带有鲜明的传统性别文化印记。女性文学研究中的“‘性别压抑’说”与西方身份政治思维有关,在身份政治愈来愈向激进化、极端化发展的今天,“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下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愈发显示出不可或缺的当代价值。     

法律观与国家观:中国法治建设的“基因工程”

任何民族都有历史形成的意识层面的"基因"。中国传统的"天道哲学"是经验的,由此演绎出"法出于权"的法律观和"家国一体""差等秩序"的国家观,并在此基础上置换了某些西方舶来价值的终极指向。现代政治建设应引导社会培育现代的法律观、国家观,关键在于坚持发展市场经济,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欧洲民族国家演进的历史趋势

欧洲是现代民族主义的发源地,也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现代民族主义与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何把握民族主义发展的规律,对于一切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国家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现代民族主义在欧洲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500年到法国大革命,为欧洲民族国家的孕育和成长阶段,欧洲各主要国家都在从中世纪的等级君主制向绝对主义的王朝国家转变;第二个阶段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到“二战”结束,为欧洲民族国家的扩张阶段,民族国家的概念和民族主义的浪潮由法国大革命起始传播到了整个欧洲,激发了其余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浪潮,并由此导致了欧洲剧烈的动荡与冲突;第三个阶段是“二战”后从欧共体到欧盟的发展,显示出欧洲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在共同发展中开始了某种新的融合。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欧洲这样一个具有共同文化传统的地区,得出的结论是,民族主义在这一区域有向更高层次发展的趋势。     

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融合——张君劢民族国家观简析

以往的观点认为,张君劢的国家观是以民族为本位的国家观,偏重于民族文化的认同。其实他的国家观是兼顾了民族和民主两个层面的内涵,既以民族文化认同为基础,又把重点放在民主国家建设上,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融合。他的民族建国理想虽然未能实现,但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和建构仍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契约论国家观与阶级论国家观的区别及融合

契约论国家观认为国家源于契约,阶级论国家观认为社会的阶级分裂产生国家;契约论国家观认为设立国家的目的在于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阶级论国家观则认为国家是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工具;在对世界的影响上,契约论国家观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稳定、繁荣和进步,而对阶级论国家观的绝对化理解则使众多社会主义国家走了弯路。融合契约论国家观中的合理成分,引导国家踏上社会契约化之路,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严复的自由观和法治观

严复受西方自由观的影响,力倡以法律保障自由,促进民智、民德、民力,实现国家富强;受西方法治观的影响,反对极权专制,主张民权与君权分立、司法与行政分立.严复的自由观和法治观对树立自由观念、建设法治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现代国家建构与土地制度变迁——写在《物权法》讨论通过之际

本文由近年来《物权法》中土地权属问题的热烈讨论而引起,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分析中国的土地制度变迁。现代国家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双重性。“土地归公”遵循的是民族—国家的逻辑,它为建构统一的主权、强大的中央权威和对乡土社会的渗透提供了基础。但是,民族—国家的持续性合法基础来自于国民认同。随着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构,农民获得土地权益的要求愈益强烈。从家庭经营到《物权法》的“地权属民”原则,是民主—国家建构的逻辑,也是现代国家建构中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达到相对均衡的产物,它可以建构起农民对国家的制度化认同。     

浅析《共产党宣言》中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共产党宣言》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组织的政治纲领,它标志着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公开问世。同时它还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丰富的政治理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还给出了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典表述。笔者对《共产党宣言》的解读主要侧重在他的国家理论方面。本文主要研究《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来源、国家的本质和国家的历史形式,最后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继承和发展作出评析。     

西田国家观批判

西田论述的国家实际上是理念上的“世界史的国家”,而不是历史现实中的国家。然而,在论述国家拥有的“绝对性价值”时,他终将理念上的“世界史的国家”具体化为以皇室为中心的日本,并以此诠释日本国体的“特殊性”,暴露出西田国家观的矛盾性。西田国家观表现出与战时日本社会思潮一致的强烈抵制国际通用理念和近代意识的倾向。战时,在日本社会大肆宣扬“东亚共存共荣”、“充当东亚领袖”的语境下,西田的“世界新秩序原理”不仅没能突破侵略主义、帝国主义的窠臼,而且为军部推行的侵略亚洲政策提供了“原理”和“道义”支持。     

现代国家的民族特性

现代国家是时间进程上的,更是类型学意义上的,最终要落实到一种国家类型上,这种国家类型就是取代王朝国家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民族与国家结合而形成的国家形态,必然具有深刻的民族特性。在价值层面,民族国家的国家伦理具有突出的民族属性,集中表现为“主权在民”原则,即国家政权的建立和运行皆服从和服务于民族的利益。在制度层面,民族国家的权力设置和运行必须体现由全体国民组成的民族的主权者地位,同时也要在国家体制中采取特殊的安排来保障国内各个民族的权益。在治理层面,民族国家治理中的民族取向分别表现为国民取向和族群取向,前者指向国族即国民共同体,后者指向国族的组成单元即族群,在国家治理尤其是国内民族关系较为复杂的国家治理中如何处理两种取向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大而复杂的问题。在行为层面,民族国家的行为受到民族因素制约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且形成了趋势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国家在发展中诉诸民族共同体或民族主义,国家行为表现出了突出的民族特性,国家利用民族因素进行政治结盟,国家基于民族文化塑造世界的未来。民族成为了现代国家底层性或本根性的核心内涵,因此要形成完整的现代国家叙事,民族视角的叙事不可或缺。     

刍议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观学说

亚里士多德作为古希腊中产阶级奴隶主的思想家,被马克思称作"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也是古希腊伟大的政治家。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观学说在西方哲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也推动了西方国家学说史的发展。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专门讨论了政治问题原理,包括什么是国家、国家的类型等。研究这一著作,对于了解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观学说具有重要的意义,进而能够更好地理解希腊城邦制度和古代国家学说。通过探讨亚里士多德国家观学说的基本观点,对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观作简要评述。     

张之洞和福泽谕吉之国家观刍议——以两部《劝学篇》为中心

国家观是一种国家核心价值体系,是在某个历史阶段人们对国家的看法的真实反映。19世纪末,张之洞和福泽谕吉各自写成《劝学篇》,以求救亡图存、文明开化和国富民强。虽都名曰《劝学篇》,其反映的国家观却不尽相同;张氏主张维护国家的封建皇权和儒家伦理,福泽氏强调国家的独立、自由、平等和法治。两种不同的国家观,反映了两者不同的政治人格,也暗示了中日两国的不同历史走向。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国家

全球化是一股巨大、深厚且广泛的力量。20世纪中后期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对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体系以及世界格局和区域形势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在此过程中,作为人类群体的民族也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改变,不仅生成了新的民族类型,使族类群体趋向于多样化,而且极大地改变了国家的民族构成和族际关系,导致族际关系的复杂化。全球化过程带来的这些变化,有的已经成为现实并日渐凸显,而有的正处于量变的阶段,目前还只能偶见其端倪。今天,人类仍然处于民族国家时代,国家仍然是人类社会最为有效的治理形式。因此,有必要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审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确立适应形势需要的民族观、国家观和民族政策观,促进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协调发展。     

失落的群体——论严复思想启蒙运动失败的关键

一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不仅是个人的生存危机,而是整个民族生存的危机。因此,任何拯救危机的言行,都以保族保种为主题。严复应着时代的召唤,走到了时代前列,“致力于译述以警世”,并从两个方面愤然疾呼民族之危机。第一,外危机。严复在《天演论》按语中说“自达尔文出,知人为天演中一境”,人类社会同样存在物竞天择之准则。且当“外种闯入,新竞更起,往往年月以后,旧种渐湮,新种迭盛。”所以其“存亡之间,间不容发;其种愈下,其存弥难。此不仅物然而已。墨澳二洲,其中上人日益萧瑟,此     

孙中山民德观刍议

振兴道德是清末以来先进的思想家们关切的问题。孙中山历来注重党德、民德,在民元即倡导建设心性文明与物质文明社会。在随后的十余年间,不断提出有选择地发扬旧道统、旧国粹的主张。晚年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讲演民族主义时,更明确宣示,要恢复我们民族的地位,便首先要把固有的旧道德恢复起来,并与"替众人服务"的新道德相结合,从而将其民德观发挥到了极致。     

马克思国家观的三个命题及其当代意义

作为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主要创始人,马克思在批判理性主义国家观、自由主义国家观以及各种冒牌社会主义国家观的过程中,提出了马克思国家观的三个重要命题:社会决定国家、人类解放高于政治解放、无产阶级专政=“阶级专政”+“阶级民主”.马克思在国家观上所提出的这一系列重要命题,对于我们当前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国语统一与民族国家建设——清末民初"国语"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述论

近代中国的“国语统一”思想是在中—日和中—西语言改革的对比视角中,从传统的书同文、语同音的思想转换成一种国语、国民和现代国家共生的现代语言建设思想,它是一种民族主义思想的体现。而国语教育也成为消弭地域主义,加强新兴的民族国家认同和民众团结的重要工具,这种语言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