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诗持人情性”论辨析

刘勰的诗论思想散布在《文心雕龙》对诗体的各种论述当中。《明诗》篇对诗的含义进行了界定———"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这是刘勰诗论的核心内容。现在通行的观点把"持人情性"理解为讲诗的政治教化作用而非诗的含义,既没有把握《文心雕龙》文体论的独特论说方式,也没有将刘勰诗论和其"标自然为宗"的文学观相结合,因而造成了误读。刘勰不仅用诗"持人情性"的新观点重申了自己的"自然"文学观,还对孔子"思无邪"思想作了新的解读。     

孔子“诗教”观再解读

孔子推崇《诗经》,这在《论语》和《孔子家语》①多有反映：“不学诗,无以言”,是孔子对诗的作用的解读;“诗”三百、思无邪,是孔子对“诗”的总体评价;虽重“诗教”,但就“六艺”之间关系来看,孔子认为“诗”的最终旨归应为促进礼和乐的培养。孔子“诗教”观始终围绕“君子”这一理想展开,具有强烈的道德说教色彩。     

浅议孔子“诗,可以兴”中的“仁”性内涵

孔子整理《诗经》,提出"诗,可以兴",诗歌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开始渐渐露出它的本来面目。虽然孔子的思想折射着社会伦理政治的色彩,但他看到了文学在人生中对心灵的激发作用。孔子对文学的观点由"仁"展开,由人生展开,他将其人生哲学渗透进对文学艺术的看法中,在真诚的基础上,他将审美与政教一体化,使艺术与人生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联结,其诗兴论体现了一种"仁"性内涵——"为人生而艺术"。     

“威仪”与“气志”:孔子《诗》教的人格取向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民之父母》是新出土的反映孔子《诗》教的重要文献,可与传统文献相互印证。孔子所提出的"必达于礼乐之洍,以致‘五至’,以行‘三无’,以横于天下"的理论把《诗》作为了人格修养的教材,而"威仪"和"气志"则是这种《诗》教人格取向的核心概念。孔子在接受前人关于"气"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新"气志"概念,并改造传统"威仪"概念与之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诗》教理论。孔子《诗》教中的"气志"和"威仪"是其人格取向的一体两面。"气志"即个体人格修养所锻炼的君子"气志";"威仪"即君子"气志"所呈现的个体"威仪",其内涵十分丰富。孔子《诗》教的这种人格取向将学《诗》者的关注点从礼仪应用引向人格培养,使文学得以从集体仪式转向个体表征,完成了"诗言志"观念的文学转型,对中国文学思想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在今天仍然有其现实价值。     

“群”与孔子《诗》学之关系

孔子论述《诗》的价值作用,有著名的“兴观群怨”之说,并旁及事父事君和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等.孔子的政治抱负使其《诗》学以“群”为终极指向.孔子试图以《诗》来促进君子人格的生成,使其《诗》学带着强烈和同社会、国家的政治意义.《诗》之可以能“群”是建立在《诗》的文学性基础之上的,其中《周南》、《召南》因其在《诗》中的特殊地位而尤具典范意义.《诗》的隐喻特点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赋《诗》断章奠定了前提条件.孔子以对《诗》的整理、研究、使用,建构了其以文学性为基石的政治《诗》学,为古代绵延不息的“诗学”导夫先路.     

“兴、观、群、怨”说的内涵发展及影响

孔子在《论语·阳货》篇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子“兴、观、群、怨”的提出对诗歌美学作出重要贡献。在孔子“兴、观、群、怨”的基础上,后人多对其进行阐发,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过程中对“兴、观、群、怨”不断出现新的理解和补充,成为我国古典诗歌中重要的理论批评。     

孔子的《诗》“无邪”新探

千百年来,研究孔子《诗》学理论的文章不计其数,但几乎没有人将《诗》的“言志”观与孔子的“无邪”论进行比较研究.本文拟试加探讨.一、孔子的《诗》“无邪”是对《诗》“言志”的限定.孔子的《诗》“无邪”及其他的全部《诗》论都记载于《论语》之中.《论语》涉及到《诗》的达十八处之多.其对《诗》的总结性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敝之曰:思无邪.”“思无邪”三个字,出于《鲁颂·(?)》,原意描写养马人放牧时专心致志的神志,并无他意.孔子采用了春秋说《诗》的“断章取义”之法,以此来评价整部《诗》.这种定性型的概述,在中国古代诗论中具有开创性意义.如果说“诗言志”是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那么《诗》“无邪”可以被称之为诗从属于伦理政治的开山纲领.它对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诗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怎么评价也不为过分的.     

透过《诗经》探究孔子的女性观

《诗》之为经，与孔子的推崇直接相关。从孔子读《诗》的态度、观点中发现，孔子教读《诗经》，从一个较直观准确的角度反映了他的女性观。孔子对于女性，他是给予了一定的尊重与肯定的。但不可避免的，孔子也认为女性在社会地位上只是男性的附庸，而不是独立的个体，其社会的价值只是建立在对男性依附的基础上的。     

走向“情感”的文化政治——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的“情感教育”论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修正早期的启蒙主义的文学观,回归文学的审美属性,将文学的功能定位在"情感教育"上,而这并非标榜唯美的文学立场,其中正体现了深刻的现实关怀。梁启超将文学视作对现代国民进行人格教育的有力手段,从而为"开拓新政治"奠定民众和人才的基础。他发扬孔子开创的"诗教"传统,强调借助文学培养国民"趣味化"的人生观,并将传统文学作为教育现代国民的重要资源,着重指出文学在重构转型期国民的文化认同、铸造民族精神当中所能发挥的特殊价值。梁启超的"情感教育"论与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启蒙主义的文学功能观显出差异,构成对话。     

刘勰发展了“诗言志”与“诗缘情”的理论——初论《文心雕龙》中的情与志

古代文学中的“诗言志”与“诗缘情”是评论诗歌及其创作的基本理论。秦汉以前,在诗歌创作及其评论中大都是沿用“诗言志”的理论,强调文学为政教服务,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就是其中有代表性并对后世有影响的理论。孔子的“温柔敦厚”诗教说,孟子的“知人论世”说,荀子认为诗是阐明“圣道之归”的看法等,都是把诗歌当成经学的附庸。汉代诗论的代表作《毛诗序》在继承儒家诗     

真德秀《诗经》评点的“性情之正”说

真德秀的《诗经》评点,以"性情之正"为价值核心,这种文学观渊源于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和"重质轻文"的文学功用理论,对南宋末年的文学产生了影响。     

浅议孔子“诗,可以兴”中的“仁”性内涵

孔子整理《诗经》，提出“诗，可以兴”，诗歌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开始渐渐露出它的本来面目。虽然孔子的思想折射着社会伦理政治的色彩，但他看到了文学在人生中对心灵的激发作用。孔子对文学的观点由“仁”展开，由人生展开，他将其人生哲学渗透进对文学艺术的看法中，在真诚的基础上，他将审美与政教一体化，使艺术与人生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联结，其诗兴论体现了一种“仁”性内涵——“为人生而艺术”。     

孔子《诗》论及其美学价值

孔子和《诗经》有着密切关系。孔子又是儒家诗教的奠基人。孔子论《诗》继承了春秋时“赋诗言志”的传统,既重视《诗经》的社会功效,又把《诗经》中的诗句和个性修养相结合,与仁礼教化相结合,为儒家诗教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孔子论《诗》注重诗的本体特征,有较高审美价值,对人们认识《诗经》的文学价值有重要作用。     

《文选》的选诗观

《文选》中蕴含的诗学观点是萧统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梁代文坛上,萧统既不同于“主文派”的萧纲、萧绎,也迥异于“主质派”的裴子野,他对文学有独到的见解.本文结合《文选》选诗实际,从情采观、功利观、诗法观、文体观以及“中和美”五方面探求萧统诗学观的内涵,并将其放入南朝梁代的文化背景中找出其与《文心雕龙》、《诗品》等文论巨著在共构一代文学观念新识上的作用及其理论上的局限.     

论孔子在《诗经》研究方面的贡献--以《论语》为例

孔子对《诗经》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第一,整理《诗经》,从而使《雅》、《颂》各归其类;第二,以《诗》为教,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诗教理论,这对于其后两千余年的诗歌教育、诗歌研究、诗歌创作等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三,对《诗经》内容的评论,形成了“思无邪”和“温柔敦厚”说,它揭示了文学作品的教育功能,揭示了文学具有倾向性的基本原理,揭示了文学反映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感情的多样性与主导性的关系;第四,对《诗经》音乐的评论,体现了孔子倡导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揭示了文学具有审美性质和特征的基本原理;第五,对《诗经》社会功效的评论,提出了“兴、观、群、怨”说,这深刻地揭示了《诗经》的本质特征,也揭示了文学具有教育作用和认识作用的基本原理;开创了文学的“功用理论”,对后世的诗歌创作及其创作理论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六,倡导学习《诗经》要学以致用。总之,《论语》中所记载的孔子关于《诗经》的评论,既揭示了文学理论中许多基本原理,也是我国最早的文艺批评。探讨孔子在《诗经》研究方面的贡献,对于研究中国文学理论史和文学批评史皆具有重要的意义。     

《策林》与白居易“讽谕诗”溯源

白居易为应试编纂《策林》,其中与政治和文学相关的内容,反映出白居易对"讽教"的特别关注和独到见解。白居易的"讽教"观源于《诗经》的"美刺比兴",但《诗经》强调自上而下的政治教化,而白居易强调自下而上的讽谕、箴规,这种源于传统又有别于传统的诗歌主张,成为其创作"惟歌生民病"的"讽谕诗"的理论基础。同时,"讽谕诗"的创作也与白居易自身的因素密切相关,其"惟歌生民病"的"讽谕"精神,一是出自"兼济天下"的道义情怀,二是本于"贵民"的政治思想,三是源于诗人的个人遭际。从理论到创作实践,"讽谕诗"经白居易发展成熟,后来成为唐朝诗人以诗讽谏的一种范式。     

赋诗以理性 塑已以诗情──孔子论“诗”用“诗”初解

文章从《论语》、《孔子家语》、《二十二子》三书中收集所有孔子与《诗》相关部分的内容,参照《论语》中“作歌”等孔子“吟咏情性”的部分章节,着力论述了两个观点;其一,孔子用诗范围最广,孔子言志用诗,鉴政用诗,论人、教化、明礼亦用诗;其二,孔子还在《诗》的本质问题和特殊的教化功能上有着极为深刻的高屋建瓴认识,由此认为：孔子不是形式上的诗人,因为他没有给我们留下哪怕是一首叫做诗的东西;孔子又是本质上的诗人,因为他一生充满诗情,一生与《诗》有剪不断的联系,他用一生建构的诗理体系影响了我们二千多年。     

"文亡离言"的语言内涵

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中的"文亡离言"究竟指代何意义,尚有疑问。本文通过对"文"、"言"在孔子的话句体系中的能指与《诗》教体系中所能进行分析,清楚地揭示出"文亡离言"中的"文"实质在孔子《诗》教体系中指书面语言,"言"实质是口头语言,反映了孔子《诗》教体系对《诗》的语言(尤其是口头语言)教化作用的重视。     

朱子对传统诗经学命题的义理化改造——以“六义”说、“二南”说、“淫诗”说为中心

朱子治《诗》,以绍承道统为己任,以义理为统摄。在综合前说的基础上,朱子集诸家之大成,以周公、孔子的思想为立说基础,对传统诗经学中的三个核心命题"六义"说、"二南"说、"淫诗"说加以重新阐释,并作出义理化改造:朱子以六义为三经串三纬的自足体系,是《诗经》的纲领管辖;朱子将"二南"融进自己的道统体系,赋予其以政治哲学解读,寄寓儒家的政治理想;朱子从人情的角度承认《诗经》中存在淫诗,同时也将淫诗规范在道心、天理范围内。     

也谈孔子“作”《春秋》——孔子“作”《春秋》的诠释学解析

对于《孟子》所说的"孔子作《春秋》"一事,学界从认同到质疑,经历了长期争议。从诠释学角度看,孔子"作"《春秋》实际上是以述为作,借文本诠释成就观念创新。孔子"作"《春秋》,使鲁史《春秋》的属性及其功能发生了重大转向,即由侧重历史和实证向侧重政治和诠释的转向。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注重过去,后者注重现在;前者注重客观,后者注重主观;前者注重记事,后者注重诠释;前者注重史料真实,后者注重政治启迪。孔子"作"《春秋》,就是通过诠释《春秋》,以"窃取《春秋》之义"的形式,对鲁史官的资料选择和意义表述进行契合时代的再诠释,即在"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的无奈中,用褒、贬、讥、绝、讳的方式,阐发和表达自己对社会政治的思想倾向和理想追求,它们包括:尊王尊君的政治秩序、灾异谴告的权力约束、倡导亲迎的伦理秩序,以及由地缘区别到文化差异的新夷夏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