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接传统与现代的民族文学精神寻求

跨接传统与现代的民族文学精神寻求王列生民族文学精神的内在构成，是文学所坚持和蕴涵的民族精神与文学作品形态的民族审美思维方式的有机统一。“传统”与“现代”对特定民族文学而言都是一种既对峙又协调的矛盾一体关系，即各个国家或者每一个时代，都有其定位性或定...     

当代藏族文学的文化诠释

文学是民族的文化符号表现，是民族心灵的感性呈现，是时代变革的最敏感神经。整个藏族社会历史经历本世纪中叶民主改革从而发生了深刻变革，藏族文学也因深刻的社会历史变革而从此进入当代发展。当代藏族文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呈现出全新的面貌，让中国和世界瞩目。藏族当代文学的特质，可以概括为“文化的文学”，既不同于传统，也有别于“现代”。“文化的文学”是我们把握当代藏族文学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观念。所谓“文化”，简言之，是人类群体在历史过程中逐渐积淀下来的生存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及其观念体系和成果。对民族文化…     

战国策派与民族国家文学的现代建构

民族国家文学是探讨文学(批评实践)参与民族国家意识建构的文本形态。抗战时期兴起的战国策派从应对民族危机和改造积贫积弱的国民性出发,大力提倡“尚力”主义和“英雄崇拜”,提出关于民族国家的建构理想:改造旧有的柔弱衰萎民族而成生命力充沛的进取民族,改造受欺凌的民族国家而成具备强大生存竞争力的民族国家。战国策派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虽有矫枉过正的偏颇性,但其挽救民族危亡的文化重建思想仍有超越时代的历史价值。     

第三世界文学与“他者编码”

当今的所谓“世界文学”是以西方文学的价值标准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在这一体系中，第三世界文学被西方的“他者”进行“编码”后，便常常被加以扭曲或变形地理解。这种被“编码”的境遇使得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都有脱离过去传统、失去民族特性的可能，从而也加剧了其边缘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世界的文学家们要想改变现状，就必须通过对“他者编码”的具体分析而采取一种开放的、适合本民族文学健康发展的文化策略。     

从"双重超越"到 "双重虚无"的文化畸变--中国文化现代化历程的回顾

既超越自身社会发展的传统水平 ,又要超越早发现代化国家的既达水平 ,以在更理想的水平上重建现代性中国 ,这是后发外源性事实和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共同规定给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性选择。正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中 ,由于严峻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和险恶的国际环境的叠加影响 ,中国文化现代化始终处于一种“双重超越”性的焦虑之中 ,最终导致了由“双重超越”到“双重虚无”的文化畸变。     

从“文化混血”到“文学混血”──论彝族汉语文学的继承、创新、发展

世界各民族的文学史，都是在不断的继承与创新的对立统一律中，随着不同时代人文精神和审美趣尚的不同而不断变革发展的。本文拟从艺术文化学的角度，将彝族文学的历史性变革，即由原有的母语叙事模式全面转向汉语写作模式这一文化变迁现象，作为彝族文学继承与创新的根本命题加以透视。同时，分析和揭示彝族文学变革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底蕴、当代形态、时代背景及未来走势。一、烙印：由母语叙事转向汉语写作的初期现实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都要经历这样一个历史的转型过程，彝族文学同样顺应这一历史发展主流，较早地由原有民族母语文学形态踏上…     

重申跨国别的文学研究

从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的角度，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比较文学的定义问题，需要为比较文学寻找到一个基本共识。跨国别的文学研究，便是这种基本共识，而且是比较文学定义的充分必要条件。其他的如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只是比较文学定义的必要条件，是以跨国别文学研究为前提的。比较文学不能仅仅是一种文学研究，它还理应是一种文学形态，这是比较文学学科存在的本体论基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新界定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翻译文学作为链接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中介和桥梁，就是一种文学形态，即比较的文学形态。在跨国别的前提下，翻译文学可以成为比较文学的主要研究对象。重申跨国别的文学研究，可以使比较文学的定义明晰化，并有助于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神话、超越中西二元论模式，有助于解决中国文学“走出去”所涉及的理论问题。     

文学产品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一、“公共财产”的有机整体性在“科学使世界缩小”的时代里[1] ,人类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表现在经济方面 ,就是“世界市场” ;表现在文学艺术方面 ,就是“世界文学”。这种“世界市场”、“世界文学”就是人类物质与精神的“公共财产”。世界文学中的各国文学的关系 ,也和“世界经济”的关系一样 ,存在着一种达尔文所说的“生长相关律”[2 ] ,即各国文学的变化和发展都变成了彼此作用、相互关联的一种规律和世界性的“公共财产”。当某一国度文学中的某种文学思潮的涌起与退落 ,某种艺术样式或艺术手法的创新与摈弃 ,常常是既…     

存在理性与生命艺术的探求——论汤姆斯·沃尔夫《天使,望故乡》

沃尔夫在他的《天使，望故乡》中通过浪漫主义的文学表现形式，以高度象征化的手段，在主人公自我意识的探寻中，注入了对整个人类生存意义的富有哲理性的思考，在描写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普通艺术家的成长历程中，既展示了生命个体对时间、命运、死亡和空虚等具有本体意义的焦虑，又以艺术家超越境遇的孤独追求和独特的生命艺术观表现了超越生存时空的勇气和理想。在描写艺术家自我追寻的心路历程中，倾注了作家对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终极价值理想的理性探索     

“桃花源”文学原型的图像置换

“桃花源”是显现于《桃花源记(并诗)》中的理想社会,但其意蕴内涵却在文艺实践中不断地得到丰富与发展.“桃花源”题材的图像创作推动了“桃花源”意蕴的演绎与发展,这种创作以《桃花源记(并诗)》中“桃花源”文学原型为核心,立足语言与图像符号在表现中的互通与交叉,通过对文学原型“出位”元素的表现,将源文本中的文学场景、文学场域以及文学意象置换于图像世界,创造了图像世界的“桃花源”,“桃花源”形态与意蕴在不同主体、相异符号的置换性创作中得到不断衍生与发展.     

美国民族身份悖论的田园向度及其文学表征

美国是一个充满悖论的国度,其民族身份也不例外。自北美殖民时期到后“9．11”时代．美国民族一直表现出极强的悖论性特质,一面是技术至上,崇尚物质与扩张,属典型的帝国心态,另一面是眷恋乡村,向往荒野与回归,饱含诗意的浪漫情怀。文章认为,这种特质既与新大陆的自然环境关系密切,也是美国人“建新伊甸园”使命的外化,凸显一种田园向度,在不同时期有着丰富的文学表征与之呼应。本研究以田园理想和都市情结为逻辑理路。探讨美国民族身份悖论的田园特质、文学表征、历史渊源及其发展趋势,为美国文学中田园理想的阐释提供新的视角,对开展美国文化的多元研究意义深远。     

新时期文学开放的民族化实践

文学的民族化,是处在“当代”的文学艺术在处理与本民族的文化文学传统、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文学经验关系上的一个护持自我、化他为我的丰富和发展过程。自现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力的发展把世界各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置于交往、撞击和互相渗透的大环境当中,文学艺术自然也不例外,因此也就有了世界文学观念的产生。这一观念所要告诉人们的,是作家在从事文学的创造活动时,应该自觉接受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和文学艺术的影响,又应该以文学的民族性为前提,以民族文学的独特性内涵世界文学的共同性和先进经验。鲁迅所谓“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文明”是标志人类进步状态的概念,是对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积极成果的整体性概括和正面性评价。“文明形态”既可以在时间向度上指称人类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文明样态,也可以在空间向度上指称人类不同地域呈现的文明样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成为一种文明形态,因为它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型国家进行的文明创造,传承了中华文明基因并吸纳了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成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统一体。它作为世界上一种新近出现并独具特色的文明新形态,不是单一而典型的文明形态,而是复杂的“非典型性”文明形态,必须用中华文明、现代化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的多重维度来综合把握。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文明的当代形态、社会主义文明的中国形态、现代化文明的超越形态。这一文明新形态丰富了世界文明多样性,促进了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并对人类文明未来发展具有引领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虽已形成,但尚在发展中,将会在未来显现出更清晰轮廓和更成熟样态。     

比较视野下的历史书写及其形态--以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为中心

当下对于“历史”概念的理解,并非全指历史学视野中的历史,还应涵盖文学、美学语境下的“历史”;根据所涉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的具体文本情境,它具体呈现为三种书写形态,即“文革书写”、家族书写和加华史书写;这三种历史书写形态,在北美华文文学、北美华裔文学、中国本土文学等文学语境的综合参照下,呈现出中既传承又变异的特征。具体来说,“文革书写”蕴含“隔洋视角”,并由此在文本中生成离散语境;家族书写除具有传统中国文学中的特指性与历时性特征外,又含有跨界性与未来性特征;加华史书写因历史时空的阻断与隔离,与前两种书写形式相比,脱离了这种主观式的俗套,最大可能性地接近于“不即不离”的艺术理想。     

寻根文学的多重方向

本文从哲学的高度对“寻根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展开透视,认为寻根文学的特点在于：既可以作为现实,又可以作为超越现实的寓言;既是讲的故事,又是讲更为根本的道理。文章以《棋王》、《爸爸爸》、《小鲍庄》等“寻根派”作品为例,解析了寻根文学的多重方向。作者认为,在寻根文学中,阿城的《棋王》写出了一个最可信又最生动最理想的活人;韩少功的《爸爸爸》以实在的远村──鸡头寨来呈现一种与现实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文化氛围、心理结构,这似乎接上了阿城,但这与现代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心理并不像《棋王》似的透露出理想之光辉,而闪耀着非理想的鬼火,《爸爸爸》写出了寻根的复杂性;《小鲍庄》不是与现代隔绝的鸡头寨,而是已嵌入现代社会中的乡村,虽已嵌入现代,但仍然固守着传统,是８０年代定义的“前现代中国”的最典型的表现者。     

理性、位格与境界：比较视域下的超越问题

现实杂多的经验世界背后终极的超越者是什么？传统基督教认为是有住格性的上帝，近现代科学则认为是普遍理性。普遍理性强调的科学规律之必然性，挑战了位格神干预尘世的可能，但也使人类的自由意志、创造性等精神性存在成为了难题，从而构成了科学与基督教的形而上冲突。中国传统的境界论可以更好地解释超越，高境界既内在又超越于世俗，既在某一境界之内承认相对普遍的理性，又使创生性存在于不同境界之间，从而使理性与创生性在某种新角度下得以共存。     

从“君”“道”关系看士大夫的话语分裂

“道”与“君”的关系是儒生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却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从儒生自身来说,他们对道的追求表明他们心目中有一个超越现实的理想世界,并企图以这个超越的理想世界来匡正、改造现实世界：另一方面,实现理想世界的主体又不是儒生自己,而是掌握社会政治权力的君主,超越的道最终必然依附于现实的政治权力,从而使理想世界愈加显得渺茫。这样一来,是“从道”还是“从君”,     

对"文明"的再思考——兼论唯物史观历史单位的合理性

民族国家等社会结合体是近现代历史哲学家构建理论体系的主要“历史单位”。随着人类历史由地域走向世界的历程,“历史单位”也随之不断演变。其中,20世纪思辨历史哲学代表的文明形态史观把最基本的历史单位定义为“文化”或“文明”,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影响,既总结了以往历史哲学关于历史单位的思考,又是人类“世界历史”形成的反映。唯物史观的社会有机体理论是囊括全部社会生活的总体性范畴,超越了文明形态史观的不科学性和唯心主义色彩。     

再论民族艺术审美文化资源的利用与展示

民族艺术审美文化资源的利用与展示,以及当代民族艺术发展的路径与取向,概括为“发现优势、坚持创新、走向超越”。一是民族艺术发展,就是民族文化资源优势与现代化传播手段与途径优势;二是当代民族艺术的创造须深入到民族文化结构的层面,开掘其内在资源,把握其精神内核。继而借此进行新的、相适于当代人审美趣味的创造,做到民族性、地域性与现代性完美融合,形成有创新的艺术样式,才可能不断焕发生机;三是民族艺术审美文化资源得到合乎规律的、有生机的利用与展示,不断获得新的生长点,实现持续发展。则必须依托于民族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与有机性．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多重超越”．     

周作人“人的文学”观的价值阐释

“五四”时期 ,周作人提出了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人的文学”观 ,指出人既是创作的主体亦是创作所要反映的客体 ,从而创造出文学的新观念和新话语 ,以接近于世界文学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评判标准等基本观念 ,使中国新文学具有了世界性和开放性。“人的文学”观的价值理想是建立在启蒙思想之下的一种理想主义 ,它作为新文学的价值参照标准具有一种普遍性 ,但同时也产生了文学意识“左”倾倾向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