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80年代以降台湾现代诗的现实书写

从现实的四个命意出发,可列述现实书写的两个要件,进而聚焦于1980年代以降台湾现代诗的现实书写。可首先通过讨论外于共相的背景音乐式现实书写,即就诗作对现实的反应切入核心。1980年代之后,台湾现代诗的现实书写汇集各种手法而粲然大备,拓展观物方式而视野大开。1980年代以降,战后第一世代诗人成为了台湾现代诗创作与论述的主力,出于各种推波助澜的主客观因素,台湾现代诗的现实诗学已迄完成。     

新世纪介入“中国现实”的长篇小说研究现状

新世纪以来,介入“中国现实”的长篇小说层出不穷,吸引了诸多评论者的关注。论者以书写内容、介入方式、叙事困境为支点,分析了不同作家的现实书写,研究视点 和评论方法逐渐多元化;但面对“介入现实”这一宏阔命题,现有研究仍有诸多不足,亟待从“史学”视野、作家现实观的更迭、书写公共生活与小说的诗性正义、萨特“介入” 观的三层次与文学的理想之光等维度寻找新的学术突破点。     

战争与20世纪40年代女性文学

20世纪40年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战争书写成为这一时期女性文学的核心内容。这种书写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以丁玲、草明等人为代表的充满民族国家意识的战争书写;以陈敬容、萧红等人为代表的注重对现实的沉思默想的战争书写;以张爱玲、苏青等人为代表的关注日常生活的战争书写。三种形态的女性战争书写各有其主要特征和意义,之所以出现这三种书写形态的原因在于:战争对社会生活的重新整合及战争对男女性别的现实要求。     

梦与醒的通路：苏轼的“应梦”叙事与记忆改写

通过联想建立起的抽象对应关系,苏轼寻找到梦境与现实相互转化的现实依据,为“人生如梦”命题提供理性解释路径的同时,也使其“应梦”故事的书写,形成了以抽象关系而非具象的图像对应为核心的固定叙述模式。当梦境经过了较长时间而转化为记忆时,梦醒转化的现实逻辑也促使苏轼在保留抽象对应关系的前提下进行梦境记忆的改写。出于对风格、主题等文学内部因素的统一性与自我形象塑造等现实层面的考量,苏轼对梦境记忆的改写也呈现出作为书写策略的面相。苏轼“应梦”故事的书写显示出作为文学作品的记忆书写所处的过去、当下与现实相互交织的复杂状态。     

现实文学与传世文学

文中将大文学分为“现实文学”与“传世文学”两大类。前者采用口语书写方式,后者采用书面语书写方式,从而避免了对“文学”的笼统模糊的认识。现实文学与传世文学不仅书写方式不同,写作动机与写作手段亦不同。     

梦幻书写与现代女性主体的精神成长

现代女性小说的梦幻书写与传统女性梦幻书写截然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现代女性主体的精神成长,是一种具有鲜明时代色彩的现代梦幻书写.这在现代女性小说对梦想的自主追求、回望往事与想象未来、对社会现实的梦幻思索等方面的梦幻书写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仪式书写与旅行书写——评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集《好女人的爱情》

从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集《好女人的爱情》中选择四个故事,分析她独特的女性叙事话语——仪式书写与旅行书写。对艾丽丝·门罗来说,仪式书写和旅行书写是赋予文本意义和阐发内涵的途径。她用仪式书写和旅行书写探讨了女性在现实中的主体地位、人生价值、现实存在以及自我成长。从这个意义上讲,她丰富了成长小说的内涵,拓展了女性叙事话语的边界。     

论沈光文寓台时期的博物书写

沈光文寓台后的创作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基于遗民心理的乡愁书写,二是基于知识传统的博物书写。沈光文寓台后的博物书写主要体现在文体上的多样性、内容上的异物性和手法上的描述性。究其写作原因,一是渊源于传统诗文书写的博物理论,二是入台后亲身经历所提供的现实基础。沈光文寓台后的博物书写富有开拓性,影响深远。     

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王蒙20世纪80年代老同志形象塑造及其老境之思

王蒙20世纪80年代的革命历史书写是新时期以来反思“文革”最深刻的小说创作。现实主义的文风、身临其境的历史感以及知识分子的理性精神使得王蒙的人生思悟成为当代文坛“少共”人生书写最沉厚的篇章。本文集中探讨了王蒙20世纪80年代“少共”人生书写的最后一站——老境人生书写,揭示生命与革命、政治、信仰、当下现实及死亡各命题的复杂纠缠,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当代文学书写人及革命历史的复杂图景。     

论当代女性小说对"爱情神话"的解构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写作女性不再认同传统文化书写的爱情神话,她们不约而同地在具体的性别权力结构中书写出大量的现实爱情故事.她们对两性爱情的自觉的主体性书写,构成对传统爱情神话的深刻讽刺和无情解构.     

谈张爱玲小说书写女性欲望的特点

女作家张爱玲书写女性欲望有其独特之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书写女性对现实、功利婚姻的追求;二、曲折、含蓄的性爱描写方式;三、文本的非自传色彩.同时作家在书写中反映出了浓厚的女性主义思想,并表现出苍凉、绝望的心境和对女性命运的深邃、执著的哲理性思考.     

华兹华斯式田园书写及其当代意义

华兹华斯的田园书写有别于传统的田园诗，主要在于他融现实、想象和象征为一体，把客观的花儿、羊和贫民等田园主体提升为主观意象，并依照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现实的乡村生活进行本土化改造。田园意象是华兹华斯式田园书写的要义，也是诗人的诗心、诗性和地理基因的外在表现，体现了诗人对自然、人生与人性的深入思考，寄托了诗人的自然观念和生态思想。华兹华斯式田园书写的主旨思想对当前中国重视生命共同体、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心上自有高楼——当代满族诗歌、散文与报告文学巡礼

当代满族的族别文学,业已形成书写题材多样、创作体裁均衡、作家布局合理、艺术诉求纷繁的整体态势。在诗歌、散文与报告文学的创作方面,"族性"书写与普世价值叙说均有充分表达。满族文学的成熟,是该民族众多作家共同托起的现实。     

胡适文学史书写的叙史策略和现实诉求

胡适的文学史书写提供了一种"但开风气"的叙史方式——以呼应时代主题、推助现实社会变革的目的诉求对文学史进行"合目的"的建构。胡适为文学叙史背后始终有着文学史为时而著,治文学史以干预现实的目的。他把历史进化观念融入文学的进程,把"当代思想"放在白话文学逐渐演进的历史中展开,使中国文学的历史形成了伴随社会变革而朝向更进步、更现代的开放性结构,最重要的是,通过文学史书写实现了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的相互转化。     

书写：作为文学理论范畴

随着60年代以来西方语言论美学的兴衰变化,德里达等人赋予"书写"这一概念一种对现实的冲击性力量,使之成为一个不断受到关注的文论范畴.书写及其相关理论的衍生,正走向关注文本修辞的阐释思路.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人性变迁

现代中国文学中的人性书写经历了20世纪的历史变化,中国古典意义上的人性书写向现代意义上的人性书写转化。这个过程既与中国古典人性意向相悖,又在某种程度上向其回归;既移植着西方人性话语,又修正着其与中国传统人性话语不相融合的部分。但20世纪中国文学始终没有弄清中国古典人性话语和西方人性话语两者之间的关系,所以一直陷于两者的困惑和牵制中,至市场化年代,走上被利益化和欲望化所控制的极端。在中国市场化意识形态与现实生存紧密一体化的语境中,文学仍然迷失在现实中,没有形成独立的文学人性空间和书写意识。     

女性书写的哲学语境

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颠覆蕴涵着菲勒斯中心主义(phallocentrism)和二元论逻辑的形而上学传统,她们对女性特质、女性意识、女性身份认同等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极力提倡女性书写。这既是女性主义自身发展的结果,也受到了西方当代哲学发展的深刻影响。在今后的发展中,如何既深化女性主义文化批判、提高女性书写的精神境界,又使女性书写更切合实际、具有更强的现实穿透力,将是女性主义持久的任务。     

文化史的理论和实践:从利维斯到威廉斯

威廉斯和利维斯的文化定义都是文化史理论,他们之间的交锋既发生于文化史理论的层面,又发生于历史书写的层面。在文化史理论的层面,"作为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超越了"作为语言运用的文化","选择性的传统"超越了"传统";在历史书写的层面,"文化扩张论"颠覆了"文化衰落论","文化参与"取代"文化质量"成为书写的线索,对报业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了文化批判。"共同文化"与"有机共同体"分别构成了两种文化理论的核心,其现实语境则分别为成人教育和剑桥"批评革命",理论与现实的密切关联给历史书写带来了张力。     

再现的政治:历史、现实与虚构——论历史书写元小说的理论特征及内涵

历史书写元小说是上世纪中后期在欧美出现的新小说形式.它兼具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传统历史小说的部分特征,同时又颠覆它们固有的观念和前提,尤其是对现实主义的历史再现观和现代主义的文本主义提出根本质疑.在语言论转向和历史转向的双重影响下,历史书写元小说着意去探讨和揭示语言在再现历史和现实中所发挥的作用,将一些被人们想当然接受的常识和观念去自然化、去神秘化,渴望以此来破除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的幻觉,认清其作为话语建构的本质,进而引向现实政治变革的可能.因此,它也就不像詹姆逊等人所批判的那样是反历史、反现实和逃避政治的.     

写手抑或作者？--网络小说的后现代书写观念及其局限

结构主义者指出,作品是一种无意识的社会和文化现象,而不是作者自主的表达。网络小说的书写不仅从现实的角度印证了这一点,更在书写形式上打破了作者对于文本的垄断。网络小说以社会化的书写方式,迎合了后现代的审美趣味,在书写方式上进一步促进了作者身份的“去中心化”转变。作者成了写手,创作成了书写。网络小说的书写成为一种游戏,成为存在的一种本真的表达。但是,后现代书写观念下的网络书写却仍然存在困境。一方面表现在书写的差异性被抹平,另一方面表现在难以回答伦理的要求。问题的根本在于后现代书写是对现代性创作的矫枉过正。写手和作者的观念各自把握了一部分真理,关键是在二者之间重新定位作者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