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视野下明代《西游记》批评研究

明代心学的兴盛,无论在创作上还是在批评上,对当时小说都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明代关于《西游记》的批评主要有：世德堂本中陈元之的《序》及其夹批、李评本以及谢肇淛等人的评点和评论;在这些批评中,均渗透着当时的心学思想。     

晚明诗家谢肇淛——兼论《小草斋集》的藏传

谢肇淛是晚明一位重要的文学家、诗人.考订谢肇制的生世、仕历、著作,着重研究了他的明末刻本<小草斋集>、<续集>,指出这个刊本的价值.谢肇淛的诗论和诗歌,在晚明独树一帜,诗歌具有风韵婉逸的独特风格,与竞陵、公安有别,在晚明闽诗重振风雅中起了重要作用.     

谢肇涮文言小说《麈馀》考论

谢肇淛的文言小说<麈馀>明末初版后未在国内再版过,目前也不知道收藏于何处;但曾传入日本,并受到日本读者的欢迎,不止一次翻刻.据收藏在日本和台湾的原版和日本翻刻本,可以对谢氏创作<麈馀>的背景、动机加以考察,并了解其写作的主要思想倾向.     

心学视野下明代的《西游记》批评

明代＂心学＂的兴盛,对当时的小说无论在创作还是批评上都产生了较深的影响。明代关于《西游记》的批评主要有：世德堂本中陈元之的《序》和其中的夹批,李评本,谢肇淛等人的评点和评论,在这些批评中均渗透着当时的＂心学＂思想。故本文拟就对明代受到＂心学＂影响的《西游记》批评做系统的整理,并在此基础上作客观的分析、评论。     

晋安诗派与明末清初的元诗接受

明代诗学的主流是宗唐,直到万历年间公安派提倡宋、元诗,才突破前人的藩篱。但公安派只是首开风气,并未真正付诸实践。与之相反,以谢肇淛、徐、曹学佺为核心的晋安诗派,虽然在理论上坚守了宗唐的诗学传统,但在具体的诗学活动中则非常关注元诗。徐红雨楼收藏有元人别集68种,在藏书史上留有佳话;谢肇淛《小草斋诗话》对元诗的批评,多能发前人之所未发;曹学佺《石仓元诗选》选诗4224首,是元、明时期规模最大的元诗总集。他们不仅在本地营造了阅读、批评、传播元诗的氛围,而且积极与主流诗坛进行交流和对话,共同影响了明末清初的诗学走向。     

以梦释戏的心理分析方法臆说——兼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比较

提起梦与文艺创作的关系,我们首先会想到弗洛伊德。但只要稍稍注意一下我国古代的文艺批评就不难发现,汤显祖、谢肇淛等批评家早就提出了“因情成梦,因梦成戏”、“戏与梦同”等重要论断,王骥德、李渔等踵事增华,使这一方法在戏曲批评中发挥出重要作用。     

也说“求放心”说与百回本《西游记》大旨——兼与石钟扬先生商榷

自《西游记》于明代中后期问世以来，从心学角度探求作品之大旨成为《西游记》研究的主线，且在当代仍有广泛的影响。石钟扬先生提出谢肇淛“求放心”说有违《西游记》大旨的疑问，对于深入认识《西游记》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在立论和证据方面存在着诸多偏颇，对心学与《西游记》的关系、“求放心之喻”的主题观似不能作彻底的否定。     

《明史·谢肇淛传》考误——兼谈《明史》之失

谢肇淛是明朝著名文学家,一生著述颇多,入仕后多有政声,《明史》卷286《文苑二》中有其传记。但传文仅有四十六字,记载本就不详,又据《明史·选举志》《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民国《长乐县志》《列朝诗集小传》《明通奉大夫广西左方伯武林谢公墓志铭》《中奉大夫广西左布政使武林谢公行状》等文献资料考证可知,谢肇淛中进士的时间、终官右布政使和所著书目的记载均有误。除此之外,以修史时间长、体例严谨著称的官修《明史》中类似的错误与不足之处也为数不少,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也不尽相同。     

明代名臣刘天和的政绩

明代名臣刘天和一生政绩,主要表现在郡守天下第一,治河朝野称神,防边功勋卓著.既有文韬武略,远见卓识;又在战略战术与武器设计,治河思想与技术工具的结合上有所创新,是一位难得的将人文精神与科学技术相结合而有所作为的人物.     

徐(火勃)年表

徐[火勃]（1570—1642）,字惟起,又字兴公,闽县（今福州）人。明代文学家,与邓原岳、徐通、谢肇淛、曹学俭,复振闽中风雅。后进学徐[火勃]诗,人称“兴公诗派”。藏书家,积书数万卷,多善本、秘本,建红雨楼、绿玉斋、宛羽楼贮之。有《幔亭集》、《红雨楼集》、《笔精》等。     

明代中后期黄河治理过程中护陵保漕方略的失衡及影响

明代前期黄河治理以保漕为中心，实行北堤南分的治河策略，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张秋运河的安全，却使黄河中下游河患由河南转向山东、南直隶境内，淮泗地区受灾，明祖陵、凤阳皇陵、寿春王陵开始受到洪水威胁，护陵政策提上日程。护陵政策作为一项政治方针，要确保“龙脉”不损，“王气”不泄，维护皇权威严和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政策贯穿了整个明代中后期。护陵策略的施行使原有治黄方略不得不做出新的调整，治河者从保漕任务转向护陵、保漕兼顾，从而陷入政治、经济两大掣肘，左支右绌，最终导致河患加剧，治河遭遇瓶颈。区域内的百姓常遭水灾，经济凋敝，流民四起，动摇了皇朝的统治根基。明代中后期护陵、保漕方略影响了黄河治理、经济发展以及民生稳定等多个方面，折射出人文政治因素在治河过程中的重要影响。     

明代万历年间总漕与总河之争述论

明代万历年间,总漕与总河出于部门利益考量,围绕治河方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最终导致万历五年和万历二十六年两次合并。二者争斗看似是治河、通漕与维护祖陵的理念之争,实则体现了万历年间复杂的政治生态。明代总漕设置于景泰年间,总河设置于正德年间,设置目的在于应对黄河决口后临时性的漕运危机。总漕与总河的设置仓促而成,其职掌多有重合之处,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组织效率低下与相互争斗的泥潭。这是明代体制性弊端的集中体现。     

晚明闽派对王世贞复古思想接受探微

通过对晚明闽派数位重要作家作品的考察,揭示了王世贞对隆庆、万历前期闽中文坛的较大影响,并且指出这种影响呈现越来越弱的走势。这种趋势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公安派、竟陵派的先后崛起导致后七子的影响愈来愈弱,同时也和闽中诗人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振兴闽派的地域自觉意识有关。晚明闽中诗家如邓原岳、谢肇淛、曹学佺等努力张大闽派一贯的风雅传统,逐渐摆脱了后七子的巨大影响,抵消了公安派、竟陵派对闽派的冲击,使晚明闽派成为一个重要诗派继续屹立于明代诗坛。     

徐火勃的《红云社约》与红云诗社 ——晚明文人雅集之一例

万历三十六年（1608）夏，闽中荔枝大熟，绛囊挂树，夕阳照射，满天红云，谢肇淛与徐火勃结餐荔会，组织红云诗社，徐火勃作《红云社约》。社友频繁聚会城中名胜，遍尝佳品，作品甚多。荔枝，具有很高的美学观赏价值，唐宋以来文人津津乐道，蔡襄为作《荔枝谱》，到明代已形成荔枝文化。《红云社约》是一篇有特色的小品。红云社是一个有浓厚地域特色的、很能体现文人雅兴的诗社。     

论明代徽刻

所谓“徽刻”,是指徽州私人刻书。古代刻书有官私之分。政府和寺庙刻书,谓之官刻;除此之外,坊刻、家刻、塾刻等,皆属私刻。明时,域内私人刻书盛行,书坊分布很广。明万历间学者谢肇淛说:“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不下宋版。”①今学者毛春翔也指出:“明刊本,若就地方而言,则苏、浙、皖、闽为刊刻中心地。”②皖之书坊主要集中在徽州,以府治歙县为中心,包括徽属他县。当时这里书坊林立,刻工云集,其刻书之多,内容之广,技术之精,质量之高,影响之大,在全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所以值得研究和总结。     

北宋黄河治理观念探析

<正>自古“御边、治河、澄官冗”为“百官有司之当务其大者”,黄河治理在中国古代一直被视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甚至把堤防比作边防,把治黄比作治国,素有“黄河宁,天下平”之说。黄河素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北宋时期黄河频繁决溢甚至改道,河患较之前代更为突出,黄河治理问题是宋朝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终北宋一朝,治河成为基本国策,士大夫们也产生了诸多关于治河理念的探讨,     

简论明代广西土官与朝廷及土官内部的矛盾

明代广西社会矛盾除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这个主要矛盾以外,还有民族矛盾,土官与朝廷以及土官内部的矛盾等。这些矛盾,互相联结,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激荡,使明代广西社会矛盾格外复杂和尖锐。农民起义此伏彼起,终明之世,从未间断。因此,要研究明代广西农民起义爆发的原因,必须分析研究造成明代广西社会矛盾激化的各种因素。笔者认为,造成明代广西社会矛盾激化的因素很多,除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之外,还有土官与明朝廷及土官内     

复调的生成-外位性思想与巴赫金的文化诗学

外位性思想是巴赫金在学术生涯初期提出的,它脱胎于其哲学人类学,并始终在其学术活动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他在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中加以积极应用,生发了复调小说理论、对话理论、狂欢化理论等。尽管外位性思想在哲学人类学、文化学、人文学科方法论等方面有很大价值,但巴赫金在文艺学领域的创见却有着明显的哲学人类学印记。这虽然为文艺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和学术视野,却是以对文学自身某些规律有所忽略为代价的,因此,这也是巴赫金的某些结论始终无法彻底自圆其说的根源。     

东河总督曾国荃治河事迹述略

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此后漕运路分南北,治河、修河成为晚清重要的内政。光绪元年,曾国荃临危受命,出任东河河道总督,期间多方筹集经费,改善运属长夫生计,修治河道、堤坝,试图恢复河运。但是河湖淤塞、河务繁杂、河帑短缺、河员贪腐等因素制约了其治河,故收效甚微。     

分流抑或合流：嘉靖时期黄河下游的河道治理

明代黄河下游河道在嘉靖二十五年前后并未实现合流，虽然此时徐州以上的上流河段单股河河型初步形成，但徐州及其以下的下流河段却呈现出散乱的分流态势。嘉靖初年，明廷在河道治理问题上进行过广泛讨论，但此时的黄运问题不同以往，黄河被人为地导向徐州，并在堤防的作用下实现了局部合流。在政治、环境、思想等层面出现重大变化的嘉靖朝，诸多黄河本身以外的因素也给河道治理带来了极大掣肘。至嘉靖朝末，明廷在治河思想上发生了剧烈变化，传统分流思想被新的合流思想所取代，并为之后隆万时期更加全面系统的河道治理工程开启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