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甲午战争中的"禁米出洋"政策

甲午战争中,清政府严厉强化其传统的禁米出洋政策,其目的有二:一是对外,严厉禁止清国人民运米济倭,以此作为打击日本侵略军的手段;二是对内,保证军需民食,维护社会的稳定。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窒碍难行的情形,清政府据此对禁米出洋政策做了一些调整。但是,由于清朝政治的腐败、军事上的失利,禁米出洋政策在打击日本侵略军、保证军需民食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它挽救不了清朝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命运。     

明代人才制度中的蒙古族策略

蒙古贵族忽必烈于至元八年（1271）建立元朝后,在人才任用及科举考试中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汉族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与元朝人才政策与科举制度相反,在洪武初年采用了较为明智的蒙古族人才政策。探讨这一现象,有助蒙古族与汉族关系史的进一步研究。一、元朝蒙古贵族的民族人才歧视政策元世祖用暴力征服华夏其它民族后,将国内的人分为四等：第一等蒙古人,主要是原来蒙古各部落的人;第二等色目人,主要指西夏、回回等民族;第三等系汉人,包括契丹、女真和原来金朝统治下的汉人;第四等指南人,即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和西南各少数…     

论皇太极对辽东汉人政策的调整——以对辽官、辽将的争取为中心

皇太极即位后,针对其父对辽东汉人政策的失误采取了一系列对汉人的调整政策,赢得汉人的支持与拥戴。同时,皇太极又成功地争取了明辽东的辽官、辽将,使清朝获得了明清战争的主动权,从而彻底摧毁明宁锦防线,得以顺利入关。在清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辽官、辽将发挥了重大作用。     

“民”与“汉”:清代“民户”的划分及其实质

清代的户类划分一般具有职业与民族并重的双重标准,其中“民户”在与各少数民族人口并列时常简称为“民”或“民人”,所指称的是与各少数民族人口相对的汉族人群.在清代人口分类语境下,“民”或“民人”明显具有“汉”或“汉人”的内涵.清代民户与各少数民族人户的民族性质差别,是国家人口分类管理与赋税制度实施的基础.     

从惠安钟厝社公信仰看畲族的民族意识

钟厝是福建惠安县山腰乡的一个村子,地处平原濒海地带,经济亦农亦盐。四百多年前的明朝嘉靖年间,钟厝钟姓的祖先钟进响从山区搬迁至此,经过几百年的生息繁衍,现今人口已达千余人。整个钟厝,除有几户“连”姓汉人外,皆是钟姓畲民。钟厝畲民的宗教信仰与附近的汉人大致无异,信奉佛、道二教,许多家庭供有观音,敬有灶王爷,对关公、太师爷、妈祖等神也十分崇拜。然而,村内最重要的神祗是社公。据传在明嘉靖末期钟厝畲族始建供奉社     

晚清粤人出洋游记中的异域书写与中国现代性的发生

中国的近代化之路迂曲波折。晚清处于东西方接触前沿的广东知识分子离开故国出走西洋或东洋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出洋粤人经历了从现代文明的观察者到自身文化传统的反思者的角色转换,也历经了对现代文明由怀疑抗拒到主动接受学习的心理嬗变过程。晚清粤人的出洋游记蕴含了丰富的信息。处于转型期的广东知识分子在书写中还带有浓厚的儒家传统意识,但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之下,他们对于儒家传统表现出的是极大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广东知识分子的出洋游记以及他们在书写中对于传统与现代的思考,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国开启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论武则天改革与隋唐社会之正统化趋势

隋唐时期,正处在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之后,从历史的发展趋势上来看.需要用传统的汉人之制,即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等,对民     

清前期热河地区的汉人移民

明末清初汉人即有因战争原因被抓入热河地区为奴者,这是汉人移民热河的开始。康熙年间由于长城以南地区人地矛盾激烈,大量汉人在政府默许下移民热河,规模逐渐增大,造成很多社会问题,导致乾隆年间禁止汉人移民政策的出台。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使这一政策未能贯彻,汉人仍不断移民热河地区。清前期禁垦政策的变化,反映出统治者对待移民问题的被动态度和矛盾心态。     

论乾隆朝清廷对东北的封禁政策

清初清朝统治者为恢复东北地区残破的经济,积极鼓励汉族民人出关开垦土地,而当汉族民人大量涌入东北地区后,清廷又于乾隆五年颁布旨在阻止汉族民人出关的封禁政策。封禁政策集中体现了清朝首崇满洲的基本国策,对东北地区的发展无疑起到阻碍作用,这种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政策最终注定以失败而告终。     

魏晋南北朝时期高昌人的衣食状况及人文风习

魏晋南北朝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民族大融合时期。伴随周边少数民族竞相涌入中原，无数汉人却为躲避战祸陆续西徙。吐鲁番一带，土地肥沃，西汉时即已辟为汉军在西域的屯田中心，东汉、魏、晋沿袭开发，日渐成了饱尝兵刀颠沛之苦的人们向往的地方。大批来自河西、陇右等内地的汉人聚居，迅速在这里形成了以汉人为主体的社会，出现了汉人政权，其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亦自成体系。作为中原文化的负载者，在民族融合的洪流中，在东西交通的孔道上，高昌人的衣食状况和人文风习如何，笔者试作一概述，愚安之见处，尚祈方家斧正。“民以食…     

两司与清末外交

清末,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步步深入,地方官员办理外交事务者逐渐增多,并且范围不断扩大,进而两司发展为近代中国独特的地方交涉机关。两司作为地方行政事务的主管机构,在地方外交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政府利用两司办理外交事务,既能贯彻其外交在外的行政方针,又能满足其天朝上国的虚骄心理,更解决了地方无外交机构的弊端。     

清前期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土地所有权状况——基于清前期蒙垦政策的考察

清前期,由于统治者实行了比较宽松的蒙垦政策,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土地被大量官垦,其地权关系也开始产生变化,主要体现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土地所有权为国有化的前提下,统治者为了自身利益,开始对归化城土默特地区进行官垦,导致该地区的土地使用权产生分化。在官地内,国有化的所有权对其使用权起支配作用,使得所有权分属于代表国家利益的不同集团。就公地使用权而言,最初只归蒙丁所有,但是窘迫的生活处境加之宽放的蒙垦政策,蒙丁开始把户口地的使用权转租给汉人。这种被“转让”的土地使用权,实际是国家默认状态下的蒙丁对户口地的次级所有权,土地私有制的萌芽开始在蒙古地区出现。     

论降清知识分子在缓解社会及民族矛盾方面的作用

清王朝入主中原之后,处在汉族人民汪洋大海般的包围之中,各地的反清斗争绵延不断,使得清王朝的统治者十分棘手。究其根源,则是因为清王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所以激起了广大汉族人民的仇视。对于清政权来说,要想在中原站稳脚跟、巩固统治,必须首先缓和各种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而对于采取何种措施来达到这样的目的,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政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降清知识分子以其娴熟的治理国家经验帮助清王朝统治者实现了这一目的,从而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兴灭继绝”与“以夷制夷”——试述传统政治文化对晚清东亚外交的影响

依照文化(主要是政治文化)影响国际关系和各国外交的理论,前者对国际关系和各国外交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影响.施政惯例是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各国外交中的作用主要是为各国外交行为体的外交行为提供相关的策略资源.在晚清的东亚外交活动中,统治者充分运用了"兴灭继绝"和"以夷制夷"这两个具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特色的施政惯例,以此促进了规复琉球和劝导朝鲜主动开国这两项政策的制定,并对相关外交政策的实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清代"禁留地"的开垦对鄂尔多斯地区的影响

"禁留地"是清初沿晋、陕边墙以北划出的一块东起山西偏关关河口,西迄宁夏宁城口的长条形禁地.清以来对该地的开垦促使鄂尔多斯地区形成了蒙汉杂居的局面,客观上促进了蒙汉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但同时因蒙民失地而汉民得地,引起了蒙汉纠纷和民族矛盾,特别是蒙汉间的争地矛盾时有发生;此外,大规模的掠夺式开垦种植加快了鄂尔多斯地区沙化的步伐.     

晚清满汉关系与新伊分治

文章从晚清满汉关系的大背景着手,认为新疆建省时期,正值满汉博弈的关键时期,新(新疆)、伊(伊犁、塔城地区)分治局面的形成,是满汉官僚调和矛盾、互相妥协的产物;新、伊分治造成了巡抚、将军的并立局面,两大不容,权力掣肘,事实上削弱了新疆的防务体系和行政的统一性,是新省体制中的不和谐音符。     

试论清代在归化城设置驻防的经济原因

清代为了防备准噶尔部,在归化城土默特地方设置了军事驻防,驻扎了八旗军队。个中原因除了归化城一带地处南北交通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之外,经济也是清统治者考虑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文章从农业、畜牧以及商贸等三个方面阐述绥远城驻防设置的经济要素,以揭示在该地设置驻防的经济原因。     

论孙中山对帝王思想的批判和斗争

孙中山从立志倾覆清廷时 ,就开始摈弃帝王思想 ,并为实现共和国的理想 ,维护民权制度 ,同专制统治者和帝王思想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他对帝王思想的批判和斗争 ,谱写了中国近代思想史光辉夺目的一章 ,为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论儒家思想与"康乾盛世"的关系

儒家思想是封建统治者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清前期,统治者以儒家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积极进取、奋发有为,实现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呈现出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局面。儒家思想在"康乾盛世"形成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历谱识认

中国边疆治理始终交织着治理思想、机构与政策三重“一体化”要素。萌显于夏商时期的边治思想,后经帝国统治者及思想家充实完善,及至明末清初终成为完整的思想体系。统治者为将国家认同的边治思想发展为可以富边惠民的制度,自商周时起,就开始设置边治机构,制定边治制度,科学有效施政,从而创造出一个有机的中华“大一统”帝国。然而,从久远的边疆治理历谱来看,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实践直接或间接地依循了国家主导型范式,从而导致了许多的负面后果。边疆治理中,民族国家在充分赋予边疆社群较大主体性的前提下,应基于国家整体利益和边疆民族多元理性需求来设计和施行制度,从而厚重地建塑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才能真正创造出“国”与“边”、“边”与“民”同一的共同体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