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作者身份及思想内涵探析

本文作者认为"子夏门人"为<竹书·诗论>作者身份最科学的界定,并指出它在对儒家<诗>教精神承继中,发展并表现的新走向,对"言"的重视则表现出作者的儒家思想.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诗论”(三)

上海博物馆最近公布了该馆所藏并整理的一批“战国楚竹书”材料。编者称 ,其中有先秦音乐的内容如《孔子诗论》、《诗乐》和几篇未见于《毛诗》的诗篇。今本《诗经》以《国风》、《小雅》、《大雅》和《颂》为序。竹书《孔子诗论》中的序列与此恰相反 ,称为《讼》(颂)、《大夏》(夏、雅通)、《小雅》和《邦风》。《诗论·序》论次也和今本《诗经》的大序相反。许多诗句用字和今本《诗经》不同。竹书《孔子诗论》没有今本《诗经》小序“刺”、“美”的内容(《楚竹书·序》)。由此也可窥见传世文献未曾记录的两千多年前的《诗》篇和“孔子诗论”内容。本文结合古文字、古文献的考释 ,作些初步讨论。这里发表的是第三部分     

上博简《诗论》作者复议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简称上博简)陆续公布后,其《诗论》作者问题遂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大致形成了孔子作、子夏作、接受春秋《诗学》的人所作三种代表性观点.对《诗论》作者的考察应把握两个关键:第一,隶定""作"孔子"还是"卜子";第二,确认""的言论是否贯穿《诗论》全篇.研究发现,有三条证据可以证明""隶定为孔子无疑:其一,《鲁邦大旱》为""隶定"孔子"找到了铁证;其二,战国铜器简帛合文为""不能隶定"卜子"找到了旁证;其三,先秦传世文献为"卜子"与"子夏"的关系找到了反证.仔细解读《诗论》文意可以发现,""言论确实贯穿全篇.因此,孔子为《诗论》作者不容质疑.     

《诗论》说《关雎》等七篇释义

《诗论》为亲闻孔子《诗》学的弟子所作，对照文献，　最可能是子夏。现在看，《诗论》和《诗序》、《毛传》，在思想观点上虽有承袭，但实际　距离是相当大的，即以《关雎》等七篇而论，差别即很明显。《诗序》不可能是子夏本人的　作品，只能说是由子夏开始的《诗》学系统的产物。但无论《诗序》还是《毛传》，都确实　有《诗论》的影子，这对我们认识《诗》学传承，十分重要。     

上博楚简《诗论》献疑

就上博楚简《诗论》的作者及其与今传本《毛诗序》的关系,研究者提出不少观点,但仍然存在一些疑问之处。通过辨析可以发现:先秦两汉典籍未见直接称子夏为“卜子”的用法,子夏作《序》之说根据不足。楚简《诗论》和《毛诗序》解《诗》方法不同,解诗多有歧义甚至完全对立。《毛诗序》距楚简《诗论》年代可能较近,却无一处原文相同。因此,楚简《诗论》不可能是《毛诗序》的祖本。     

“孔子诗论”文本性质与“今文”解诗传统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孔子诗论”一篇是大家认识这批竹书的开始,也是这批竹书中学者讨论最多的一篇,为研究先秦解诗传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但这篇文献并不完整,也不像之前大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篇结构和逻辑都很严密的论文,而是论诗材料的汇编。这批材料不同于《毛诗》序,缺失类似于《毛诗》序中关于诗歌分类以及解诗历史框架之类的信息,反映的是一种不见于传世文献的“今文”解诗模式：“孔子诗论”之于《毛诗故训传》和《毛诗》序,类似于《春秋公羊传》或《春秋穀梁传》与《春秋左氏传》的关系,是通过单个字词构成的语义链条,来探求诗背后所隐藏的圣人思想和微言大义。     

上博楚竹书中的"诗论"文献及范型

根据上海博物馆公布的该馆所藏并整理的一批“战国楚竹书”材料 ,可以发现传世文献未曾记录的两千多年前的《诗》篇和“孔子诗论”的内容和形态 ,这对于比勘传世文献 ,研究经学史上诸如版本、异文以及相关诗学批评形态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在相关数据库的支持下 ,结合有关古文字古文献 ,对比考释“战国楚竹书”中的《诗》篇和“孔子诗论”材料 ,可以部分呈现中国现存最早的诗学形态和后世批评模式的深层结构     

上博简《关雎》七篇诗论研究

论文考释了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有关《关雎》七篇的记载，指出：《诗论》之“ ”即孔子，简文主要是孔子之论；孔子与毛《序》论《诗》都强调礼义教化，其论《关雎》《甘棠》《燕燕》之义或相同，或相合，但论《 木》《汉广》《鹊巢》《绿衣》却各不相同，很难从《诗论》简文里找到毛《序》为子夏所作的直接证据；简文对好色、求福、有爱、有恶、溯本的“民性”，看不出有明显的否定倾向，强调的是利用，是“反纳”和“喻”。     

“兴、观、群、怨”说与《孔子诗论》

"兴、观、群、怨"说是孔子诗学的纲领,它建立在周代传统诗教基础上,并植根于孔子思想体系之中,其主要特点是强调诗歌的政治和道德功能。而《战国楚竹书》中的《孔子诗论》继承或内在地把握着"兴、观、群、怨"的诗学思想。解读二者的关系及其内涵有利于理解孔子及其后学的诗学特征。     

关于上海楚简《孔子诗论》释文考释的若干商榷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的第一部分《孔子诗论》对于先秦诗学具有重要意义,但本书的整理工作实未能尽善尽美。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出土文献与传世本发生文字歧异时没有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传世本文献,尤其是像《毛诗》这样重要的传世经典,经过历代学者尤其是汉代学者的精心研究和整理,是中国历史文献中最为可靠的本子。我们今天整理《孔子诗论》时,应在汲取历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尊重今本的文本状况,即在一般情况下,将传世本惯用字视为正字。而在《诗论》的整理中,这一原则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其中尤以《诗论》第六简释文考释中存在的问题最为突出,从出土文献整理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孔子诗论》中出现的上述问题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故不揣冒昧予以提出,以利于更好地理解这一宝贵文献的内容,并作为今后出土文献整理工作的一个借鉴。     

《孔子诗论》"《关雎》之改"义蕴考释——以《关雎》乃《诗三百》之首为考察视角

上博简楚竹书《孔子诗论》,为什么用“改”字来概括《关雎》?这一点要结合《关雎》这首诗在儒家诗教中的特殊地位来考察。从产生的历史语境看,《关雎》是周公取之民间用以教化南民的乐歌,《关雎》为《诗经》之首,体现了周公以礼治国,想从婚姻家庭的角度拨乱反正,以移风易俗的观念。孔子重视《关雎》,体现了孔子“以礼节情”的诗教观。而《孔子诗论》传承了孔子的诗学观念,因此,“《关雎》之改”的“改”字,从文本的主题义来看,就是改正、纠正,即从男女之事转到婚姻之礼。而从文本的主旨义来看,则具有移风易俗,以礼节情的丰富义蕴。     

上博《诗论》简的作者和作年──兼论子羔也可能传《诗》

上海博物馆２９支《诗论》简，不能全归诸孔子名下，其　中既有孔子之说，也有孔子弟子之说。孔子这位解《诗》的弟子，很可能是子羔。传孔子和　子羔《诗》说的，是孔子弟子子羔以外的再传弟子。先秦儒家传《诗》，孔子以下，是多元　而并非单线，其中也有子羔一系。     

《孔子诗论》“《关睢》之改”义蕴考释——以《关雎》乃《诗三百》之首为考察视角

上博简楚竹书《孔子诗论》，为什么用“改”字来概括《关雎》？这一点要结合《关雎》这首诗在儒家诗教中的特殊地位来考察。从产生的历史语境看，《关雎》是周公取之民间用以教化南民的乐歌，《关雎》为《诗经》之首，体现了周公以礼治国，想从婚姻家庭的角度拨乱反正，以移风易俗的观念。孔子重视《关雎》，体现了孔子“以礼节情”的诗教观。而《孔子诗论》传承了孔子的诗学观念，因此，“《关雎》之改”的“改”字，从文本的主题义来看，就是改正、纠正，即从男女之事转到婚姻之礼。而从文本的主旨义来看．则具有移风易俗．以礼节情的丰富义蕴。     

《诗经》传本及各编之编次定名新探

《诗经》中《风》、《雅》、《颂》的编次定名 ,实际上是〈诗经》传本的编辑、结集、流传的一个发展过程。上博楚竹书《孔子诗论》中《讼》、《大夏》、《小夏》、《邦风》这种不同于今本的编排 ,为研究这个发展过程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证据。本文以竹书本《孔子诗论》为立足点 ,考察了先秦重要典籍中引诗赋诗及春秋时季札观乐、荀子传诗等情况 ,认为季札观乐存在被汉人窜伪的可能 ,而《诗经》传本也经历了古本、竹书本、今本三个流传阶段。     

上博简《诗论》与《诗经·黄鸟》探论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的第 9号简有论析《黄鸟》的语句 ,专家或将其定为《诗经·小雅》部分的《黄鸟》篇 ,本文论析《诗论》简文所提到者当为《诗经·秦风》的《黄鸟》篇 ,两者不可混同。只有确指篇什才能够深入理解简文之意。简文所提到的“反 (返 )古” ,在儒家思想中有特指的含意 ,即复归于古礼 ,而不是返归故乡。简文称许《黄鸟》一诗的作者对于人殉之事的困惑 ,指出其“反 (返 )古”倾向 ,这对于认识孔子的仁学理论 ,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子夏孔门求学三事考辨

子夏孔门求学事迹,《礼记》、《说苑》、《孔子家语》等多有记述,但说法不一,时间地点不明,真相难辨。究其实,子夏于鲁哀公七年出任卫国行人,车有盖是公务需要;孔子不"借盖"是知其贫无二盖,担心影响其公务。子夏"短于财"而非"吝于财"。子夏丧亲在哀公九年,服丧期间研读《尚书》,为免遭赵简子报复而"使民未有闻焉"。子夏哀公十四年受孔子委派赴洛邑"求周《史记》",过卫遇"读史记者"纠正"亥豕之讹",并非"返魏"。     

《孔子诗论》第二十九简与周代社会的礼制与婚俗

结合古代社会的礼制与婚俗,可知《孔子诗论》第二十九简中的“■而”篇不是《诗经》佚篇而应当是《齐风》中的《甫田》篇。这一问题的研究有益于正确理解《孔子诗论》的相关内容,并可揭示《孔子诗论》某些部分的结构特点与《诗论》的性质。     

孔子死后弟子们的“心思”——从《论语·子张》看

从《论语·子张》可以看出,在孔子死后,子张、子夏、子游、曾子、子贡都主要从内圣的维度继承和弘扬孔子思想,这是他们共同的“心思”,其中,子张、子夏、子游、子贡主要是通过阐释孔子思想的路径继承、弘扬孔子思想,而曾子主要是通过引用孔子之语的方式继承、宣扬孔子思想。在弘扬孔子思想的过程中,子张、子游与子夏有明显的不同,但是,都批评子夏,显示了孔子死后儒门最初的思想分化,以及同门中人在学术层面的“争执”;在对同门中人的评价上,子游、曾子都从道德维度对子张作出负面评价,显示了孔子死后同门中人在人际关系层面的“紧张”以及彼此关系的决裂。这种“紧张”,显示了批评者以正统自居的心理。由此也可知,儒门的分化有着客观与主观、学术与人为的因素。至于子贡,展示了其极力维护孔子形象、守护儒门的责任感。     

道德修养论视域中的《论语》“绘事后素”章解读

孔子和子夏在《论语》"绘事后素"章中由言诗而及礼。由于这则对话简略且以比喻的形式进行,后人对此有不同的解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郑玄和朱熹。子夏不理解诗中"素以为绚兮"的意思,孔子以绘画要先有绘画的材质,在此之上才能作画的回答给子夏以启发。子夏从孔子的回答中所隐含的思想引申出:在德育过程中,受教育者对外在于人的礼的接受必须以内在的"礼之性"为依据。孔子对此表示肯定。     

《家语》与上博简《诗论》

《孔子家语·好生》与《说苑·贵德》皆有孔子论《诗·甘棠》的文句,都应是本于上博简《诗论》。《好生》兼引其中一、二两章,《贵德》则仅及其中一章。这说明《家語》的文句绝非袭自《说苑》,否则不会有《说苑》所沒有的內容。《说苑》所以能征引《诗论》,应该是采用前人传记,而《家语》所以能引到刘向未引据的《诗论》文句,究竟是通过怎样的途径,是很能发人深思的,这至少是可视为其来源较早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