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宽恕的相关研究

寻求宽恕（forgiveness-seeking/seeking forgiveness）是冒犯者主动寻求受害者宽恕自己的过程,文章主要对寻求宽恕及其相关概念进行讨论,对寻求宽恕的维度、相关影响因素进行梳理,同时发现,寻求宽恕在减少继发性人际冲突,减少冒犯者与受害者双方的负面情绪方面有显著效果,提出寻求宽恕研究相应的研究展望。     

受害者的施害逻辑与自审--近年来"文革"题材小说的新走向

近年来的几部“文革”题材小说,翻检那个时代被扭曲的成长记忆,打破童年和青春的纯洁神话,以拟自传体方式对政治恐怖中弱小者的施恶和犯罪进行暴露,在受害者的灵魂寻找施害者的逻辑,并示出类宗教式的忏悔与救赎主题。这种自审式的叙述显示了新的叙事倾向,并通过自我批判达到更为深邃的历史批判。     

现代性的缺憾—— 读鲍曼的《现代性和大屠杀》

现代性意味着人类各个方面的进步,它包括科学、道德、艺术等领域全面的理性化的建设。现代性在实现人类可能性方面的潜能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文明,但它同时也带来各种挑战和危险。在大家沉醉于现代性的时候,鲍曼却深刻地指出了现代性的弊病。鲍曼认为,大屠杀不仅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个反常事件,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技术的道德中立立场,正是现代性的这些本质要素使得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悲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配合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性。而拯救之途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应该无条件地承担起自己的道德责任来。     

宽恕何以可能

宽恕作为人类独有的存在范式，体现着人性可能恶与应当善的焦灼。它从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双重维度上确证了人类自由本性的存在，进而为人类铺设了一条由物性通往神性的征途。对宽恕可能性的确证体现的也正是人类对自身的不断诘问、反思与超越。     

失孤·大屠杀·身份的碎片——论埃德薇奇·丹迪卡的小说《耕耘骨头》

《耕耘骨头》是海地裔美国作家埃德薇奇·丹迪卡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是对1937年多米尼加共和国境内的海地人的文学书写。小说从大屠杀的幸存者女仆阿玛贝尔的角度叙述这一历史事件,让读者重返历史现场,关注大屠杀施加给幸存者、受害者及其亲友的灾难性影响,思考大屠杀带来的个人身份和民族身份问题,讨论对大屠杀进行文学再现的必要性。文章着眼于历史事件的后果,从人物身份与叙事视角出发,就“失孤”“大屠杀”与“身份”等问题进行细查,讨论作品对大屠杀进行文学书写的历史意义。幸存者拼缀破碎身份的努力既是为了求索自身存在的价值,也隐喻了对民族身份界定的公共思考的必要性;与自然灾害导致失孤后果相比,施暴者的刻意遮瞒掩盖使大屠杀导致的创伤更为深重,使受害者难以举证申讨,施暴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和谴责。在资本全球化的今天,这样的文学书写在警示后代和预防类似灾难重现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     

《鼠族》中的生命政治叙事

在再现灾难性历史事件时,阿特·斯皮格曼将受害者的生命形式作为主要的刻画内容.在以纳粹屠犹为主题的绘画小说《鼠族》中,通过弗拉德克对大屠杀经历的叙述,斯皮格曼以文本与绘画相结合的方式从多个层面描述了大屠杀受害者个体生命的政治化状态.本文以莱维与阿甘本解析奥斯维辛囚犯的生命形式为视角,从见证者、被淹没的穆斯林、耻辱感与罪恶感等层面,解读《鼠族》中大屠杀受害者表现出的生命政治形式.     

医学生自我宽恕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通过探讨医学生自我宽恕水平?影响因素以及与心理健康变量的相关性,为提高医学生自我宽恕水平以及心理健康水平提供依据?方法:随机在3所医学院校选取720名医学生作为研究样本,采用自编问卷和相关量表进行调查?结果:医学生自我宽恕水平为(27.00 ± 4.74)分,自我宽恕在年级?专业方面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对方受伤害程度?冒犯者内疚程度和愤怒?人格与自我宽恕显著相关(P < 0.05),医学生焦虑?抑郁水平以及幸福感这些心理健康变量与自我宽恕显著相关(P < 0.05)?结论:对方受伤害程度?内疚?愤怒?人格等因素,影响医学生自我宽恕的意愿,同时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和幸福感水平也影响着其自我宽恕水平?     

阿伦特被艾希曼的伪装欺骗了吗——重审“平庸的恶”引发的争议

随着《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平庸面具下的大屠杀刽子手》一书的英文版于2014年面世,西方学界关于艾希曼审判的争论再度升温。很多学者认为,该书披露的材料表明：艾希曼是一个死不悔改的反犹分子,并且非常狡猾,阿伦特被他的伪装欺骗了。但是,如果我们联系阿伦特对大屠杀的整体研究,并综合考察艾希曼的表现,就会发现并非如此。虽然阿伦特认为艾希曼的犯罪并不是出自狂热的反犹动机,这与艾希曼在法庭上的供述相一致,但她并不是轻信了艾希曼的狡辩,而是有自己的判断依据。她认为艾希曼不会思考,也不是说他愚蠢,而是说他不会站在受害者的角度思考自己行为的意义。而她所提出的“平庸的恶”,也不是指艾希曼只会被动地执行命令,而是指他的犯罪不是发自邪恶的内在动机。     

论被害人的宽恕

被害人宽恕,对构建恢复性司法具有重大的影响。宽恕能够消除愤恨,让生活得以继续。宽恕能够使被害人理性地对待犯罪人,与犯罪人重建一种新型的、建设性的关系。宽恕是刑事和解的基础,恢复性司法倡导合情、合理、合法的纠纷解决规则,迈向理性的和解。     

社会弊病及人性的割裂——当代青少年犯罪问题的根源探析

当代青少年犯罪问题成为困扰社会和阻碍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尽管导致青少年犯罪的因素很多,然而青少年犯罪的根源总归在于社会本身。正是社会弊病导致人性的割裂,使一部分人走上犯罪道路。当代人私欲的扩张削弱了人的理性、强化了非理性;道德的沦丧使人弃善择恶;社会的压制则令个人反抗社会。而青少年的身心特点使他们中的一部分易于成为社会弊病的受害者,割裂人性;他们因而又转化为社会的侵害者,实施犯罪。     

论被害人谅解

被害人谅解,是适格主体在法律规定的可支配权益范围内于适宜时间内所做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影响定罪量刑的刑法效果.在影响定罪方面,被害人谅解可在实体意义和程序意义上阻却犯罪成立;被害人谅解在不能阻却犯罪成立时,亦有可能成为对被告人作出从宽处罚的理由.被害人谅解契合刑法的不得已原则,有利于维护被害人权益和促进犯罪人重返社会,将其法定化是当下刑法学界刻不容缓的要务.     

德里达的"宽恕"思想

德里达的解构思路最大的特点是追索思考对象在语言中的原初状态 ,找出其异质与悖论因素 ,让其自身的悖论运动在自我建构中自我解构 ,以求在动态中了解事物。他的宽恕问题研究也是以这种风格进行的 ,但研究的方式已超出纯语言文字的范围 ,向解构的“伦理牵挂”、政治神学关怀“加重分量”。     

论中原文化对云南文化的影响

中原文化通过四条途径影响云南文化:中原王朝的强行传播,云南的主动学习,汉族移民对周围的辐射,民间往来。中原文化影响了云南各民族的伦理道德及日常生活,推动了云南经济社会的发展,提高了云南文化发展水平,缩短了云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差距;中原文化打破了云南原有民族文化的平衡,冲淡了云南文化的民族特色,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云南多民族文化并存的基本格局。     

宋代矜贷制度浅析

通过对宋代矜贷案例中犯罪种类、矜贷原因、免减程度等情况的考察,归纳、阐释了宋代皇帝矜贷时所遵循的重伦理、重德义、重军功、重身份、疑罪从轻的五大原则,认为宋代矜贷体现了皇帝的好生之德,有积极意义。但是经常法外开恩,既有失法律的公正,也易滋生不良社会风气。     

从《云南》、《滇话》看晚清云南留日学生的近代思想

在近代中国的留学浪潮中,大批有志青年来到日本,创办了大量进步报刊,宣传革命思想和爱国主义。从云南留日学生创办的《云南》杂志和《滇话》报刊可以看出晚清云南留日学生的国民思想、国家观念、云南观和社会改良思想,他们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并积极倡导女子教育、风俗改革等社会改良思想。     

云南商标民俗的研究

一个品牌的建立与商标是密不可分的。而对云南商标民俗问题的研究 ,是为了利用云南在全国最为丰富的民俗资源来形成商标 ,以突现云南产品品牌的特色 ,以期提高云南产品在国内及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使云南真正走向世界。同时让世界更加了解云南。     

沐英身体力行发展文化教育的功绩及其意义

沐英镇守云南期间,在各地重修及兴建了一批儒学学宫,并亲颁学制、学规,礼聘谪滇人才任教,同时自己也积极参与其中,在提高自身文化素养的同时,促进了云南文教事业的发展,有力地巩固了当时的社会稳定,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对后世的教育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论蒙古族入滇的历史贡献

蒙古族是云南25个世居少数民族之一,入居云南已有753年的历史,长期以来在与云南各民族共同的生产生活中,为多元民族文化的繁荣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举凡云南行省的设立、土司制度的确定、儒学思想文化主流地位的确立和推广、多民族杂居格局的形成都与蒙古族入滇有着密切的关系。     

云南民族服饰文化与旅游文化

本文叙述了构成云南旅游文化突出个性的云南民族服饰文化所包含的民间传说、宗教文化内涵、艺术韵味和审美价值。认为要将云南建成旅游大省 ,应在旅游活动中进一步突出云南民族服饰文化资源与旅游有机的相结合 ,促进民族文化旅游热的发展与兴旺     

文化认同视阈下的国家统一观念构建——以清代前中期云南地区为例

清朝是历代中央王朝对云南民族地区统治最深入的一个朝代,这无疑得益于清朝武力的强大,但也与统治者在云南推行的文教政策有很大的关系。清初,朝廷势力刚进入云南民族地区,就仿前朝在云南继续推行儒学教育与科举考试,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以稳定清朝在云南的统治;雍正朝改土归流前后,为进一步深入对云南民族地区的治理,清廷在云南广行教读以化其嚣凌,构建和保持少数民族对王朝的文化认同。这些政策的实施,促进了边地云南的文化类型与内地更趋一致,稳定和巩固了对云南民族地区统治,具有典型地域色彩的、跨越族群边界的区域性称谓"云南人"出现,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