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早期汉学试析

17-18世纪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和研究,在学术史上属于早期汉学时期.西方早期汉学大致可以1688年为界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以利玛窦为首的来华传教士在中国儒生的帮助下,研习文化典籍,体察风俗习惯,使早期汉学一开始就处在较高的起点上.第二阶段,由于一系列的原因,早期汉学转入法国中心.西方的早期汉学为19世纪以后现代成熟的汉学搜集了多方面的原始资料,奠定了基本的研究领域.     

浅论近代日本汉学与对中国的东方学话语

一直到江户时期汉学始终为日本学术的最高境界。但进入明治时代之后,日本将中国看“成落后”的国家,汉学已不再作为达到“先王之道”的学问,随之汉学渐渐地分成几门客观的、科学的学术领域。一批研究中国经典的学者及爱好汉学的作家,虽然一方面对传统中国有憧憬、向往的心情,但另一方面他们一致认为应该用从近代化获得的优势,对中国施加压力,进而改变它。在这一过程中,秉承西方列强,形成了为日本帝国主义获得殖民地提供理论支持的日本式东方学话语。     

美国的中国学:汉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身

传统意义上的汉学是东方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源远流长,可以说从东西方初次相遇的时候就开始萌芽了.但是汉学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得以建立,还是比较晚近的事.1814年,法国法兰西学院首次在欧洲开设汉语讲座,并任命第一位教授,标志着这门学科的正式诞生.从此,它以法国为中心,以注重对中国历史、文学、语言、典籍等古典文化的研究为特点,在欧洲各国相继建立起来.     

内藤湖南与魏斐德的汉学观研究对比

内藤湖南和魏斐德分别是日本和美国汉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与中国具有同源文化的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始终立足于中国,以中国为中心研究汉学;而美国汉学家魏斐德经历了从“西方中心观”到“中国中心观”的转变过程。本文就内藤湖南和魏斐德二者汉学观的不同,分析对比了他们的汉学背帚、学术背景和时代背景等。     

德国部分大学的中国研究机构

德国是中国研究开展得较早的国家之一,20世纪初在一些大学中就建立了西方国家称为"汉学所"的研究机构.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德国高校中国研究的主要方向经历了从传统汉学到现实中国问题的转变,相关的研究所在中国研究中具有教学和研究双重功能,而且各具特色.     

在"美国中国学"之外:再论海外中国学的范式问题

就海外中国学的范式而言,二战后费正清所倡导建立的美国中国学并非是唯一表征.从长时段来看,在传统汉学的发生期以及后来的演进中,已经呈现出中国学的某些特点.从地域上来说,20世纪初期的苏俄以及日本,已更为集中地出现了美国中国学的范式特征.突破对"美国中国学"的中心主义思维,将海外中国学与传统汉学的发展置于历史长时段、世界多国度与多元文化的坐标系下,方可更为有效地考察两种范式各自的特点、嬗变的动因与未来的发展趋向.     

美国的汉学及中国学发展历程概述

美国汉学诞生于十九世纪新教来华传教士、外交官员对中国情况的记述以及美国东方学会对中国的研究.二十世纪初经过欧洲汉学的大力扶持,美国学界终成海外汉学研究的一大重镇,其传统的人文科学研究典范持续至今.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中国现实研究战略价值的凸显,经费正清的大力提倡,民族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对中国研究领域的注入,美国培育了独步世界的新汉学——中国学.美国对中国的研究自此进入以中国学为主、汉学与中国学并行发展并彼此渗透的格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美国中国学界提出的“中国中心观”引发了强烈的研究范式变革,其研究视角发生根本性转移,后现代主义诸多理论的加入也使得美国的中国研究异彩纷呈.纵向梳理美国汉学、中国学的发展历程,具有一定的学术史价值.     

汉学和中国学——日本的中国与中国文化研究命名

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迅速崛起,中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国外关于中国的研究进行得如火如荼。在众多的研究中,日本学界关于中国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但是关于日本的中国和中国文化研究的命名却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通过从古至今日本对中国研究的演变的分析,可以将日本的中国研究以明治维新为分水岭,分别命名为"汉学"和"中国学"。     

中国古代典籍对日本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

中国古代典籍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日本的传播和接受,不仅是文化交流的历史事件,更是两国文化互动与融合的重要体现。本文分类探讨了传入日本的中国古代典籍,涉及宗教、哲学、文学、历史、医药等多个领域,揭示中国古典文化在日本的广泛渗透和影响,并对这些典籍传入日本的过程、方式以及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日本文化的具体影响进行综合分析。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历史性的文化交流研究对于促进东亚乃至全球的文化多样性和文明对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刍议

在日本 ,对于中国及中国文化的研究 ,历来称为“汉学” ,明治以来则称为“东洋学”、“支那学” ,本文在厘清这些概念的历史含义的同时 ,指出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应以“中国学”一词更具学科意义。以此为前提 ,本文梳理了中国学京都学派的发展历程及重要人物 ,第一次全面概括了该学派的学术特性 ,并指出其中国研究的基本立场以及与中国学术的联系     

“文学史”何以写成了“文化史”——谱系学视野下的日本首部“中国文学史”

日本汉学家末松谦澄的《中国古文学略史》,尽管以"文学史"为名,但以现代学术标准来看,其实更像一部文化史。文学之外的历史、哲学、法制等等,构成了该书的主体内容。"文学史"何以被写成了"文化史"?在谱系学的视野下加以考察,可以发现,幕末明治时期日本汉学传统的演变、实证主义史学逐渐摆脱汉学的制约、"文学"概念依然偏重"知识"等方面,构成了其基本成因。     

美国中国学的发端史研究

美国中国学的最终创立者远东学会产生于美国东方学会并在初期与之联合,而东方学会是美国传统汉学研究的大本营。中国学研究在美国汉学内部发端是由美国汉学的特性所先天决定的,也是当时美国现实需求和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汉学与中国学的初期合作并未能掩饰双方在学术主张上的根本差异。研究美国中国学的发端史能揭示汉学与中国学最初的关联与纠葛,从双方的决裂过程彰显二者的差异。通过研究美国东方学会、远东学会、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等美国重要涉华研究机构和组织在中国学发端期的互动,可以反映美国中国研究的一段发展史。     

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研究：回顾与展望

翻译史研究已经成为目前国内外翻译学术界的一条短线,对尚未建立理论体系的中国典籍英译研究来说,中国典籍英译史更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相关研究工作亟待展开,一方面要借鉴已有的翻译史研究的方法,另一方面也要参考相关学科：比较哲学、文化史、形象学、汉学史等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分国别、分时段地梳理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本,辩证地分析它们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和所存在的局限性,试图发现翻译活动的规律和所遵从的原则,从而更好地促进中西文化在平等的基础上互镜互鉴。     

新汉学时代与中国新诗

目前正处于从传统汉学到新汉学转型的阶段,这一转型有其必要性,具体体现于中国新诗在国外的新汉学情况,尤其是在韩国和日本的研究情况以及中国现代诗学当下的前沿领域,突显出在新汉学时代加强中国新诗研究的一些值得关注的学术问题,比如中国新诗的建设时代所面临的"三大重建"等。?更多还原     

论中国文化对中江兆民的影响(上)——读《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

得吴藻溪先生所译中江兆民的著作《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翻读再三,不忍释手,遂酿成这个题目。由于手头日汉文资料不足,关于中国文化对中江兆民的影响,暂只能就读后管见略论之,以为引玉一砖。 中江兆民其人 中江兆民,一八四七年出生于日本土佐藩了个下级武士家庭,自幼在藩校文武馆习读汉文。青年以前所接触到的文化典籍,主要是汉学方面的东西。这不仅给他奠定了深厚的汉学功底,而且也使其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     

汉学与汉学主义:中国研究之批判

汉学是一门几乎与中国研究同名的学问,本文提出的汉学主义却不是汉学的一种形式,而是一个相关而又不同的概念性范畴,该范畴总揽了西方长期以来试图将中国纳入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过程中所表现的动机、逻辑、原因、认识论、方法论及其特点。本文试图对中国研究的一些方面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其主旨不是要修正谬误和偏见,而是要探讨支配汉学主义的认识论核心和工作逻辑。本文的具体目标有:构想和定义汉学主义,分析其理论框架和范式形成,描绘其在中国研究领域的一些表现,探讨其工作原理和逻辑,指出其带有东方主义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及族群中心主义的观点、见解、信念和实践,最终目标是为构想出新的、更好的中国知识生产的途径而铺路。     

早期中国文学史写作中的日本影响因素

日本接受西方"文学史"的叙述体例,尝试对中国文学进行通史性质的研究,明治时期日本学界人士兴起了中国文学史撰写的热潮.在日本的中国文学史书写模式影响下,20世纪初叶的中国出现了大量以日本的中国文学史为蓝本而撰写的文学史著作.日本文学史家的"文学"观影响到中国文学史家对"文学"的理解和定义,他们此期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呈现了这种文学观嬗变的历程.     

追寻文化的魅力——法国汉学发展史研究

国外汉学作为一门学科由法国人创立,法国是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汉学研究的发祥地,在汉学研究上有着良好的传统,并且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出现了许多闻名世界的汉学大师.从18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法国汉学研究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现在在整个国外汉学研究中仍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当代美国中国学研究述论

美国对中国的研究,从时间上讲曾落后于日本和欧洲国家。但进入20世纪,美国后来居上。70年代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对现代中国的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发展。研究的重点从传统中国转向现当代中国,研究特点是跨学科、跨专业,将历史学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内容涉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等各个方面。而且将儒学研究与中国现代化研究结合起来,这是美国中国学与欧洲汉学研究的主要区别所在。     

中国小说史的构建——鲁迅与盐谷温论著之比较

继日本学人盐谷温著《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出版之后,鲁迅撰写的《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册先后问世。这两部论著存在着一定的学术关系,同为近代中日两国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先驱之作。两位学者都有各自的学术师承及汉学基础,同时也受到了西方科学和日本新学的各种影响。这些因素都体现在两著的论述内容及研究方法的异同上。由于著作性质和学术背景的不同,两者在体例、篇幅、材料的取舍上都有各自的侧重和选择。双方在学术上的认同、借鉴与交流也促进和深化了彼此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两者从事的中国小说史研究,其背景、过程与学术影响,都体现了在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中日两国的学术研究也实现了传统方法与新学结合的转变。中国文学史研究不仅出现了推陈出新的气象,双方的研究也体现了中日汉学同源异流、互动影响的学术史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