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酌奇而不失其真,翫华而不坠其实”——从《辩骚》篇看刘勰的骚论思想

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的骚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文学派别,自秦汉以来一直是历代文论家经常讨论的热门话题。但是尽管对屈原及其《离骚》的评论文章可谓汗牛充栋,我国古代伟大的文艺理论家刘勰《辨骚》篇中的观点却仍为其中最精辟的见解之一。那么,刘勰在这篇文章中到底是怎样地评论屈原及其为代表的骚体文学呢? “奇文郁起,其《离骚》哉！” 首先,作为文艺理论家的刘勰,热情地赞扬了屈原及其作品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高度地肯定了骚体诗人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崇高地位。     

延安革命文艺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思想探源之一

作为延安革命文艺思想的代表作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所阐释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毛泽东具有中国“草根”文化的背景 ,自幼接受中国式教育 ,博览中国经典 ,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情结。这个情结凝聚着儒、法、道、墨等几乎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源头。自《诗经》以来中国“兴”、“观”、“群”、“怨”的儒家文化功利文学观 ,深刻地影响了《讲话》中关于“革命的功利主义”思想 ;具有强烈民粹之风的古代墨家平民哲学则深刻影响了延安革命文艺的“工农兵”主体说 ;而主张暴力强调改革进步的法家思想则自然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的阶级斗争理论     

从《文潮》到《文艺新潮》:一条不可忽视的文学史线索

1944年创刊于上海的《文潮》是1956年问世于香港的《文艺新潮》的前身,二者之间延续的“从上海到香港”,绝非单纯的现代主义或城市文学传统,而是“跨越1949”的现代文学传统.为“挽回这中国文化逐渐低落的厄运”而创办的《文潮》可以归于上海沦陷时期的左翼文学,而此时的中国左翼文学,其思想倾向是中国左翼文学史中最为开放的,又看重时代潮流中艺术质量的提升.此潮流中的《文潮》的文学取向是“综合”的:“左翼”和“现代”的交汇,文学的本位立场和社会使命感的互补,对大众文学的自觉驾驭和文学消费社会的有效应对.“采摘禁果”的《文艺新潮》自觉选择了现代主义,这既是对“抹杀、压抑和消灭异己的文学艺术和思想”而导致的“社会的功利和肤浅”的反抗,也是战后中国大陆南北诗坛走出1930年代“京海”对峙,合力开展“新诗现代化”以“重建中国文学”努力的延续,其对于文学与政治、社会关系的把握更为深化,在这种深化中其现代主义的取向也就更加开阔、恰当,而追求和对追求的反省同时展开的立场、态度更是《文艺新潮》,也是1950年代香港现代文学运动最有价值的成熟.从《文潮》到《文艺新潮》的延续,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种流动性叙述:从上海到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正是在这种流散中得以保存、发展,而文学史叙述本身也需要在流动中才得以展示其内在的丰富性.     

郑振铎与民族传统文化

郑振铎是五四时期新文学营垒中重视民族传统文化的整理研究并在实践上取得丰硕成果者。认真考察郑振铎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可以为我们审视新文学的历史道路,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一郑振铎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极大兴趣。他在五四及以后的几年中,连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大力鼓吹对民族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学的整理研究。《新文学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开篇就说:“我主张在新文学运动的热潮里,应有整理国故的一种举动”。他参与发起组织的“文学研究会”,在《简章》中明确提出“整理中国的旧文学”为其宗旨之一。他还利用自己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新时期的文艺

四十年前,毛泽东同志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在今天,还有没有作为我国文艺运动的指导思想的价值呢?近几年来,对这个问题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意见。极少数人不承认《讲话》是继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之后,比较系统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篇重要的经典著作,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坚持的指导思想,而是错误地认为《讲话》已经“过时”了,甚至成了妨碍创作前进的“绊脚百”,企图“掀开”它。这场争论涉及到我国文艺的性质、发展方向等一系列重大的原则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错误看法,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纠正,将会给文学艺术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其中不但包括对当前文艺创作,也包括对一代文艺新人的成长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因此,认真地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是很有必要的。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谈点肤浅的看法,不当之处尚希大家指正。     

必须在文艺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驳季什科夫的反华文章《精神划一政策》

去年九月,苏修《文学问题》发表了季什科夫写的一篇很长的反华文章,题为《精神划一政策》,通篇是污蔑和谩骂。季什科夫攻击我国文艺领域执行了一种“精神划一政策”,污蔑我国文艺战线上的历次政治运动是“镇压”了“一切有生力量”,歇斯蒂里地叫嚷“真正的文学艺术被毁灭了”,“伟大的中国文化不存在了”,等等。苏修如此恶毒地攻击我国文艺战线上的历次政治运动,顽固地为已经灭亡的旧思想、旧文化,为被中国人民打倒的一切反动分子扬幡招魂,其罪恶用心完全是为了反对我们用马列主义占领文艺阵地,反对我们在文艺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他们这样做,就是企图颠覆我     

寂寞中的呐喊 窘困中的突围──'94文学旗号之我见

一也许，未来的中国文学史提到1994年会描上独具风采的一笔。别的不说，单就以若干刊物为阵地亮出的色彩缤纷的大学旗号就足以令人赏心悦目的了。如《北京文学》的“新体验小说”．《钟山》、《文艺争鸣》的“新状态文学”，《上海文学》的“文化关怀小说”．《上海文学》、《佛山文艺》的“新市民小说”，《花城》的“新小说”．《特区文学》的“新都市文学”，等等。这些旗号所指不同．内涵各异，展现的方式也各有千秋，但是面临文学的生存竞争所表现出的抗争性拼搏，则不能不说是它们的根本一致性，不论它们本身是否坦诚认同。八十年代中…     

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续完〕·文艺·

关于“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问题的讨论《上海文学》一九七九年第四期刊登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以下简称《正名》),在文艺界引起了热烈讨论。主要观点如下:一、“工具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文艺观,还是唯心主义文艺观?《正名》认为,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应当是文艺首先的和基本的关系,而“工具说”却要求文艺创作首先从思想政治路线出发,把文艺与阶级的欲望、意志的关系作为首先的和基本的关系,实质上是唯心主     

试论我国诗词文化的变迁

是“过去的风景”还是不废的江河一个声音在我耳畔响起:“不管你敢不敢承认,传统诗都是过去了的风景.”(欧骁《诗坛:混沌乾坤》载《诗歌报》1989年3月6日)事实果真是这样吗?让我们先不妨追溯一下传统诗的历史图式与现实景观交融互摄的动态发展过程.我国宋、元以前的文学史,主要是一部诗史、一部诗词文化的发展史。虽然“中国文学史的路线南宋起便转向了,从此以后是小说戏剧的时代.”(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但我国诗词文化不仅没有断裂,而且它透过宋词元曲、明清诗歌和“五四”以来新诗的不同着色的帷幕.至今仍然在传统诗和现代诗这两个诗坛上,展现出矫健而活跃的身姿.从而使许多关心我国诗词文化命运和前途的人们,不能不提出:为什么传统诗词至今仍有如此强大生命力的问题?而要对这个问题作出比较科学、比较中肯的回答,就必须对从先秦发展到当代的我国诗词文化进行系统的审视和全面的考察。     

读《蒙古族传统文化论》

《蒙古族传统文化论》是我读到的好书之一。薄音胡先生在《序》里这样说 :“我国的蒙古学研究长期以来的重点在历史、语言、文学三个方面 ,成就斐然。但是 ,既然蒙古学的研究对象是蒙古民族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一切活动 ,那么仅仅三个方面显然不足于涵盖蒙古学的所有领域。”我同意他的思考。这部《蒙古族传统文化论》多视点、多层面地介绍、分析了蒙古族传统文化 ,对我们认识和探究游牧文化、草原文明将有很大启发。我之所以赞赏薄音胡先生的说法 ,还因为我一直在寻找让我读得懂的蒙古族传统文化研究的一部完整、系统的著述。作为从事中…     

燕赵学人

方伟 1960年出生于成都市,江苏省句容市人。 1984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分配至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现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燕赵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兼任河北省振兴中华传统文化协会副会长、河北省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河北省文学学会常务理事。1995年获河北省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青年专家称号,1996年河北省首届“跨世纪人才工程”第二层次入选人员。主要从事当代文艺理论、文学艺术创作实践在今天的存在与发展研究,从事当代文化的发展与社会作用,以及文化、文学的前沿性、边缘性和交叉性研究。先后主持两项河北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两项河北省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出版专著《永恒的渴求:中国现代主义人文精神》、《中国解放区摄影史略》(与顾棣合著)、《晋察冀文艺史》(集体项目),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文艺报》、《社会科学搠、《理论前沿》、《文学评论》、《文艺研究》、《读书》等报刊发表论文五十余篇。1991年获河北省文艺振兴奖、河北省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集体项目),1998年获华北五省市 (区)第三届文艺理论奖一等奖,2001年获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首届中国文艺评论奖二等奖。     

传统与特征

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传统，先要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的特征。文化传统的形成，是因为某一民族、社会的文化，在特定条件下形成了自己的特征，这特征后来在较长历史过程中，由于其存在的合理性，被不断地延续，或者保持着自己的影响，这才成了传统。例如我国自《诗经》、《楚辞》而后，就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传统，后来往往在同一个时代，出现这两种传统的大作家，如杜甫、李白、白居易还有蒲松龄、吴敬样、曹雪芹，到现代也有鲁迅、郭沫若，有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这说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传统在我国真是源远流长。20世纪文学快要一百…     

中西方"城市哀歌"之比较--以《耶利米哀歌》和《哀郢》为例

《哀郢》与《耶利米哀歌》分别是中西方文学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哀歌”杰作,它们都以成功地抒发了惨痛深沉的“国殇”之哀而著称。然而在深层文化内涵上,二者却分别折射出中西方文化传统在处理文化共同体危机时全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表现方式:首先,二者虽然抒发的是类似的公共性情感,却采用了不同的抒情视角和文学表现手法;其次,二者对国殇之祸的反思体现出中西两种文化在核心价值观念上的迥异;最后,二者也为各自民族的后世文化传统暗示出战胜苦难、延续文明的希望之途。     

中日传统文化保存现状对比以及由此引发的思考

五千年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让国人在自称为“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时底气十足。然而,传统文化并不是自然形成且永远存在的。我国由于保护工作起步较晚,又缺乏相关经验,传统文化正面临着消失和断层的危机。而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很早就开展了保护文化财产方面的研究。     

意义的阐释:对话交流与间性凸现--金元浦"文学解释学"的理论探析

20世纪80年代西方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的大规模引进和讨论,对推动我国当代文化转型、推动文艺学范式转换、建设新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格局具有重要的意义。尤为可贵的是,在引进的热潮退去之后,不少学者潜心于立足本土文艺实践来创造性地整合域外文艺思潮中的合理资源,从而深化、拓展了我国当代文艺美学研究的领域。金元浦先生的“文学解释学”理论建构正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之一。金元浦教授的《文学解释学》是国内全面系统研究当代文学解释学的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理论专著,在《接受反应文论》中,他仔细梳理了当代西方现象学、解释学与接受美学的发展…     

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扬与文艺人民性的实现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把传统文化的发扬与文艺人民性的实现联系在了一起。文艺民族性与人民性的关系问题,在国外左翼文艺家那里,曾经得到认真讨论。中国左翼文艺家开始思考民族性问题时,也与人民性问题相互纠结。抗战时期,毛泽东把文艺的民族性问题上升到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新文化这一高度,其对古典文艺人民性的分析深刻影响了后来学者们的学术研究。新世纪之后,江泽民、胡锦涛在历次文代会上的讲话,其主调都是坚持文学的人民性,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评价,也是从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立论的。习近平则把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通过文艺作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艺的人民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要体现方式。     

永不停留的跋涉——记著名文艺理论家林焕平教授

林块平教授自1927年在他的家乡广东省台山县中学读书时发表小说以来,从事文艺工作已经有六十年的历史了。这六十年中,他在上海参加过“左联”,也参加过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学生运动,因遭到迫害,不得不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主持东京“左联”支部的工作。留日归来,他就在高等学校从事文学教学工作,先后出版了《文艺的欣赏》、《活的文学》、《抗战文艺评论集》、《文学论教程》、《文学概论》等著作,并且写了几百万字的小说、散文、诗歌、政论以及文艺评论文章,还翻译了不少国外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的评论及美学著作。在他过了七十岁以后,他还亲自动笔并且指导他的研究生于一九八二至一九八三年编写了《文学概论新编》一书(二十七万字,已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又亲自校译     

比较文学的危机和挑战

三十多年前,美国著名比较学者韦勒克提出了比较文学的“危机”.自那以后,危机的阴影似乎一直笼罩着比较文学.当然,在比较文学的历史上,不同时期,“危机”的涵义不同.韦勒克所说的“危机”,指比较文学第一阶段过分注重文学外部的因果和事实联系,忽视文学内在性和审美本质的实证主义倾向;此后二十余年间.比较文学的危机又表现为一种极端的形式主义倾向,过分强调文学的“内部研究”和“文学性”,忽视甚至无视文学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等外部因素;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来,比较文学开始向漫无边际的文化领域扩展,从而混淆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概念,使比较文学丧失了文学研究的本质特征.进一步加深了比较学者的危机感.英国比较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在1993年写的《比较文学批评性导论》中说“在一种意义上,比较文学已经死亡”;我国比较学者谢天振教授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比较文学“to be or not to be”的质询,他们的议论正是这种危机意识最典型的表述.     

台湾文学的共相与殊相

读了台湾评论家叶石涛先生发表于《自立晚报》的《总是听到老调》,深感惊讶、失望和遗憾! 叶先生针对1992年《台湾文学选刊》第一期发表的一组笔谈,在尚未读到《台湾文学史》(上卷)的情况下。就把“使用汉文去创作的台湾文学铁定是中国文学的一环”的正确论断讥为“老调”,并以“双重性质民族结构”,否定台湾同胞具有“中国意识”。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过去,叶先生并非这样看问题。在《台湾文学的悲情·<台湾文学史>的展望》(1990年1月台湾派色文化出版社出版)中,叶先生说:“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民族血统,一个传统     

"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问题

近几年来，对“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进行反思、重释的最有代表性、最有影响的论、著有唐小兵编辑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黄子平的《革命·历史·小说》，李杨的《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１９４２—１９７６）研究》，洪子诚的《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等。这些论著或论文的一个主要的观点是，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以及“文革”文学等并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而是一种非常“现代”的文化形态。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文学并不是“前现代”或现代化“倒退”的产物，而是现代性文化的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