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的“游离”——高长虹小说《游离》存在主义解读

小说《游离》通过主人公“我”个体生存空间、身份认同和情感世界“游离”的叙事,书写了青年知识分子的一种生命存在形态。对“我”身体在太原与北京、家庭与社会等居无定所生存空间的叙事,揭示了个体因空间“游离”而产生的生存感受与生命体验的一种“游离”形态。对“我”“平民”身份、“智识阶级”身份认知和内部自我感知的叙事,表达个体外部身份认同的“游离”和内部自我感知的分裂。对“我”爱情、亲情和友情的叙事,表达了个体情感世界矛盾而复杂的“游离”状态。     

“历史”的变革与“主体”的浮现——“新历史”小说创作的再认识

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历史叙事在新时期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下遭到了质疑和挑战。“历史”本身的虚构性和文本性特征使得作家无意于再建构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放弃了对历史客观真实性的追求,从而在文本中渲染了一种非理性主义色彩;同时,作家注重自我对历史的认识和体验,在小说创作实践中关注个体的命运和价值,表征了一种经验理性的反思倾向。     

人地关系:返乡叙事的呈现与反思

“返乡叙事”相比广义的“乡土小说”更加聚焦人地关系的制度调节及其成效与缺憾,反映中国城镇化现状与乡村个体心态转变。返乡叙事面对土地物质层面的熵化过程,呈现物性批判与神性期待的张力表达;针对土地经济价值与情感价值的悖论式判断,表现乡村个体离土与返乡的双重失落;应对土地之熵与心灵困境,积极探索乡土重建的可行性,包括乡村主体的自我生成、资本下乡、教育发展等问题,反思乡村闭合与开放的辩证发展。返乡叙事的人地关系书写显示出“贬城崇乡”的伦理站位,因此要以理性姿态重审城乡关系,挖掘土地的历史文化内涵,深刻体察土地上的人民,书写好新时代返乡故事,使其作为精神能量和思想资源,对当前乡村振兴产生积极的启示意义。     

阿来和张翎小说时空建构下的民族文化解读

民族的“根”和“魂”决定着民族的文化。穿梭于不同中华子文化的阿来和张翎以故土的地域空间为“根”,运用时空交错的叙事策略投射个人精神价值和文化取向,呈现出民族文化的“魂”。置身于多民族交融、东西方文化交织的生存环境中,他们抛开身份认同的感性倾诉,对时空叙事的整体建构融入跨越民族和文化的独特生存体验,凸显一种跨文化的视角,理性地思考民族文化的传承、交流、融合。他们以文化故土作为空间原型扩展叙事框架,借助深厚的历史文化凝聚灵魂,以无形的文化空间掌控历史中的地域书写,力求塑造丰富的人物形象,并以此呼应故土情结、言说自我。他们在多种时空构建框架下耦合异质性文化的冲突与交流,思考跨领域文学书写的多维融合。这种跨越时空的文化书写,如从古至今的交错,历史与现实的体验,他人与自我身份的投射,彰显出不同民族文化的包容与融合的渴望。因此,对两位作家作品的重新思考与再认识可以为更多跨文化领域的文本解读提供创新性的研究示例。     

红色理性与革命史诗

红色理性是一整套指导中国民主革命实践的理论和原则,其核心内涵即“暴力革命论”,深层内涵是以全人类为本位的人道主义。它与政治理性和人文理性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区别和联系,对革命战争文学文本的叙事方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与革命战争波澜壮阔的生动历史相契合,它使得文学创作普遍产生“史诗性”的追求动机;在它的强大制约下,宏大叙事长期占据着革命战争文学乃至十七年文学的统治地位,红色文本成为压倒一切的强势文学。剖析红色理性对宏大叙事结构形成的作用机制有助于进一步开掘革命战争文学的创作规律,为革命战争文学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论。     

论近三十年女性成长小说中的自叙传叙事

近三十年来,女性作家在书写成长时倾向于以个体真实的生活经历与生命体验为原型,以自叙传的叙事方式来摹写与虚构“我”的成长故事,表现“理想的自我”与“体验的自我”之间的反差。在成长叙事中,主体性别意识的自觉往往与真实的历史情境相融合,女性成长文本与作家的现实经验构成一种相互指涉、相互映照的关系,使自叙传这一叙事方式呈现出独特的意义与价值。     

启蒙：一个永无休止的叙事--从古代启蒙到后启蒙

作为宇宙与人类社会的分界,理性是启蒙的一个关键词,被表述为自然理性、公共理性、历史理性及世俗理性。自然本无理性,康德用此表达“自然向人生成”之合规律、有目的运动。公共理性是指在差异性自由个人联合体中的自觉合约,体现为法理、伦理制约下对个体世俗理性中非理性之自然性之改造和提升。当个体自由成为整个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升之基点,启蒙方完成了其使命。这是历史理性之宏大叙事的一个永无终结的运动过程,解放生产力导致“劳动日的缩短”则作为其根本条件。这个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包含在从中国、希腊等古代思想传统到法国启蒙主义和康德四大批判以及马克思学说等人类全部优秀文化遗产与前沿理论之中。当前需要在新语境下重新整理并复原这些珍贵资源,在实践中续写启蒙叙事。     

另册中个体生命的疏离与残损

本文论述了十七年小说中 ,不在整体、宏大叙事认可范围内的个体生命的命运及其意义 :春兰的悲剧是个体生命的鲜活要让位于历史的理性运行与规则 ;改霞的命运体现了个体与整体相互依存、刺激的紧张关系 ,也体现了个体基于自身利益而对整体的清醒审视 ;余永泽的人生选择带来了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在人生价值选择上的困惑 ,其体现的英美派知识分子的文化思想特征 ,在今天也值得人们深思 ;冯贵堂的命运体现了“微观现代性”的“历史的迷误” ;对张桂贞的评价 ,涉及到对普通人的个体日常生活的价值定位问题 ;对素芳的评价 ,则涉及到我们应该如何关注被整体以神圣名义压抑的孤苦无依的个体。     

布鲁姆的焦虑与“莎式崇高”的建构

在后理论时代,文学中蕴含的情感性、对抗性、超越性等崇高价值被频繁提及,文学批评直面文学遁入困境的时代焦虑,不断呼吁审美传统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这种美学主张被布鲁姆概括为“莎氏崇高”(The Shakespearean Sublime),“莎式崇高”通过“自我-他者”的双重意识辩证视角揭示文学史中“当代自我”与“历史他者”的双向建构与超越,重申对审美诸要素的再分配,在经典的不断起源中安顿个体生命,进而弥合个体经验和宏大叙事的裂隙。     

性病隐喻与两性身体叙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性病”意象探析

性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典型的疾病意象之一，对性病的关注涉及对妓女生活的想象，而性别文化身份的差异在对妓女的叙事上体现为两种不同的身体叙事方式。男性主体的中心意识使文学创作更多地表现为人民伦理的宏大叙事，体现着“民族一国家”的“大意义”；女性的历史边缘处境使女性书写更多地呈现为自由伦理的私人叙事，作为一种“小意义”而存在着。对于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性病，宏大叙事侧重于把女性身体编织进政治、道德、历史的意义圈，强调女性身体的公共性；私人叙事强调性病之于女性的私人经验，呈现女性身体的私人性。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重叙事建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做到“深”“细”“实”“活”,将宏大的国家话语进行“降维法”实践与应用,突出人民群众在推动民族历史发展与现代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以普通大众为主体的小叙事作为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的突破口,弥合政府叙事的风格单一性、概念抽象性、宣传垂直性的缺漏。要贯通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小叙事与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宏大叙事,促使大众通过日常叙事主动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热情,使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相得益彰。在大叙事与小叙事的循环互构中,确证与阐释中国特色发展的成效和道路优势。在故事的书写、传阅和共议中加深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解和责任承担,最终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转化为自觉自强的行动实践。     

浮出革命历史地表的爱情——新革命历史小说的爱情叙述策略

在“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中,革命叙事与情爱叙事呈现出一种暧昧的纠缠关系。一方面,革命叙事压抑了情爱叙事,情爱叙事打上了政治烙印,情爱叙事始终处于屈从地位并最终被革命话语“收编”,从而保证革命叙事以一种绝对的“显主体”地位来完成对革命历史审美图景的描绘。另一方面,革命叙事借助情爱叙事完成对宏大主题的书写,革命话语也承担了最私密的爱情话语的信息载体的功能,在革命话语夹缝中生存的情爱话语完成了对革命强势话语的借用,使得情爱叙事始终以一种“潜主题”的身份完成了对革命话语的辅助书写。为了保证完成对革命宏大叙事书写的目标,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干预和控制情爱叙事的“流向”,所以在“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叙事中,革命的爱情必须以服从于革命需要的叙事模式出现才能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只有在忠诚、勇敢和对革命充满乐观的前提下才能获得合法的位置。”为了叙事安全,作家们对爱情的“时间”、“质量”和“主体”上都做了精心的叙述安排,他们大多采用“女方主动,英雄克制”、“三角恋爱走向”两种叙述策略完成对爱情安全、合法、完整的描述。新革命历史小说在爱情表达和“三角恋爱走向”上都胜利了完成了对“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的突围和改写,爱情不再需要穿上政...     

文本视阈中的晋东南区域自然灾异——以乾隆版《潞安府志》为中心的考察

个人“书法”和文本失忆是历史书写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在乾隆三十五年版《潞安府志》中有着显著的表现.受知识背景、政治立场及写作逻辑的约束,史志撰者有时会有意无意地把公共资源作为表达自我的平台,甚至针对性地将普通日常行为与政治生活妄加联系.但同时,相比基于宏大叙事的传统史书所透露的信息而言,区域背景的方志所提供的自然灾异文本,给我们展示了阅读灾害史料的独特视角.     

个体的差异:从《舞台》和《青衣》看新时期小说的叙事变迁

新时期小说叙事在20余年间经历了从宏大叙事向个体叙事的变迁.宏大叙事和个体叙事都表现为个体的故事,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个体的差异.小说《舞台》和《青衣》之间的差别,是对这一变迁的完美体现.对两篇小说几个细节的比较,可具体展示宏大叙事和个体叙事在塑造个体时的不同.     

不同人称叙事视角对于自我发展的影响研究

叙事人格理论认为人生故事具有建构自我与人格的作用.通过三个研究测察个体回忆自传体事件时采用的叙事视角(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及其对自我发展的影响.干预研究分别以个人书写表达和团体讨论方式,运用标准化半结构访谈方案考察不同人称叙事对于自我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个人书写表达比团体讨论产生变化的因子更多,采用第三人称叙事的被试比第一人称叙事的被试在更多人格因子上变化,两组中H、Q1都产生了变化.     

中上健次:日本文学中的魔幻现实主义

中上健次是日本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部落民”(贱民)的家庭背景以及家族矛盾、血缘关系等构成了他的文学之根,他用魔幻现实主义叙事建构了现实与虚幻的“路地”文学;在其代表作《千年的愉悦》中,中上健次采用神话与梦境、暴力与性等“边缘化”、“个性化”的叙事伦理,抗衡与消解了历史理性与宏大叙事的传统权威.     

《吉姆爷》的宏大叙事解体

康拉德的《吉姆爷》从人物塑造和叙事策略两方面体现了对宏大叙事的解构：作品戏拟性的人物刻画消解了“大写的人”的理想主义信念;在叙事策略上,《吉姆爷》通过打破线性叙述时间,塑造词穷的叙述者和转换视角等方法,进一步颠覆了关于意义先验在场和理性至上等宏大叙事假定。     

无法抚平的创伤——解读《赎罪》的创伤书写

麦克尤恩的《赎罪》的叙事时间跨度长达64年,叙事背景从英国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转换到二战这一历史大背景,从一件普通的案件出发,探讨了历史背景下的道德与人性、心灵的创伤与救赎。小说刻画了个体对家庭创伤、集体创伤以及战争创伤的反应。主人公在遭受一系列创伤,饱受创伤记忆的折磨之后,幸存者开始与创伤记忆做抗争。在抗争的过程中,创伤幸存者对于自我、他人和社会的评判标准被摧毁,而后又重建。虽然创伤造成的伤痕无法抚平,但个体的人格在修复创伤的过程中得到了提升。     

身体·性·政治——对小说《少男》基于文化政治的解析

在革命经典文本中,对于身体及其欲望的基本处理路径就是政治化,用马克思主义式的宏大叙事进行规约和编码;而在"后革命时代",马克思主义式的宏大叙事已因语境的延异而陷入绝境,发生了认识论断裂,表征为各种微观的文化政治。近年来,"底层书写"对身体、政治和性进行解辖域化并生成为微观政治。通过对《少男》文本能指的认知论断裂分析,比较这两种同具左翼色彩的文本对身体、政治及性之关系的异质性编码路向深描,尝试挖掘文本欲望叙事的生命政治踪迹。     

困己之局：《莫菲》中的国际象棋叙事

在贝克特小说《莫菲》中，国际象棋具有不容忽视的叙事功能，影响了人物、空间及叙事进程三个叙事核心要素。《莫菲》的核心是困境意识，表现为三个方面：身体困境、空间困境及交流困境，其中又以交流困境最为关键。贝克特创造性地采用了国际象棋来建构小说的困境意识，包括三个层面：身体层面上，莫菲与“镜像自我”安东先生通过下棋交流，二人的对局具有自我搏斗的含义；空间层面上，国际象棋游戏的封闭空间与莫菲的生存空间都有一种异质性，且故事空间的冲突表征了人物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矛盾存在；交流层面上，小说以一局棋谱解释了主要人物无法交流的困境，引导读者对人物及事件做出判断。小说中的国际象棋既是人物在无法交流之处的交流，也暗含理性与非理性对话的无法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