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官吏选拔制度述略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产生较早,漫长的先秦时期是各种制度包括选官制度孕育、发展的时代。先秦选官制度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史前期、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整个先秦时期至少有六种选官制度:选举制、学仕制、军功制、客卿制、考核制、世官制。先秦多渠道选官制度成为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渊源,对秦王朝以至后世官制产生深远影响,其中选举、荐举等选官方式直接发展为察举以至科举制度。     

古代中国的黑夜秩序

对夜晚时间的管理,也是对社会秩序的管理.古代民众"日入而患"的时间安排既是传统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反映,也是古代官方对民间社会控制的产物.官方和士绅通过传统的礼法,包括各种律令制度,以及地方官员的惩戒和劝谕,形成民众对这种夜晚时间安排的认同.而元夜不宵禁,正是对这种刻板生活的一种补充,通过表面上的"脱序"与"越轨",来释放平常积郁于底层的民间活力.     

春秋战国时期官制改革新探——评齐秀生博士新著《社会环境与人才》

齐秀生博士的新著《社会环境与人才》一书,不仅首次对春秋战国这一历史大变革时期的社会环境与人才问题进行了整体性的研究,系统分析了该时期人才大量涌现的社会环境因素,探寻了人才成长规律,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和有益的启示;而且对古代世族世官制度的解体,以文武分职为标志的新的选官制度,包括将相制、郡县守令制、封君制、荐举制、客卿制、养士制、考选制、军功制、俸禄制等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这些新的人才选拔制度,对秦皇朝以至后世官制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国家政权的巩固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中国当代人才战略的实施也有借鉴意义。可以说该书是近期出版图书中把历史学理论研究与应用学研究有机结合的一部成功的力作。     

多元共治：明代官民协同治灾模式及其实践效益

明代是古代中国灾害治理的成熟期,治灾理念日愈革新,治灾机制日渐完善,治灾能力日益提升,治灾主体日趋多元,并形成官方主导、民间参与的社会化、集体性官民协同治灾模式。灾前备灾时,明廷从政策层面督劝民众种植桑枣,修水利,建设仓储,以实现“长远性”减灾效益。灾中救灾时,明廷从应急层面调配社会资源,劝励民众以捕蝗、代赈等方式参与救灾,以实现“安全性”救灾效益。灾后重建时,明廷从规划层面组织民众复籍复业,重振重建,并通过反思灾中赈救的利弊得失,进一步强化治灾举措,以实现“持续性”灾后重建效益。明代官民协同治灾模式是官方自主、社会自治和民众自救等治灾机制彼此互动的结果,也是官主民辅、官退民进和官民协同等治灾路径综合联动的表现,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明代多元主体“共治”灾害的独特历史格局。     

论中国古代人事管理思想

论中国古代人事管理思想魏荣耀中国古代人事管理思想主要包括选官制度、用人思想和领导者素质三个主要方面。一、中国古代选富制度利弊说进人封建社会以后，官吏选拔制度经历了一个从军功爵制、察举征辟制、九品中正制到科举制四个阶段的发展演变过程。１．严重打击奴隶主...     

读《入仕之途──中西选官制度比较研究》

李双壁先生的新作（人仕之途──中西选官制度比较研究）（该书已由贵州人民出版社于２０００年１１月出版）向我们揭示了如下事实：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大致经历了世官制、客卿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五个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对前一个阶段的继承与发展，其中尤以科举制最具制度理性。换言之，中国古代选官制度是一个不断趋于成熟，不断自我完善的历史过程；其基本趋向是由私而公，由人而制度，由非制度而制度化、程序化；而牵引这一过程和趋向的内在动因则是实践理性基础上的历史智慧。从人类文明不断演化、各种不同文明相互…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论析

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形成于政府划分文武职官和专制主义集权政治确立。选拔官吏的途径很多 ,各有其历史发展的过程和时代特征。举其要者 ,有战国时代的“客卿制”、两汉的“察举”与“征辟”、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和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客卿制”注重实践性 ,但缺乏必要的教育程序 ,具有较为原始的色彩 ;“九品中正制”是一种“获得性”身份的选官制度 ,具有强烈的特殊主义与感情色彩 ,是典型的“任人唯亲” ;“科举制”作为一种“自致性”身份的选官制度 ,在贯彻公平原则上较为彻底 ,体现了择优录取、一视同仁的合理化原则 ;“察举”与“征辟”是一种“赞助性”身份的选官制度 ,介于“获得性”与“自致性”二者之间 ,过于原始、粗疏 ,容易发生不公平现象 ,缺乏合理化的有效保障。科举制不仅在于考选人才 ,对于维护中央集权 ,促使社会流动 ,有更深层的作用。     

试论中国古代职官教育的转型

中国古代职官教育由培养"官"到培养"臣"的转型过程,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由世袭制到封建帝制的演进。作为职官教育的承载形式,畴人之学对世承职官的子弟进行了天文历算、农业生产、医学、地理、水利等丰富的技术知识教育,使最早的职官具有了技术和职业的含义。宦学的"仕而优则学"和"官先事"的职官教育原则的凸现和与此相适应的丰富的教育内容及其注重实际的教育方法,使秦汉时期的职官仍保持了技术、职务的客观能力。而自奠基于汉代察举考试的科举制度以来,由于封建社会对知识选择的控制和"忠君卑臣"教育策略的实施,使我国古代社会达1300年之久始终以"十三经"或"四书五经"为主要教育内容,不具有真正的技术和职业含义的"臣"——进士,便成为了政治演进和朝代嬗变的基干。     

社会学视角下的战国士阶层社会流动

士人在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战国时期所进行的活动,可概括为"社会流动"。战国士阶层社会流动有垂直流动、水平流动、代内流动、代间流动等几种方式。其中,垂直流动尤其是向上流动,是显著的流动方式。士人实现向上流动的途径包括从师、游说、引荐、国君招贤等。士阶层社会流动是对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作出的积极回应,同时也表明,战国正处于中国古代社会的转型期。正因为此,战国士阶层社会流动呈现出主体平等性、非制度性等特征,与秦汉以后大一统社会下士大夫社会流动有着显著不同。目前,学界对战国士阶层社会流动的考察尚不够全面系统,有待进一步研究。     

核心价值大众化的历史经验:以“三纲五常”的提炼和传播为例

在我国自汉代以降的古代社会中,"三纲五常"这一核心价值深入人心,为广大民众所认同并代代相传,成为社会各阶层的价值共识和文化传统,对保持文化传承和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三纲五常"从提炼到传播,建构了一套系统的大众化路径,形成了丰富的核心价值大众化经验:核心价值必须具有深厚的社会土壤,是对特定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集中反映,这是核心价值取得大众广泛认同的基础;核心价值必须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是社会各阶层思想共识的高度概括;核心价值的形成需要经过长期积淀而成,不可一蹴而就;核心价值大众化必须得到上层的大力支持与倡导,离不开选官制度的保障,要具有体现通俗化、生活化和普及化的形式。     

中国古代选官系统及其演化析论

一从系统论的观点来考察,一切选官体制均可视为一个系统。成熟的、完全的中国古代选官系统作为一个母系统,它又是分別由下面五个子系统构成的:(一)资格审查(认定)系统。系指对可入仕者最基本资格的规定与认可。在中国古代,这种最基本的资格往往指人的社会身份或血缘关系,它决定了选官的社会范围。(二)教育和培训系统。系指按入仕的具体标准来教育、培训拟入仕者。这之中或为文化教育,或为实践训练,或二者均有之。但本文侧重研究国家性质的学校系统,这也是封建社会选官系统中最主要、亦是最重要的教育、培训子系练。     

科举制度的延续:一个经济学视角

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长期延续,是科举制度绩效优势,制度均衡、制度变迁和路径依赖的交叉互动,以及科举隐性合约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与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和分封世袭制相比,科举制度具备绩效优势。而制度供给对持续的制度需求的响应、以制度养护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变迁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路径依赖,使科举制度成为各个封建王朝所依赖的选仕制度。科举制度可以被理解为普通民众和统治者之间的隐性合约,而自我履约性确保了合约关系的延续。     

唐代的选人与官阙

“选人”在唐代指那些通过科举及第、门荫结品、杂色人流、军功晋升等途径获取出身、有资格参加中央吏、兵二部主持的选官集会——铨选之人,凡停替待选的前资官亦包括在内。参加吏部主持的文官铨选者为文选人,参加兵部主持的武官铨选者为武选人(由于军职选拔、补署、晋升的特殊性,武选人并不一定都亲赴选场,故本文以讨论文选人为主)。 “官阙”则是指每年因各种原因(如停替、死亡、病免、丁忧、获谴、解任、致仕等)而空阙的正员职事官的名额,加上因需要而增设的员额。     

明代幕官制度初探

本文从中央、地方乃至军事系统等方面，对明代的幕官制度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考察，藉此证明明代同样具有一套完整的幕官制度；指出明代幕官制度在明代政治制度中所占的地位，以及幕官的衰败而导致以私人佐治为特色的幕宾制的应运而生。     

自发的秩序与无为的政治--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中的天命意识与政治的正当性

天命是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中的一个重要观念 ,中国有一个独特而又深刻的天命论传统。对于中国思想而言 ,天命不是起源于宗教神学的实体性上帝 ,而是发源于民众的生活 ,它体现为民情、民意、民欲等等 ,它就是以民众生活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社会———政治的秩序。中国思想认为 ,天命并不具有人格性、意志性 ,而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因此 ,天命被理解为自发性的社会———政治的秩序。正当性的政治必须充分尊重这种秩序 ,而不能去人为地干预它 ,这样的政治就是无为的政治     

细微处见真灼——印度种姓制度与孔子“学而优则仕”理念比较

种姓制度是印度社会的特征之一。它实行世袭制和内婚制,是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它不但奴役、残害了广大劳动者,剥夺了他们做人的权利,而且是印度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中国古代孔子的"学而优则仕"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推动了中国的发展,两相对比中可以了解阻碍印度社会进步的部分根源。     

“依法治官” 的困境与对策研究——以治理“小官巨腐”现象为例

“小官巨腐”是百姓身边的腐败,主要集中在工程建设与拆迁领域,以山头主义与集体腐败方式居多,“能人腐败”是其突出问题.治理“小官巨腐”现象关键在于依法治官.依法治官存在的困境主要有选官管官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体系不健全、“好官”的考核评价标准操作性不强、基层官员权力的约束机制欠缺、基层官员的监督不力、基层官员腐败成本过低等.走出依法治官困境主要靠法律与制度.要将“选官用官”权力关进法律和党规的笼子,必须完善“小官”选拔与晋升、基层群众参与“选官”等相关法律法规,要用民主监督制度、问责制度、预防腐败制度的笼子,从严管住管好“小官”手中的公权力,从源头和根本上预防、杜绝“小官巨腐”现象.     

马克思主义社会史研究的范例--吴泽和《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殷代奴隶制社会史》

吴泽的学术视野相当宽广 ,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是他用力甚勤的一个领域 ,其最显著的特征 ,就是始终坚持开展对经济的历史考察和对历史的经济考察 ,始终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抱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浓厚的学术兴趣。初版于 5 5年前的《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殷代奴隶制社会史》是其代表作之一。该书将更多的目光投放于民众的生活史 ,把一场“眼光向下”、对民众的社会生活进行多角度研究的学术革命引向更高更深的境界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史的研究取向。吴泽的学术实践 ,正可证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这一过程中取得的成就。     

国家元首更替制度的比较透视

国家元首更替制度问题既是一个宪法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同时,它还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从类型化的角度来看,国家元首的更替制度主要包括禅让制、世袭制、民主选举制。抽象而论,这三种制度都有自己的优势,但也有各自的弊端。在现代社会,无论是禅让制还是世袭制,都很难作为主导性的国家元首更替制度,民主选举制具有更大的比较优势。民主选举国家元首的具体方式是一个技术性问题,需要从技术的角度予以论证。     

晋代史官选任制度考论

晋代是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在继承了曹魏始创的史官制度———著作官制度的基础上又有所完善,史官的选任更为严格,但由于晋代史官选任制度受到了九品中正制的较大影响,许多士族子弟依靠门第得任史官,从而造成了晋代史官虽多但堪当史任者却相对较少,高水平的史著也不多见的现象。另外,晋代史官选任制度对南北朝亦产生了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