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特林有关生育供给与需求分析理论

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人口经济学在阐述有关家庭规模经济决策理论时,往往运用边际效用分析和消费者需求理论,尚未涉及生育的供给和需求分析。80年代,美国人口经济学家理查德·A·伊斯特林①(Easterlin)提出了有关生育的供给与需求分析理论。伊斯特林和克里明斯在1985年出版的《生育率革命:一种供求分析》一书中,结合发展中国家经济现代化的进程,运用生育的供给和需求理论(简称供求论)来分析生育率变动的原因和变动趋势。本文简要评述这种供求理论。     

生育率经济学(一)——贝克尔的创见及其先驱者

50年代以来,死亡率稳定在低水平上,人口动向主要取决于生育率。因此人口增长的理论研究,大多是探索生育率的经济决定因素,这就形成了“生育率经济学”。 生育率经济学所采用的是价格理论。夫妇生孩子的意愿取决于家庭的最大效用。作为家庭经济的意志决定,生孩子与消费、储蓄、就业等属于同一类,也存在供需关系的问题。但作为行为主体的夫妇对孩子既是需求者,又是供给者,因此在孩子的供需关系上不存在供求不均衡的市场,不存在标明的价格。     

生育率下降的经济分析理论框架

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西方主流的人口经济学理论，都把经济发展作为生育率下降的决定因素，尽管双方对“经济”的理解不同；还有不少西方学者否认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因为许多国家的数据并不支持这一论点。本文同意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但又是间接的，而且影响的路径和中介环节是复杂多样的，它决定了生育率与经济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也是复杂多样的，而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但并不能依此否认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本文总结了有关生育率下降的经济分析理论，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说明了这一框架的基本内容，并运用这一框架对中国生育率的下降作一简要说明     

贝克尔关于家庭对孩子需求的理论

<正>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经济的复苏和腾飞,西方发达国家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已趋于稳定,其人口数量的自然增减变化就主要取决于生育率。由于生育决策最终是在家庭内部做出的,因此,西方经济学界的一些学者开始热衷于有关生育率的家庭经济决策的分析研究,他们以家庭为考察对象,争相探讨家庭收入与家庭规模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相互影响,从而促成了具有“新家庭经济学”之称的当代西方微观人口经济学的产生。作为一派学科体系,与宏观人口经济学相比较,当代西方微观人口经济学在对生育率的家庭经济决策方面确实做了较为深透的分析研究,其中不乏一些颇有价值的理论。如加里·S·贝克尔(Cary S.Becker)的家庭对孩子的需求理论就是其中之一。该理论最早出现     

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完善是我国农村生育率下降的前提和必要条件——苏南农村人口转变的启示

众所周知,中国生育率迅速下降,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接近或达到更替水平,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在这方面,城市走在农村的前面,不少城市生育率已达到并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农村生育率虽高于城市,但从70年代起已开始明显下降。我国农村生育率为什么能下降,能否持续稳定下降?农村生育率下降是靠政策威力,强迫命令,“超经济控制”,还是“计划生育超前”,众说纷     

生育需求的经济分析

生育需求的经济分析周双超自５０年代以来，以莱宾斯坦、贝克尔和伊斯特林等为代表的人口经济学家，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运用消费理论，有的还尝试结合社会学因素，对生育革命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们基本上沿着对比养育孩子的成本──效用的研究轨...     

经济发展与生育率变动:一个评论

“经济发展导致生育率下降”作为一个研究结论,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可,并被作为人口与经济关系的一个基本命题而写进人口经济学著作。然而,反观现实的人口与经济关系,实际情况似乎并不印证这一命题,甚至有时是相悖的。经常被援引的例子是,中国苏南地区与广东地区同为经济快速增长地区,但人口控制效果不一,生育率差异显著。如果说“经济发展导致生育率下降”命题成立,那么,如何解释这两个地区的生育率差异?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中国家庭生育行为转变的经济学解释理论模型

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就有多生孩子的强烈愿望,多子多福是人人欢迎的祝颂词.直到本世纪60年代以前,中国农村家庭通常都有六到七个孩子.即使是在城市中,一个家庭有四到五个孩子也属常见.1959年到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曾中断了中国的高生育率,自那时起,中国城市人口的生育率再未恢复到50年代的水平,但在农村地区生育率却有十分戏剧性的变化.从1963年到1970年,婴儿出生高潮震撼了政府和许多有识之士.在此期间,每年约有3000万以上的婴儿出生,婴儿浪潮推动着政府必须加强计划生育工作.表1列出了近半个世纪的总和生育率和年龄别生育率,数据表明,70年代生育率迅速下降,在80年代后期生育变化则处于停顿.     

以人为本的发展

无论理论界还是计划生育领域,很早就已认识到计划生育工作不应孤军深入,而应该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其他方面整体推进。作为人口控制与社区发展相结合的重要途径,以人为本的发展理论经过社区发展实践正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一、社区生育观变革与以人为本的发展目前我国学术界对多育倾向和男孩偏好的解释往往遵循效用最大化原则和风险最小化原则,也即认为多育及男孩偏好受效用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直接或间接导向作用。效用最大化导向又含有两上主要分量,即经济分量与非经济分量。经济分量意味着生育意愿的上升是由边际孩子经济价值的上升…     

生育率的社会经济分析

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是很复杂的,有生理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等等。但主要是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其它很多因素,它们本身也是从社会、经济因素派生的。西方生育率经济分析简介生育率的经济分析,在西方曾经历了几十年的论战,著作相当浩繁。日本中央大学经济部大渊宽曾作过一篇综述(参见国外社会科学情报1981年第6期),把这方面的理论分为三派:一是以贝克尔(G·S·Becker)为首的芝加哥派(应用“消费者选择理论”)。认为子女有如耐用消费品或说是一种高级财富,所以一般趋势是家庭较富有或收入增加,人们就会希望多要子女。但子女有“质量”高低之别,较富有的家庭自然希望自己     

人口生育行为的理论追溯及经济成本和经济效用

人口问题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追溯人口问题的理论渊源,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运用现代家庭经济学、人口经济学等理论,对人口生育行为进行经济成本和经济效用的分析,为解决社会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低生育率陷阱:是事实还是神话?

20世纪80年代以后,欧洲国家生育率持续下降,一些国家生育率降到并持续保持极低的水平,这种现象引起了西方人口学界乃至大众的广泛关注,很多学者对欧洲持续的低生育率现象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之一是鲁茨等人提出的低生育率陷阱。按照鲁茨等人的观点,一国总和生育率一旦降到1.5以下,就会产生一种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机制,于是,生育率就如同掉进了陷阱,很难再回升到1.5以上。本文介绍了低生育率陷阱的概念和作为其理论核心的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机制并从人口学机制、社会学机制和经济学机制分析了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机制本身的缺陷,从理论上论证低生育率陷阱可能存在的问题,在这一基础上笔者结合近年来欧洲一些低生育率国家生育率回升的事实,认为低生育率陷阱究竟是事实还是神话,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证明和实践检验。     

增加教育投入或可减少低生育率负面影响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口统计学教授彼得·麦克唐纳的研究报告《低生育率：东亚的困境》称,良好的教育可以帮助东亚地区降低低生育率带来的负面影响。麦克唐纳表示,从长期来看,当一个国家的生育率下降,其劳动力规模也会随之下降,这将为社会、经济带来一系列挑战。他说,低生育率现象一旦形成就很难扭转,这将产生“低生育率陷阱”。“为了降低低生育率造成的负面影响,政府可以尝试增加教育投入”。他解释称,“众所周知,良好的教育有益于人们的健康、财富和幸福,且教育水平与寿命预期和经济增长间呈正相关性。因此,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比起其他人可以工作得更久,同时也有更多的途径服务社会。”另外,麦克唐纳还表示,东亚国家可以通过帮助女性在生育后重返劳动力市场来鼓励生育。     

生育率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家庭收入对生育决策的影响,并尝试进一步推导出“收入-生育率”曲线。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认为生育率与家庭收入并不总是呈反向关系,而是收入到了一定水平以后,生育率水平又会随之上升,即“收入-生育率”曲线基本呈扁平“U”形曲线形态。     

我国七十、八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控制效果的比较与评估——全国1‰、2‰生育率抽样调查比较分析

我国的计划生育经历了70、80年代近二十年的艰苦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概而言之,70年代实现了由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的转变;80年代在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形势下基本实现了生育政策从调整到稳定的转变.这样,就为90年代实现人口控制的法制化系列化管理体制创造了条件,积累了经验.一、七十年代政策控制成效评估70年代,全国计划生育以“晚婚晚育”号召为起点,逐步向“晚、稀、少”转变,“二胎加间隔”则在上述前提下提出一对夫妇间隔生二个孩子,并在晚育基础上加强胎次间隔控制,这项政策在强有力的行政控制、宣传舆论和骨干带头的推动下,有效地控制了第二次人口高峰的增长势头,实现了控制人口激增和调整人口结构的基本目标.     

农村妇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低生育水平不代表我国农村社会生育意愿已经完成了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因为生育意愿的变化受到社会和家庭多种因素的影响。借助莱宾斯坦孩子"成本-效用"理论,通过农村妇女边际孩子的选择对农村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性别偏好、孩子的经济成本以及抵御家庭风险、扩大家庭规模的效用在影响妇女生育意愿中起着较为明显的作用。了解农村妇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对建设先进生育文化有重要意义。     

诺特斯坦人口思想的一个重大变化——“人口转变论”札记

《人口学辞典(未定稿)》关于“人口转变论”的辞条认为:西方“转变论”者将出生率的下降看作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他们反对将避孕和现代节制生育运动看作是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因素.该辞条说;“人口转变论”的基本观点认为,人口过程不是一个独立自行运动的过程,而是与社会经济条件变化密切相关的过程”,“诺特斯坦把自己用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来说明出生率的下降的做法称为标准解释”,他“不同意把现代避孕技术的发明和推广看作是出生率下降的重要因素,他认为出生率下降应归因于经济因素的变化”.我认为:这种提法只反映了诺特斯坦或大多数“转变论”者的早期思想,事实上本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以后,包括诺特斯坦在内的大多数“转变论”者都经历了一个重大的理论变革,即从反对用避孕来     

北京人口发展前景 1995—2060

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它早在全国强化计划生育初期(当时的生育政策,先是“两个正好”,随之推行“晚、稀、少”),全市生育率已迅速降到更替水平以下,70年代,平均总和生育率为1.9,比60年代平均水平下降了51%.进入80年代,又率先在市区里普及了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往后,在坚持有计划控制人口增长的约束下,出现了全市生育率、自然增长率持续保持在低水平上波动的好形势.这不仅为首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人口环境,并且为全国、特别是城市人口的发展起到示范影响.     

试论自发性与诱导性人口转变

国外一些学者分析发展中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在生育率变化中的作用时,划分了两种变化类型:一种是“发展性生育率转变”,另一种是“诱导性生育率转变”。美籍华人学者田心源教授在分析中国生育率转变时引用了这一概念,他认为中国的生育率转变属于比较成功的“诱导性生育率转变”。笔者赞同这种区分,并认为有必要把这种区分引入中国人口转变特征与机制的分析之中。由于一组社     

中国生育率下降与经济发展

一.引言中国自1949年以来,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各领域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生育水平出现了由高至低的转变。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全国总和生育率稳定在5.8左右,自70年代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以来,生育率迅速下降,由1970年的5.81降到1988年的2.31,成为世界上公认的控制人口增长最成功的国家之一。中国的计划生育实践表明,中国是在经济发展状况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出现生育率转变的,这与其说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