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事务于宽厚”的汉章帝

“每事务于宽厚”的汉章帝曹金华汉章帝刘但，是东汉第三代继世令主，也是以＊宽厚长者”著称的封建帝王。在他统治时期，曾一反光武、明帝之“严切”政治，实行了“每事务于宽厚”①的政策。虽然其在位仅十三年，但这一政策却对东汉政权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颇有...     

“度田”斗争与光武中兴

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为了解决流民和土地兼并等社会问题，极力推行“大田”政策，打击豪强地主，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国家财政收入，促进了官吏廉洁勤政风尚的形成。     

《太平经》安民策略论纲

本文探讨东汉末年特定历史背景下《太平经》的安民策略 ,认为《太平经》的“安民”,只不过是谋求东汉封建政权稳定的策略理路 ,即以民安而达政安。文章指出 :在社会矛盾已极端尖锐的王朝统治末期 ,政权的自觉调整已难以奏效 ,因而这一策略理路难成现实     

论范晔对东汉“党人”的编纂及评价

范晔在《后汉书》中增设《党锢列传》并以之为核心对东汉的“党人”群体进行了记载。对于“党人”的编纂，范晔在《党锢列传》传首用长序、采谣谚来交代“党锢”的起因与经过，并以之提携全传，又择“三君、八俊”等核心“党人”为传主，以此展现“党锢之祸”的全貌，对于其他“党人”,则以类(德性)相从进行合传。范晔对东汉“党人”的这种编纂方式使其在《后汉书》中形成了以《党锢》为核心的“党人传”记载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党事”始末之主次线索清晰，“党锢”人物之行事编排严密，东汉后期之历史发展面貌丰富。同时，在相关传记中范晔又以大量史论表达了他对东汉“党锢之祸”影响东汉历史走向，以及东汉“党人”出处进退及其精神的看法。范晔对东汉党锢事件及人物的记载，最能体现他的历史编纂水平。     

有关刘秀“度田”中民变事件的镇压方式问题

东汉初年,历经王莽的残暴统治和数十年的残酷战争,社会经济极其凋敝,社会秩序异常紊乱。因此东汉政权建立以后,“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的问题显得十分严重和突出。针对这种情况,光武帝刘秀为迅速整顿赋役,巩固东汉政权,于建武十五年六月,辄“诏下州郡”进行“度田”,“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但是诏下之后,由于“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赢弱”,全国各地迅速出现了“多为诈巧,不务实核”的情形:一方面对部分豪强地主予以“优饶”,狼狽为奸,助其隐匿户口田亩;另一方面,对中小地主及下层贫民,则横加“侵刻”,“苟以度田     

“清远有礼”是傅玄树立的德目

本文认为“清远有礼”作为臣节是晋朝散骑常侍傅玄上疏朝廷要求树立的德目。清浊之争自东汉以来成为政权上斗争的焦点,社会公认“清”是正直官僚、士子的形象特征,“浊”是宦官佞臣的标识,“清远有礼”是对直臣全面的道德要求。傅玄认为,“举清远有礼之臣”不仅有利于朝廷做到“教化隆于上,清仪行于下”,而且也有助于改变曹魏政权以来朝野盛行的“虚无放诞”之风,有助于巩固仁义道德之礼防     

关于“文学自觉时代”的再认识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文学的自觉时代”始于何时的问题 ,上一个世纪曾出现多种说法。本文不同意“形成于西汉中期”说 ,认为“形成于魏晋”和“形成于魏晋南北朝”说时限太宽泛 ,也晚了一些 ,应该是肇始于东汉中后期 ,形成于汉末、魏初 ,即建安时期     

形象化的“资治通鉴”—《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可说是一部形象形了的“资治通鉴”。它通过形象,充分阐述了一个集团、一个阶级,要战胜他人,取得政权;取得政权后能能巩固政权;必须要有人才,要善用人才。所谓“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这已经是一个格言了。书中通过正反各方面的形象,反复阐明了这一真理。《三国演义》开始第一回就说明东汉的失政,是起于桓帝的“禁锢善类”;灵帝的杀害窦武陈蕃,流放蔡邕;人才遭害,宵小横行,朝政日非,才引起黄巾起义。第三回董卓之能窃据中央政权,是一度重视人才,对蔡邕一月三迁其官,又得了吕布;后失去吕布、李肃,却遭到覆灭。吕布不听陈宫,公孙瓒不用赵云,都遭败亡,他如袁术袁绍,刘表刘璋,     

略论曹操的“唯才是举”

三国时期的曹操以善于用人而著称,他于东汉末年反董卓之乱中起兵,在他的地位、政权没有巩固之时,曾提出“唯才是举”的政策,对其扫荡群雄统一北方确实起到一定的作用,得到大多数治史者的首肯。然而考察曹操的一生,其刚愎自用,嫉贤妒能,杀害贤士之事,也屡见于史。事实上他并没有真正做到“唯才是     

汉代“天人感应”思想对宰相制度的影响

本文从统治思想与政治制度互动关系的角度，探讨了“天人感应”思想演化发展的过程，着重分析了这种思想对东汉宰相制度的影响。作者认为，在东汉三公实际作用消弱的诸多因素中，“天人感应”思想的作用不容忽视。     

汉赋形成的原因初探

以司马相如、扬雄作品为代表的汉代赋体文学,因其华丽的辞藻、繁复的铺排和其"劝百讽一"的篇章结构一直备受批评家的注目.汉赋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显著的文本特征呢?本文从汉代文人的文学观念、汉代文人的社会地位及其生存方式和汉人对赋体文学的接受及评价机制这三个方面来探讨其形成的原因.作者认为,只有站在汉代这个特定的时代才能理解汉赋的创作盛况,才能更清楚地认识汉赋之美,从而更进一步地认识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     

论经学对《汉书》义例的影响

经学对《汉书》的影响是深重的。经学对《汉书》义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立名定目，依托经典；二是创立志表，弘扬经学。探讨经学对《汉书》的影响有助于解决一些史学问题。     

汉赋与汉代酒文化的以乐为本及其流变

汉代酒风的炽盛是汉赋中酒文化的社会原因。调和人伦、献谀神灵和祭祀祖先是汉赋中酒的基本文化功能。以审美判断来审视汉赋中的酒文化,可见以乐为本是汉人酒文化的精神内核,而汉末则成为酒文化以悲为怀的开端,此后借酒浇愁、寄酒为迹则成为中国文人酒文化的常态。     

浅议两汉皇室婚姻的变迁

汉代是中国封建婚姻的奠基时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两汉皇室婚姻。其形致多姿、特点迥异,具体表现为西汉时期皇室婚姻不论贵贱、不重贞操、不拘辈分,而东汉时期皇室婚姻则变得审慎、制度化。这一变化的产生是由两汉社会经济基础和思想文化背景的变迁造成的,即社会经济基础由西汉时期的小农经济发展为东汉时期的大地主庄园经济;思想文化背景由西汉初期对儒家传统道德的轻视和社会风俗的放纵不羁发展到东汉时期的儒术独尊和知礼守节。     

东汉镜铭的省体字

省体字是正字的简省字体,有简省部件和简省笔画.省体字作为东汉镜铭最常见的书写形态,表现出了丰富多样的省体特征,同时与汉代隶变关系密切,既反映了汉代篆书向隶书演变的进程,又受到汉代隶变和草书的影响与渗透.镜铭省体字的形成一方面受到隶变与东汉用字混乱,缺少规范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与东汉私人铸镜繁荣,民间镜工文化水平不高直接相关.     

从《汉书·艺文志》序言看汉代“多元一体”的学术融合

《汉书·艺文志》序言一直被认为具有"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文献价值,为我们了解西汉时期的学术提供了重要依据。《汉书·艺文志》序言表现出汉代学术的"多元一体"图景,即汉代学术实际上并未真正"罢黜百家",而是在以儒学为基本价值标准的基础上,实现了对诸子之学进行扬弃、整合和融通,最终形成了汉代的学术大融合。     

两汉前期世风之比较

西汉前期和东汉前期的世风表现出很多相似之处,也存在一些差异。对二者进行比较,有助于加深对汉朝社会的认识。从分析两汉的社会背景入手,分四个方面对比了两汉前期的社会风尚,即出身观念、奢侈、守礼、区域性特征,由此得出两汉世风差异的原因在于统治社会的思想不尽相同以及作用差异的结论。     

汉赋与汉代校猎之制

汉代校猎赋展现了汉代校猎之制,而由于两汉礼制思想与政治状况的不同,汉赋中所见校猎之制的描写有所不同。如西汉侧重于优游娱乐、奢侈淫逸,东汉初期重视其儒家礼乐教化功用,至东汉中晚期,则回归其军事功能本身,内容与风格各有不同。而从总体来说,汉赋所展现的汉代军礼,具有雄豪、恣肆的特点。     

《经传释词》语料断限辨正

《经传释词》的语料断限，王引之自己说是至西汉。人们一般都沿用此说。我们考察后发现，《经传释词》运用了大量东汉的语料，尤其是《汉书》中的语料，对《汉书》中的语料，不仅运用的量大，而且运用的方式多样。由此可见，《经传释词》的语料断限应该是至东汉。这与清代其他一些学者的做法是一致的。王引之所说的“西汉”，可能是“两汉”之误。     

从东汉时期入仕者与知名人士出生地的分布状况看东汉江南经济的发展

西汉时期,江南地区处于半开发或不开发状态,但到了东汉末期和三国之初,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已获得巨大发展,这种发展都是在东汉时期实现的。故近人多有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论述东汉时期江南经济的发展状况之文,但都未能从东汉人文状况的变化去论述,本文正是从东汉时期江南地区入仕者与知名人士的涌现数量大大超过西汉时期的人文状况来论证这一问题,可补前人及今人论述之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