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道德基础”的理性如何规范道德——康德“实践理性”德性论解析与重构

"理性"作为道德的基础,源于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是选择,要靠理性把握和决定。然而,经历了十几个世纪的变易,"理性"的光芒逐渐虚渺。而到康德,"理性"作为现代性的一种特征,成为康德整个德性论的根基。而对康德的德性观的某种回归为探寻理性何以重新规范道德提供了启示,也进一步重现了康德道德哲学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德福统一及其现代启示

对于道德与幸福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将德福完全统一起来,认为幸福至善,是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康德认为德性的目的在于配享幸福,至善在于德福统一。两种德福统一存有较大区别,在统一路径上,亚里士多德从始至终将德性与幸福结合起来,达到德福统一,康德则是先将德性与幸福分离开来,然后引入三大公设,通过至善的方式将德福统一起来;在对幸福实现途径的思考上,源于经验层面的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是指日常生活中实现的幸福,而康德的幸福理论充满宗教色彩,致使今生实现难度加大。     

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特征——基于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的比较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德性伦理传统的代表,而亚里士多德作为伦理德性系统经典的阐释者,为当代的德性伦理学方案提供了可直接借用的资源。总结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特征,在于他力图在理性与经验、理性与欲望、理想与现实、灵魂与肉体、个体与整体之间寻求和保持平衡。与他的老师柏拉图相比,这种"中道"平衡的原理使其更能如实地理解人的德性实践,因而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复兴运动中得到了更多的认同。     

为己与为他基于理性崇高性的统一——亚里士多德与康德价值论基础比较之尝试

反思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价值论基础相同与差异是一种尝试.两种价值论都是建立于理性之上的,据此,以理性为最终根据的行动本身就值得欲求,人们应当把这种行为本身(而不是活动的结果)作为最终目的.然而,两人的伦理学的理论背景是不同的.以理性为根据的行为分别体现于亚里士多德的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和康德的依据善良意志的行为,而两者都意味着在能力范围内尽力符合理性的要求;两者是相互一致的,因为两人有比较相似的德性理论,尽管其中又存在一定差异.理性要求生命的崇高性,作为最高目的的这种崇高性并非仅指个人的崇高性,而是自我与他人共同具有的崇高性,尽管具有崇高性的人的范围对两人而言存在差异.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幸福观启示

亚里士多德认为,最高的善就是幸福,幸福就是灵魂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德性即中道,思辨活动是至上的幸福.他的幸福观启发我们在追求幸福时应当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个体幸福与集体幸福的关系.     

“中庸”与“中道”: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之德性观的差异

孔子持"中庸是德性",而亚里士多德持"德性是中道"。孔子的"中庸"是德性的主词,其德性主要是伦理德性,有着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和天人互动的"天命"观念;而亚氏所论的"中道"则是德性的谓词,其德性观包含着伦理德性和智性德性,侧重于分析的思维方式以及科学的理论思维,其智性德性最终与其宗教观念相通。他们思想的差异对中西文化的不同走向产生了巨大影响。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伦理观与可持续发展的行为适度

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上坚持的是一种典型的中道伦理思想,反对人们行为的过度与不及,希望能理智的、审慎的决定和调控自己的行为,使中道与德性相结合,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善。本文试图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的“中道”伦理观的阐述来探讨当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中道内涵及其现实意义。     

论作为伦理学范畴的实践

在西方伦理学乃至哲学中,实践都是一个边界清晰的范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是指因我们的行动而成的事物,进一步地,又可将其分成以外在的善为目标的行动,以灵魂的善为目的的行动,只有后者才可以称为实践.与实践活动相对应的是实践理性,以区别于创制理性和理论理性.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中德性与幸福是统一的.康德把质料哲学按所研究的对象及其所服从的规律分成两种:关于自然规律的学问称为物理学,关于自由规律的学问称为伦理学.于是,康德便把实践严格限制在主体可以依照先天实践法则、靠着实践理性而必然行动的范围内,因实践行动是自明、自主、自觉的,因而是必须担负责任的行动.     

中西情感与理性的异同——从中西德性的角度进行的诠释

在先秦儒家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中,情感和理性共存于德性之中,并处于不可完全分离的状态,明智和思是德性实现的手段、方法和途径,而且其追求的是情感与理性的契合与情感与理性的统一,此外,双方都认为德性是建立在人自愿、意愿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双方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儒家重情感而亚里士多德重理性:儒家以情感作为德性的基础和导向,亚里士多德以理性作为德性的依靠和凭借,情感与理性的侧重是中西德性论的重要区别之一。同时,追求情感与理性的契合与统一也是中西方德性论的共同点之一,情感与理性的侧重是在这种契合与统一基础上的侧重,并不是截然而分基础上的侧重。     

实践性——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的主要特征

与苏格拉底强调＂德性即知识＂不同,亚里士多德更强调德性的实践性,不仅德性尤其是伦理德性的获得和实现,是在实践中完成的,而且伦理判断的整个过程都离不开实践,就连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最核心的概念中道,也没有一个统一、固定的衡量标准,而是一个随时间、地点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是一个依据实践不断变化的动态的量;而这种实践性品质,又根源于它的思维方式——考虑或推理的实践性。     

论德性的统一性

德性的统一性问题是德性论者的重要话题之一.从古希腊到当代,德性论者持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苏格拉底相信只存在一种德性,单一性就是德性统一的具体形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德性的统一性表现为多种德性的联合体,即"多元德性统一性";而荷斯特豪斯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弱多元德性统一性"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当代的德性理论.     

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是品质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是德性伦理学,"德性是什么"是其关键性问题.亚氏用下定义把德性的种差规定为中道,把德性的属规定为品质.品质是一种特殊的状况,更是一种稳定的习性;这种品质是一种卓越,是人之为人本性的圆满;这种品质的实现,是指德性作为一种倾向性会产生与这种品质相同的德性行为.亚氏的伦理学既是一种德性伦理学,也是一种品质伦理学.     

德性和恶都是出于意愿——论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德性即知识”的批评

亚里士多德在批评“德性即知识”的命题时,认为苏格拉底抹煞了灵魂中的非理性部分,忽视了意志和情感在德性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关于灵魂二分的思想,认为德性是理性对灵魂欲望部分(非理性部分)的控制和正确引导,而恶就是由于理性失去了对非理性的欲望的控制。由此,他不赞成“恶是出于无知”“、无人自愿作恶”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论证了德性和恶都是出于意愿的行为,在这种行为实践中,人始终是自己行为的始因,所以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说包含着意志论和责任论思想的萌芽,这是他不同于苏格拉底单纯知识论伦理学的关键之所在。     

权力制衡 幸福至善——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要义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人的行为和经验为基础,归属于实践哲学。这一学说认为,建立城邦(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人们生活幸福,追求至善;真正的幸福以德性为基础,德性是灵魂的善、内在的善,德性是现实活动,是思想(思辨)与行为(实践)的统一。城邦政体就是政治权力的分配和归属,各类政体应以正义和平等为建政原则,未能兑现这一原则是政体发生变革的一般原因,而政治力量的均衡或不均衡是城邦政体发生变革的关键。最好的城邦政体应是中间阶层执政,它合乎中道和适度原则,即合乎德性生活原则;议事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审判机构是政体的三大要素,各有不同的职能;中等阶层执政和政体三要素的理论,其实质就是以中道为准则的权力制衡论。     

西方人性论脉络：从传统人性论到此在学说

苏格拉底首先开创了德性主义的人性论模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逐步系统和完善,奠定了德性主义的人性论传统,构成了西方人性论的一个基本方面。近代西方,对此问题的回答基本上没有超出感性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两重模式,从康德到黑格尔,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贯穿着理性至上的人本主义哲学路线。海德格尔在对早期人本主义扬弃的基础上,超越了传统人性论,开启了现代人学的新方向。     

马克斯·舍勒论“幸福与伦常”

康德伦理学的出现让"幸福与伦常"的古老问题变得格外引人注目。康德拘于感性—理性的二元论将幸福与德性割裂开,认为两者间不存在本质联系。现象学家马克斯·舍勒对康德的形式主义伦理学进行了批判,并通过现象学的方法对道德情感与幸福、幸福与德性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重新回答"幸福与伦常"的古老问题。     

规范与德性的统一:康德规范伦理的构建与反思

康德将道德规范纳入理论批判视野,构建了独具特色的伦理体系。确定行为的"应该"与道德行为的法则是康德道德哲学研究的主题。康德也因此被视为规范伦理的典型代表。然而,无论是道德法则的产生,还是道德法则的运用都需要人的品格为基础。在此意义上,康德道德理论实现了关注人内在品德的德性伦理与关注人外在行为的规范伦理的结合,为人的道德信念与道德能力留下了生成空间。从规范与德性角度,对康德理论进行重新解读,对伦理道德的理解及道德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主义教育观

德性主义是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亚里士多德教育思想的核心。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主义教育观以德性为中心,提出教育就是使人的自然德性达至完满德性的主要手段;完满德性的实现过程不仅仅是理性教育过程,也是情感教育过程;在教育过程中,家庭和城邦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主义教育观对于我们当前的教育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启发意义。     

二程理学与德性伦理

随着德性伦理学在当代西方的复兴,德性伦理学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也日渐增多,但对儒学德性理论的探讨则明显不及.以宋明理学的开创性代表人物程颢、程颐洛学中的伦理思想为例,其"新儒学"、"理学"与德性伦理是存在着相通契合之处的.与西方相关理论如亚里士多德、康德的品格追求、道德楷模、道德根基等学说进行的比较说明,二程洛学以至儒学在德性伦理学的研究中,有其固有的价值和地位.     

康德论意志的动机

康德讨论了三个概念,即道德法则、意志和行为,并指出只有使道德法则决定意志,意志又决定行为,我们的行为才会有道德性。义务也是行为,它是出自道德法则的行为。康德分别在实践理性批判和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中两次定义了义务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