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际权限争议权力机关解决及机制建构

府际权限争议客观存在且日益普遍化现实,亟待一套科学理性解决机制。现行行政机制和行政诉讼机制均存在致命弊端。将府际权限争议交由权力机关解决是必要且可行的。为确保权力机关顺畅解决府际权限争议案件,必须创新诉讼机制,从解决主体、提请主体、受案范围、管辖制度、解决程序等诸方面具体建构中国府际权限争议权力机关解决机制。     

对我国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的否定性评价——兼论《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违宪

《仲裁法》创设了仲裁这种不同于审判制度的纠纷解决机制,虽然仲裁制度没有《宪法》依据,但是《仲裁法》的制定没有超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范围且未违反《宪法》确立的国家权力分工原则,具有合宪性。通过对劳动争议仲裁与仲裁制度的对比分析不难发现:劳动争议仲裁不具备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性和仲裁机构的非国家性的特征,因此,劳动争议仲裁不属于仲裁制度的范畴;鉴于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实质上是披着华丽的"三方机制"外衣、由行政机关占主导、不能独立于行政机关的机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所确立的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劳动争议案件管辖并作出裁决的制度违反了宪法所确立的国家权力分工原则而违宪。     

论我国律师惩戒制度的完善

我国目前对律师的监管实行司法行政机关与律师协会的“两结合”模式,在这个模式下完善律师惩戒制度,需要对司法行政机关与律师协会进行职能定位,合理划分惩戒权限;设立律师协会惩戒机构,分设立案调查室与律师纪律庭,赋予相应的职能;完善律师惩戒的立案、调查、听证、审理、复查程序,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建立司法最终救济机制,对律师惩戒进行合法和合理性的审查。     

人事争议解决机制的改革与完善

人事争议解决机制由单纯的行政手段转变为由相对中立的专门仲裁机构仲裁和司法审判构成的"一裁两审",顺应了我国人事管理制度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改革的要求。这是我国人事争议解决程序制度改革取得的重大发展。"一裁两审"不仅进一步完善了我国仲裁制度体系,而且从制度上确立了人事争议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地位并保障各方合法权利在公正的基础上得以实现。     

医疗领域内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之构建：理论与路径选择

我国现行医疗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存在协商机制欠缺规范化,行政调解机制面临被边缘化之问题.针对上述机制缺陷,近年来我国各地也纷纷进行了引入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建立中立性第三方调解组织、设立独立于医疗行政机关之仲裁机构之有益探索.结合近年来各地实践经验,我国应遵循“规范协商,强制调解,鼓励仲裁,完善保险”的宏观思路,来构建符合中国目前情况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论中央与地方争议的解决机制——以政协制度的协商与团结功能为中心

建立有效的中央地方争议解决机制,对于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而言至为关键.如何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在保证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妥善解决中央与地方争议,在增强中央权威的同时充分发挥地方的创造力和积极性,是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面临的宪政难题.利用我国现有宪法制度资源,在政协制度中创设协商机制,建立中央地方争议协调委员会作为处理中央地方矛盾的专门机构,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央地方争议解决制度化方案的有益尝试,也是充分发挥政协的协商团结功能,实现中央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应有之义.     

行政组织法治化与政府机构改革

政府机构改革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正在向着纵深方向发展。机构改革涉及行政组织的权限、规模,行政机关编制的调整以及公务员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等,这些都属于行政组织法规范的领域。行政组织法治化是政府机构改革的关键,政府机构改革需要建立、健全完善的行政组织法律体系。     

论我国公务员处分救济模式的制度完善

2007年颁布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确立了我国公务员处分救济"复核+申诉"的行政主导模式,但并未规定行政救济机关的组织形式,也没有排除司法救济介入的可能,这就为从制度上完善我国公务员处分救济模式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在尊重国情的基础上,应设置独立委员会性质的行政救济组织,并辅之以有限的司法救济.     

论建立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必要性

行政诉讼是指司法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处理行政机关之间、行政机关与企业单位、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公民之间因行政管理而引起的争议纠纷的各种活动的总称。行政诉讼制度是指司法机关在诉讼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参与下,审理各种行政案件的诉讼程序和诉讼制度的总和。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三条规定:“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规定。”这条规定说明;我国存在行政诉讼,但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却适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和制度,也就是说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尚付阙如。建国三十多年来,我国的行政纠纷绝     

论检察机关启动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程序

现行行政诉讼法启动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程序的"天然"缺陷,导致"事不关己"的我国行政公益诉讼无一例外地陷入困境,亟需在立法上构建与之相应的制度。三种行政公益诉讼启动程序各有利弊,而三元式启动程序最佳,必须在坚持三元式启动程序的前提下,在现行行政诉讼制度中设置三种机制,以完善检察机关启动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程序。     

行政调解问题刍议

行政调解并非一个确定的概念和统一的制度,通常是指行政机关主持的调解,属于行政性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调解具有特殊的功能和价值,可用以处理行政争议和民事纠纷;其形式多样,在程序设计中需要妥善解决公权力处分、信息公开、调解协议效力及其与裁决的关系、司法审查等关键问题。鉴于我国当前行政调解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困境,在制度建构和改革中应充分认识行政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客观优势,充分考虑民众的纠纷解决习惯与实际需求,充分认识社会转型期的特殊性和社会发展的前瞻性需要,确立服务型政府的理念,以更好地发挥行政调解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中国地方府际关系的演变与发展趋势——基于"市管县"体制的研究

"市管县"体制作为我国当前地方府际关系的主要形式,它的发展历程始终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间关系的不断调整相联系。从"市管县"体制创设至今,其发展脉络可以大体分成四个阶段:(1)萌芽与形成;(2)消滞与收缩;(3)复苏与重新推广;(4)迅速发展与膨胀。其形成动力机制由不断发展的三对矛盾运动共同构成:(1)制度供给—需求矛盾;(2)政府—市场关系矛盾;(3)责任—权限关系矛盾。在回顾和总结市管县体制发展脉络后,我们认为在制度创新的积极效应全部释放之后,创新带来的制度净收益逐渐消减,"市管县"体制将因制度成本超出制度收益而逐渐退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历史舞台。     

部门利益膨胀与我国的行政立法制度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同时指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而当前我国部门利益膨胀现象十分严重,部门利益的膨胀往往是借助行政立法手段,促使"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因此,解决部门利益膨胀的关键是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的行政立法制度,严防行政机关借行政立法之机扩张部门利益。     

浅论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

行政强制执行制度是世界各国行政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其中以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研究为焦点之一。本文首先对世界各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进行了比较,从世界范围来看,对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规定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大陆法系模式,强调行政机关拥有大部分行政执行权。第二种是英美法法系模式,强调行政强制执行权绝大部分被司法机关享有。第三种模式是日本模式。其次介绍我国学者关于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相关争议观点。在实践中,我国已经形成人民法院依申请执行为主,以行政机关自主执行为辅的模式,这种模式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理论缺陷以及棘手的现实问题。     

比较视野的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构建

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以监督和制约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能更好地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在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之下,基于"诉讼利益"理论的传统诉讼制度,缺乏为公益的侵犯提供救济的途径。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建立,可以借鉴国外相关制度,从扩大原告资格和扩大受案范围两个方面着手。     

宪政视野下的信访制度及其改革

现行信访制度及某些改革建议在机构设置、功能定位、法理基础等方面有所欠缺.以各国家机关的宪政定位和权限划分为依据,以人大的转办督办为核心,以行政机关的信访监察为主力,以检察机关的权力制约为保障,才能构建起我国法治、科学、完备的信访制度.     

行政契约的诉讼制度架构探微

行政契约在行政与合意两方面的混合特性决定了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解纷规则。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契约争议的最佳渠道,然而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尚缺乏有效解决此类争议的能力。针对行政契约案件,现行行政诉讼制度迫切需要在受案范围、审查原则、举证责任以及法院审理程序与判决等方面有新的建构或改进,在行政赔偿与补偿规则上也需要有相应的突破。     

我国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机制构建研究

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行为的性质既不是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一次新的具体行政行为,即通常意义上的行政裁决行为,也不是行政复议.解决这种既区别于一般的行政争议,又不同于普通的民事争议的带有许多行政性特点的特殊民事争议,其最佳的制度选择是构建专门的征地争议仲裁机制,即由批准征地的人民政府设立专门的中立性机构"征地争议仲裁委员会"统一解决园批准征地而引起的各种争议.这一争议解决机制是国家为当事人提供的一条便捷而专业的选择性救济途径,当事人如果选择了申请"征地仲裁委"进行裁决,就不能提起复议和诉讼.生效的裁决决定一经作出,即具有终局性法律效力.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背景下《行政许可法》的修改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促进政府、市场及社会三者关系重构,助推政府整体性治理及行政许可流程再造,改变行政许可法立法背景和实施环境,应围绕政府数字治理的特点修改《行政许可法》。应修改行政许可设定条件,从严限制行政许可设定,适当扩大设区的市设定行政许可的权限;建立全国统一的行政许可实施标准与程序,促进行政许可权从纵向、横向两个维度集中,逐步实现全国一体审批体制;保留行政许可依申请启动程序,赋予行政机关提示申请人启动许可申请的责任,申请人不再按照法律要求提供申请材料,而是依许可机关提示清单提供证明材料;建立许可机关和其他机关的协同审查机制,对行政许可申请材料实施协同审查和实质审查;建立适应数字法治政府的行政许可撤销、吊销和注销制度。     

社会保险权法律救济刍论

社会保险法律关系具有复合性、不对称性、强制性以及公益性等区别于一般民事和行政法律关系的特点,加之现行民事(劳动)争议及行政争议处理机制本身的诸多弊端,使劳动者社会保险权的法律救济在程序的选择、启动以及司法处理等方面存在不少困难,社会保险权的实现陷入了较为尴尬的境地。笔者认为,借鉴国外专门化的社会保障争议解决机制,构建以"行政裁决—诉讼解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争议解决之独立程序,有利于实现社会保险权直接、及时且有效的救济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