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权力的合法性与组织结构变革

权力的合法性是指权力客体对权力主体统治的认同。权力的合法性不仅源于产生权力的资源或制度,还包括了对权力的价值认同和权力运作效果的接受。权力被合法化以后,权力的运行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但是,合法性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它与特定的环境相联系,即便已合法化的权力也会由于环境的变化而导致原有支撑合法性的基础发生变化,不再为合法性提供支持,于是便出现合法性危机。合法性危机是变革的起点,为了重获权力的合法性,必须对原先的权力分布进行调整,权力分布的重新调整过程必然引起组织结构的变革。     

国家建构的社会逻辑:从权力结构的均衡考察——兼论哈贝马斯交往权力对社会权力的制约

国家建构不仅是政治权力集中和渗透的过程,也是一个获得社会认同的过程,前者强调政治性权力载体的建构,后者侧重政治性权力和社会性权力的均衡、互相转换和制约关系。由于社会性权力的形成和运作深刻关联着社会资源的配置状况,哈贝马斯认为,只有受到交往权力制约的社会性权力才具有合法性,才能与政治性权力形成均衡的制约关系。按照权力结构的均衡要求,国家建构既是政治性权力集中与分散的合理化过程,也是社会性权力实现公平配置并获得认同的公民社会的形成过程。     

政治合法性探析

政治合法性,是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的评价,它是政治权力及其遵从者证明自身合法性的过程。就是在价值或事实上,社会大众对政治秩序和政治体系的自愿认可、认同、同意和服从。其维度有二:价值的与事实的;公认的理想类型有三:意识形态合法性、程序合法性以及基于共同利益和相互认同信仰的“社群认同合法性”。不过,现实的合法性是上述合法性类型的不同程度的混合或综合的作用;要重视有效性在现代性的政治合法性中的地位,重视经济基础的合法性对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性地位。     

从经济精英到村主任:中国村民选举与村级领导的继替

本文讨论村民自治制度实施以来,农村社区权力结构的演变。文章认为,村民选举为村庄的经济精英提供进入村级权力组织的机会与渠道。基于对浙江所做的经验研究之上,本文认为村民选举与自治制度的实施十多年来已经改变了村庄权力继替的规则,村级权力组织的人员发生了变化,通过村民选举相当多的经济精英已经转向政治精英,成为村庄的政治精英,即发生从经济精英到政治管理者的转变。     

国际制度的合法性与有效性--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三种范式比较

合法性与有效性是研究国际制度无法回避的范畴.权力、利益、观念分别构成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国际制度合法性的核心概念和逻辑起点,三者的合法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危机.关于有效性,三者则分别强调维持国际结构的稳定、降低交易成本、在互构中认同和身份的界定.在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关系上,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都是模糊的,往往陷入因果关系循环的困境;建构主义则强调合法性与有效性的正相关关系.实际上,国际制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是多维的.     

论政治合法性的构成要素

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构成要素有：法律规范、意识形态、治理绩效和认同机制。法律规范既是建构合法性的对象和内容,又是评价合法性的标准和依据。意识形态能为合法性提供道义诠释和正当说明,将政治权力转换成权威和影响力,实现社会共同政治理想与价值信念的重建,但意识形态对合法性的支撑受经济基础的制约,意识形态＂祛魅＂的进程也在加速。治理绩效是统治集团获取民众认同和支持的重要手段,持久的治理绩效可以巩固和提升政治合法性,但治理绩效不能取代其他因素,更不能等同于政治合法性。认同机制是统治集团与民众之间进行政治沟通和政治对话的一种制度设计,政治合法性的切实巩固和有效提升,有赖于认同机制的逐步完善和有效运行。     

历史方位与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变迁

执政合法性指涉的是政治权力得到人民认同、信仰、忠诚和服从的程度.一个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会随着社会的变迁不可避免地发生着流失和增减,中国革命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稳固的执政合法性基础,随着建国后历史方位的变迁,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逐渐建立在经济绩效和政治、社会公平之上.它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的转变.     

政权运行中合法性的延伸判断

政权合法性判断实际上分为两个层面:社会对主权的合法性认同,以及此后对所构建的政权进行合法性的检验。基于第二个层面,经过民主授权的政权还要受到法治原则的控制,背后隐含的是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对运行中的政权进行合法性追问。但是,当法治规范受到权力的控制,合法性判断就会在形式法治的过程中分解,实质民主意志就会因为权力对法治话语的控制而被"僭越"。要解决政权运行过程中,对合法性的延伸判断问题,就要完善交往程序,整合多元利益诉求,克服权力的压制模式,实现真实妥协。     

村庄治权合法性来源的嬗变进路及其现代构造

权力合法性来源是权力主体提取、控制权力资源的制度化通道,以及权力主体运用权力资源进而产生—定权威的特定支撑系统.村庄治权合法性获得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村庄权力资源配置的途径与方式,村庄治权也因此被赋予一定特质而最终形成相应的结构形态.传统村庄治权合法性的内部生成完全基于乡土社会宗法伦理的惯性运作,乡土惯习是村庄治权合法性的重要内生依据.随着乡村社会的不断转型,国家权威力量“嵌入”村庄治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日益突显,村庄治权合法性来源呈现新的嬗变进路.     

社会转型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对公共组织发展的影响

本文分析了社会结构演变所引发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实质性变化即权力分散化和社会的分化 ,从伴随着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变迁而迟缓发展的社会公共组织功能的错位 ,使新的社会结构整合机制发育缓慢角度论述了加快发展社会公共组织必要性 ,并对社会公共组织的类型与功能进行了分析论证。     

论明代中央政府权力结构的演变

有明一代,其中央政府权力结构实质上经历了三次较大的嬗变,即中书省宰相负责制———七大部门分工负责制———监阁体制的演变历程。细考其嬗变的历史背景、始末历程可以看出,皇权至上、分权制衡是明代中央政府权力结构演变的基本指导思想,它内在地决定着明代中央政府权力结构演变的走向,进而对明王朝的政权运作、社稷兴衰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与新农村建设的再组织化

在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不同历史场景中,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历史形态,并对乡村社会发展产生着截然不同的社会效应.深入分析社会转型期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趋势及其社会动因,有利于理解、归纳乡村权力结构演变的特性.乡村权力结构的现代重塑已成为新时期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乡村社会的再组织化不但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成为实现新农村建设总体目标的根本保证.     

国外执政党防范和化解合法性危机的经验与教训

合法性危机是一种对政治权力的认同危机。国外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在防范和化解合法性危机问题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对这些经验和教训加以认真研究和总结,对我们党探索治党治国之道、避免重蹈覆辙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性质问题新解——一种基于演进论的视角

沿着科斯对企业性质的理解与伯利.米恩斯开创的权力关系及其演化分析方法,从演进的视角探讨企业的性质及其演变问题。企业内部核心资产的变化决定了企业权力关系的变化,权力关系的变化决定企业性质及其演进。进一步探讨企业权力结构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对深化企业理论研究意义深远。     

中国古代建筑的政治文化意涵析论

以政治文化为基点进行分析。中国古代建筑的政治文化意涵可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从君主政治的权力合法性起源说看,"圣王作宫室"是君权合法性的理论依据之一,这就使得建筑与君主政治形成了紧密的联系,致使中国传统君主政治的权力合法性具有传统型与卡里斯马型的复合型特点。其二,宫殿和民居建筑中蕴含着君权权威认同的政治文化意涵。其三,通过对坛庙、明堂等古代建筑的分析,可见其中涵容着对于天人合一及政治秩序建构的融合与会通。从古代建筑这一物质文化的层面考察政治文化,为这一研究论域开拓了视野和思路。     

论村级权力的利益网络

在当前农村社会 ,构成权力合法性基础的 ,不再是传统的文化网络或组织网络 ,而是利益网络。这种权力的利益网络不仅可以通过选举来塑造自己的合法性 ,而且在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紧张的背景下 ,还可以通过抵制国家借助村级权力对自己的提取来获得这种合法性。因此 ,对权力利益网络的研究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企业职工的权威意识及其对管理行为的影响——不同所有制之间的比较

权威是保证企业管理效率的重要因素 ,同时又是以职工对权力的认同为“合法性”基础的。本文通过实证调查资料表明 :职工对公有企业管理权威的认同是以价值理性权威为主 ,对非公有企业管理权威的认同则是以工具理性权威为主 ;而且国有企业职工与外资企业职工在权威意识上存在差别 ,即国有企业职工对价值理性权威的认同高于外资企业职工 ,而外资企业职工对工具理性权威的认同高于国有企业职工。职工权威意识的所有制差别受到职工权利意识的所有制差别的影响 ,与长期政企不分导致的企业管理行为高度政治化相联系。职工的权威意识反映出职工对企业管理行为的评价存在双重价值标准 ,从而造成企业管理不同的非正式约束环境。要消除双重价值标准对国有企业改革和市场经济秩序带来的负面影响 ,有必要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劳企关系进行再认识     

国家与地方势力:清代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

清初国家不断强化对少数民族边缘地区的治理,但清代中后期,伴随着汉化的进程,民族边缘地区的宗族组织在土著大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士绅作为国家与宗族的中介,日益成为地方社会的权力中心.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使民族边缘地区的乡村社会再次出现自治的倾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中共政治权威的合法性认同

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认同对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由于我国社会发展的非均衡性和非共进性,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认同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对此,中国共产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增强合法性认同,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试论现代企业制度与政企分开

现代企业制度是企业制度长期演变的结果 ,是市场经济国家中居于统治地位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它可以通过法人治理结构形成科学的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 ,从而有利于管理的科学化和提高效率。但是 ,即使在现代企业制度下 ,对企业能起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所有者而不是经营者 ,所有者有管理企业的充分理由和广泛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