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就业选择决策：“盲目跟风”还是“理性选择”

利用2012-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微观数据，整合27个省区市286个城市不同行业宏观层面的数据，分析农民工就业的选择决策问题。在总结农民工行业分布特征的基础上，采用标准Logit和混合Logit模型实证分析我国农民工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受教育年限对农民工就业决策的影响减弱；除了关心工资水平，农民工更倾向选择行业农民工比例较高的行业，即存在农民工择业“盲目跟风”现象；城市经济水平也会影响农民工的行业选择。     

我国外贸生产企业外来工报酬水平设计——基于效率工资和托达罗模型的一种改进

以效率工资理论作为分析框架,通过改进现有的模型,建立对农民工有激励作用的工资水平的理论模式,以此为指导决定民工工资水平,克服我国目前存在的"民工荒"现象。     

"民工荒"的政治经济学思考

针对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现象,本文从马克思劳动力价值理论出发,深入分析增加农民工工资的必要性和意义,提出必须确立劳动力产权理论以保障农民工的权益。     

基于城乡二元制结构的农民工工资分析

在考虑到很多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是通过合约或其他方式确定下来的新情况和城市工作的机会成本下,对双方锁定工资决定模型进行了引申.对修订模型的分析可知,"民工荒"和城市失业现象,会交替出现,呈现出震荡的特点.当城市打工工资低于以农村现行工资衡量的城市保留工资水平时会出现"民工荒"现象;当城市打工工资高于保留工资时,又会出现城市失业的现象.     

人工智能与劳动力工资 ——基于工业机器人匹配数据的经验证据

人工智能发展日新月异,随之而来的"机器换人"令人担忧.本文经理论推导发现,劳动力工资与"人机替代弹性"之间呈现"倒U型"特征,即随着人工智能替代劳动力的程度越来越高,劳动力工资水平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随后,本文基于工业机器人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对于工业机器人密度较低的行业,工业机器人的使用提高了劳动力工资水平;对于工业机器人密度较高的行业,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则降低了劳动力工资水平.但总体上来看,工业机器人并未造成劳动力工资的普遍下降,该结论与我国整体上工业机器人密度较低的现实相吻合."机器换人"现象在一些行业已经发生,因此需要科学预判、理性应对人工智能冲击,赋能劳动力转型,从而实现高质量就业.     

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机制

美国劳动力供求的联系主要是通过报纸、就业辅导机构、人际关系、自荐等形式实现的。工资的确定取决于就业岗位的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公司通常对某职位给付的工资水平、求职者原有的工资水平、谈判能力、工作业绩等。美国的工资在不同行业、不同职业、不同地区、不同性别、不同种族之间表现出一定的差距，但总体差距保持在３倍以内，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是教育程度、工作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水平的差距以及种族和性别歧视。     

“农民工满意工资”只是幻觉

一项调查显示:农民工对目前的工资水平竟然总体认可,不满意的比例只有1/5。“农民工对收入持稳定乐观预期,反映了就业环境的改善和劳动力价格水平的提高。”《工人日报》2月26日报道价格真的迅速提高到农民工满意的水平了吗?不久前一项调查还显示,2004年我国农民工年均收入8000元左右,仅为城镇工人的一半,企业把压低农民工工资作为降低企业成本的主要手段;某地农民工的平均工资,从1992年到2004年12年间只增加了68元钱,扣除12年间的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上收入在负增长——如果你是农民工,你会满意这样的工资水平吗?“满意”是个很主观的概念,这…     

职业技能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基于个体基本技能差异的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应用二元逻辑模型分析了基本技能对农民工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应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估计了职业技能培训对其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确实存在“基于个体能力的选择”现象，即在其他控制变量相同的情况下，基本技能高的农民工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的概率显著高于基本技能低的个体。研究结果还表明，当个体基本技能变量被控制后，虽然职业技能培训总体上能够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但是其对于参与和不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提升效果明显不同。对于那些已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群体而言，培训并没有使他们的工资水平得以显著增加；而对于那些未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群体，如果使他们接受培训则会显著提高其工资水平。但是由于培训参与决策存在选择性，基本技能较低的农民工接受培训的概率显著降低，因此如何提高该群体培训参与率，应当是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制定相应政策或者开展培训之前需要重点关注及解决的问题。     

受雇农民工数量和工资的变化趋势研究

受雇农民工是农民工中数量最庞大但很少被专门研究的基本群体,其数量和工资的估计受到既有农民工数量和工资调查研究中统计口径不一致的困扰。以微观数据为基础的一致统计口径可以纵向连贯、横向可比地考察受雇农民工数量与工资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1）外出农民工数量已从增长阶段进入基本稳定阶段,其内因是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这是城市化和市民化的必然结果。（2）受雇农民工数量总体上虽略有增加,但也已进入相对稳定阶段,而且青年农民工（35周岁以下）的比重在逐年下滑。（3）受雇农民工工资水平虽有显著上涨,但与城镇职工的相对差距却有所扩大。（4）学历工资的阶梯状分布在大专及以上学历阶段呈现跳跃性,且这种跳跃性仍有扩大倾向。研究结果揭示了农民工群体内部的结构性分化,同时也表明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复杂性和现实困难性。     

我国农民工工资形成机制的不公平性研究

采用博弈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分析方法,研究我国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农民工工资长期被压低的问题,认为我国农民工工资是被严重扭曲的,这必然造成了农民工权益损失;通过分析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农民工之间的不公平博弈,认为企业会一致采取扭曲农民工工资的联盟行动,而农民工在博弈过程中往往是被动、弱势的;另外分析了我国买方垄断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不合理定价机制,认为农民工实际得到的报酬低于企业的边际收益,说明企业存在对农民工的"剥削"问题。因此,我国农民工工资形成机制是不公平的,需要通过改革措施将农民工工资提高到合理水平。     

农民工改革成果分享问题研究——以最低基本工资为中心

我国当前农民工工资水平普遍偏低,同岗不同酬的现象比较普遍,工资水平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不升反降.尽管国家采取了取消农业税、增加乡村道路建设的投资等直接惠及农民工的改革成果分享措施,但是城市农民工改革成果的分享还是具有不公平性、歧视性和被动性等特点.可以通过建立农民变市民的法定通道、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健全农民工工会组织和加大劳动监察力度来增强农民工改革成果分享.同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成为农民工低工资的借口.     

农民工的性别工资差异与职业分割的经验分析

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工资差异研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男、女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利用2013年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与生活状况调查农村住户数据,对农民工职业和其性别工资差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验证。结果表明,对农民工而言,城市劳动力市场仍存在较为严重的性别职业分割,职业内性别歧视性因素仍是导致农民工性别工资差异的最主要原因。     

合理制定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再析中国当前"民工荒"现象

2004年,我国东南沿海地区首次出现了大规模的民工短缺现象,即所谓的“民工荒”,这一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沿海地区劳动力市场供求发生了变化,农民工的工资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买方垄断的劳动力市场整体工资水平偏低。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短期内提高地区最低工资标准,长期内解除农村劳动力流动障碍,消除地区收入差异,促进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工资攀比现象的博弈分析

利用一个博弈模型描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之间存在的工资攀比现象。为国有企业工资水平竞相提高的现实提供了一种理论解释。它说明了为什么一次性的物价上涨会带来持续性的通货膨胀，为什么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会转化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它也说明了为什么个别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或者市场形势的好转带来的本企业工资提高会引起所有企业的工资竞相提高，并最终导致需求拉动型和成本推动型交织的通货膨胀。总之，该模型为通货膨胀这种宏观非均衡现象提供了一个微观基础。     

论城乡劳动力报酬的非对称波动

从城镇劳动力工资、农民工工资和务农收入这三个层面,考察城乡劳动力报酬的波动关系.VECM模型分析表明:在长期均衡路径上,城镇劳动力工资对农民工工资、农民工工资对务农收入均保持增速上的稳定优势;在短期波动关系上,务农收入上涨会导致农民工工资的持续上涨,而农民工工资上涨又会导致城镇劳动力工资强劲上涨.但反过来,城镇劳动力工资上涨对农民工工资、农民工工资上涨对务农收入,均无显著影响.这些非对称的变动关系将进一步加剧城乡劳动力的收入差距.因此对双二元结构双二元结构是指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上嵌入城市内部或农村内部的小二元结构.比如蒋永穆、戴中亮(2005)发现,在农村,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已经出现现代工业和传统农业的分野.而在城市内部,也存在以公有制垄断部门为代表的现代部门和以个私经济、灰色部门为代表的传统部门的分野,并进一步导致城市就业的分野.本文所关注的双二元结构主要指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的叠加.     

双重城镇化率的演变过程、面临挑战与应对策略

当前衡量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指标有两个：一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二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之间,横隔着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双重城镇化率的存在,源于与资本原始积累相依存的城乡二元体制与要素价格剪刀差。通过该制度的设计,人为地降低工业化、城镇化的成本,以加快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在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背景下,这种城镇化模式还有发展的空间,当农村劳动力供求出现“拐点”,这种城镇化模式就难以为继,客观上要求必须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取代传统的城镇化。用户籍人口城镇化取代常住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的必然趋势。我国对外来人口实行居住证制度,作为农民工市民化的过渡性措施,或作为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过渡性措施。但对于外来人口来说,其利益最大化的模式,是既保留农村户籍又持有城镇居住证。这就决定了双重城镇化率将存在很长时间。     

不同所有制部门工资差异与劳动力配置效率

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同质劳动能够获得相同报酬,所以竞争性劳动力市场不存在工资差异.但现实经济生活中工资差异却广泛存在,对此不同理论给出了不同解释.由于工资决定模式的不同,同质劳动力在我国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之间同样存在工资差异,专业技术型劳动力在国有部门获得的报酬低于其劳动生产率,而非技术劳动力在国有部门却享有高于其劳动生产率的工资水平.这种相对平均的工资结构既不利于激励职工努力工作,又会引起两部门劳动力不对称流动,造成了国有部门经济效率的损失.     

贸易开放与中国城镇居民的技能工资差距——基于城市层面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贸易如何影响收入分配是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采用2008年中国城乡移民调查数据库(RUMiC)的数据,就贸易开放对工人工资水平和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进行检验,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对工人工资水平有显著且稳健的促进作用,并缩小了技能工资差距;个体微观特征对工人平均工资有着明显的影响作用,"同工不同酬"的现象的确存在。应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对贸易开放对不同分位点上工人工资影响的实征检验则表明,贸易开放对非技能工人的工资具有全面的提升作用,对技能工人而言主要是改善中低端收入群体的工资水平;贸易开放对于缩小技能工资差距所发挥的作用是全面的。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劳动力市场与工资水平

英国工业革命使经济迅速发展。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劳动力需求是巨大的。而圈地运动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大量的自由劳动力。众所周知,劳动力市场供需的变化对工资水平具有直接的影响。李嘉图曾认为,工人的工资决定于劳动者维持其自身与家庭所需的食物、必需品和享用品的价格,是一种生存工资。本文论证了为什么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劳动力市场的巨大需求没有引起工资水平的上升,而只是处于李嘉图所说的生存工资水平上。     

农民工的公平感及社会心理后果

基于2014年“城乡居民社会调查”数据,从微观与宏观层次分析了农民工的公平感,并从实证角度检验了其影响因素及社会心理后果。分析发现:农民工的宏观公平感要高于微观公平感;两类公平感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微观公平感主要由相对收入决定,与老家居民或城市居民的比较优势均能提升其公平感,而宏观公平感有赖于日常生活体验,感知社会距离越大公平感越低。以冲突感为指标考察农民工公平感对社会心理的影响,发现微观和宏观公平感均会有效缓解社会冲突感,但影响力不同,并且宏观公平感在微观公平感与社会冲突感的影响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农民工的公平感与社会冲突感之间有密切联系,公平感的下降往往会带来社会怨恨和冲突的增强,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引起群体性事件,因此,应高度重视农民工的公平感及社会心理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