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文学批评思想新探

司马迁文学批评思想十分丰富,除了发愤著书、以诗论赋、以诗论骚等内容外,还颠覆了传统的"三不朽"观念,抬高著述立言的地位;较早对作品风格与作家之间关系展开探讨,其观点为"文如其人"之先声;以孔子"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为记事性著述辩护,指出其文体性优点,抬高其地位,同时也反映了司马迁对单纯记事的否定;司马迁文学批评思想中有很多观点来自《易传》,本文对此也作了简单探讨。     

司马迁的政治理想

君明臣贤、政治清明,是司马迁的政治理想。 理想的人君,应该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推行宽厚俭易的仁政。理想的人臣,应该是忠言 直谏,为民请命;勤心国事,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面对现实,司马迁杜绝“空言”,实事 求是地总结了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从学术史角度考察《史记》"五帝""三代"本纪史料价值的得与失

从学术史角度看,司马迁的《史记》之“五帝”、“三代”本纪在反映中国上古文明史方面,有相当的客观可靠性。这种客观可靠性是建立在司马迁继承家学与师承、熔铸先秦典籍以及注重实地考察等基础之上的。但从今天的唯物史观看,《史记》之“五帝”与“三代”本纪也存在着时代局限。这主要表现在司马迁编纂《史记》时所参用的先秦资料不全面,也表现在以儒家思想为选材标准的片面性等方面。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新论

本文通过对“家”和“言”的重新界定 ,对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提出新论。司马迁自成的是史家 ,而先秦诸子中没有史家 ,司马迁的学术思想不归属于诸子任何一家。司马迁具有史家特有的强烈的论载历史、保存史文的历史责任感 ;他首次就历史撰述宗旨和目的、历史研究要求和对象以及历史编纂方法等史学理论问题作了系统阐述 ,《史记》为后世历史创作提供了范式。司马迁之史家言 ,是“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以“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文章还对这史家“三言”作了具体阐释。     

班马传游侠比异

《游侠列传》是《史记》中一篇著名的人物传记,也是引起争论颇多的人物传记之一.班氏父子对司马迁歌颂游侠大不以为然.班彪称:“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并说:“所以遇极刑之咎也”,指斥极为尖刻.班固称司马迁“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进奸雄”,和乃父同一腔调.在《汉书》中,班固亦立《游侠传》,但在主旨上,和司马迁之《游侠列传》大相抵牾.班固虽吸取了《列传》的大量材料,但对司马迁笔下的游侠却一概持否定态度.     

从《史记·天官书》解读司马迁的思想

《天官书》“记国家大礼”,由此可见司马迁把天事当作重要的政治内容载入史册。司马迁作为太史令,“掌天时星历”之职,《天官书》可认为是他的述职之篇。由此,可以把《天官书》作为考察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思想的主要视点,从中可以发现,《天官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司马迁的天人感应思想、通变思想和大一统思想。     

龙榆生的词史思想与价值

龙氏的词史思想是近代史学与传统词学相结合的产物。在“一代有一代之音乐制度”、“一代有一代之社会风尚”两大词史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上,龙榆生更为客观、理性地阐释了“词”的发展历程,突破了传统词学中“空言标榜”的习气和拘于“四声清浊”的“图谱之学”,为中国近代词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苏洵的军事思想

苏洵“颇喜言兵”(曾巩《苏明允哀词》)。他的《权书》(共十篇)、《上韩枢密书》、《审敌》、《御将》、《兵制》,都是“言兵”的专著,其他文章也往往涉及军事问题。他的“言兵”之作也同他的其他的著述一样,具有“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务一出己见,不肯蹑故迹”的特点。     

太史公笔法论析

太史公笔法之成因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家,也是杰出的文学家。被鲁迅评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无论在史学和文学上的成就,都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峰。其史笔、文笔亦为时人和后人所推崇。刘向、杨雄誉他有“良史之材”,《汉书》作者班固,尽管对司马迁及其《史记》颇有微词,但也不能不借他人之言极口称道“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正是汉帝国封建专制政权最巩固的时代,但也是社会矛盾不断     

浅谈《史记》的讽刺艺术

司马迁具有高超的讽刺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作家中的讽刺大师,他的《史记》也是具有卓越讽刺艺术的巨著。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曾假设有人非难他写《史记》而辩解道:“余闻之先人曰:‘……《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这是说,《春秋》除了刺讥以外,也有褒,他要学习褒的一面,来光汉家之“明圣盛德”。     

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针对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提出如下观点：一、“取与守不同术”是西汉经济思想不同于先秦经济思想的特点之一，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史记》汇集和总结了这一思想。二、司马迁既反对贵人贱利，也反对不讲礼义之分；本末思想的特点是赞成汉初自由经营工商业，反对官府垄断工商业的与民争利政策，而不是什么“重商”；其思想影响非儒非道，而是在封建生产关系下如何发展封建经济的角度上兼采了儒、道。三、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主张在封建制生产关系下通过“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的机制以发展封建经济实现富民。     

历史研究、文化传统与科技发展——接受兰州大学名誉教授致词

历史研究是以时间的次序为分析推断的线索,以时代的“整体精神”决定研究时所采取的观点与选择史料所用的标准。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细为分析起来也就是这个意思,“究天人之际”是指探究一个时代的外在大因素,指史家对他所处身的特殊时代追求一个“整体”的认识,“通古今之变”是指了解与贯通历史过程本身的时序。综合两者之研究成果,那便是司马迁所说的“成一家之言”——历史研究的宏伟目的了。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也正是“成一家之言”的最佳时际。一方面是大     

“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与《史记》写作

在“论考之行事”中 ,司马迁以“六经”为依据 ,关注着历史风云。“六经”作为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基本原则 ,与“原始察终 ,见盛观衰”有机结合 ,是司马迁把握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价值尺度。由于《史记》带有厚今薄古的倾向 ,因此 ,这一原则又贯穿于司马迁对秦汉之际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之中     

“少负不羁之才”之“负”颜注匡正

司马迁《报任安书》 :“仆少负不羁之才 ,长无乡曲之誉。”其中的“负”字 ,现有两种解释 :一种认为“负”为“恃”义。《说文解字》 :“负 ,恃也。”今人一般注明此句中“负”作“恃”解是依王先谦说。如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 :“负 ,恃 (依王先谦说 )。”王先生如此做注亦说明此解有分歧。二是认为“负”是“无”之义。此解最早出自《汉书》颜师古注 :“不羁 ,言其材质高远 ,不可羁系也。负者 ,亦言无此事也。”第二种观点所持理由 ,除依颜师古说外 ,也是从该文的语境来推断。有人认为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的怀死之作 (史书关于司…     

论司马迁的生死观

《史记》所体现的司马迁生死观具有两方面内涵,即:“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作为司马迁人生价值观的重要构成部分,该生死观的形成与司马迁特定的人生经历、命运遭际和史家雄心有密切的联系。《史记》在编辑和描述历史人物的过程中生动而形象地体现出司马迁生死观的厚重和深沉,同时也凸现了这一生死观的伟大历史意义。     

“游侠”“刺客”辨异

令人论及秦汉游侠,依据通常是《史记》、《汉书》的《游侠列传》和《史记·刺客列传》中的人物。吾尝疑之:即然这些人都属于“游侠”,司马迁何以要作《刺客列传》将其一分为二?叉,若谓刺客也是“游侠”,那么司马迁何以要说“自秦以前,匹夫之陕,湮灭不见,余甚恨之”?荆轲、聂政辈不是秦以前的“匹夫”又是什么? 若细读《游侠列传》与《刺客列传》,我们会发现“游侠”与“刺客”实有许多不同的特征。     

论司马迁的学术个性

《史记》在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地位,是与其作者司马迁的学术个性密切相关的.讨论司马迁的学术个性,是深入研究《史记》及中国古代历史思维的重要课题.所谓学术个性,用司马迁本人的话来讲,就是“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著史,是要“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进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成一家之言”为著述目标,表明司马迁对确立自己的学术个性已有较自觉的意识.但这种自觉意识并非一开始就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转折.促成这一转折的契机就是他所遭受的腐刑之祸.《史记·自序》所记司马迁受刑前与壶遂讨论《春秋》及司马迁本人著述的缘由动机的对话,和受刑后司马迁的自我表白,反映了其思想的变化.但以往的研究者并未充分注意和重视司马迁受刑前后思想的变化(较多提到的只是他受刑后发愤著书及对生死的看法,且时有把二者混同的做法).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发微

“太史公曰”是《史记》中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标志之语。学界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的理解仍存在着歧义,而如何理解这一问题涉及到如何认识司马迁对屈原的态度问题。结合屈原的作品和司马迁的思想,可以看出,其传赞高歌了屈原热爱故国、坚守高洁和追求美政的精神。传赞还反映出,司马迁对屈原的认识也受到贾谊的影响,但最终经过反思,仍然肯定了屈原殉国的崇高精神。     

从任安的行迹考定《报任安书》的作年

司马迁是位多爱好奇、敦于友道的人。在他的平辈朋友中,任安是被他引为知己的重要人物。任安在益州刺史任内曾致书中书令司马迁,勉励他慎于接物,推贤进士;而当任安被武帝非罪下狱论死之际,司马迁不避嫌疑慷慨报书,慰藉即将长逝者的悲愤之魂,并且将自己的“本末未易明也”的千古奇冤和“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的受辱不死、著     

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及其评价

一、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杨恽为传播太史公书之始。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云:“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逐宣布焉。”又汉书卷六十六杨敞附杨恽传云:“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太史公自序说,当时有两本, “藏之名山,副在京师。”所谓名山者,即是藏之於家。太史公卒后,正本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