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司马迁对陈涉起义的态度

公元前209年,即秦二世(胡亥)元年,七月,几百名戍卒在陈胜、吴广的领导下,在大泽乡举行起义,他们“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向秦王朝发动了进攻,从而在我国历史上开创了用革命的暴力反抗封建统治的先例。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秦王朝的反动统治,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力量。最早对这一历史事件作出客观评价的是西汉初年著名的政治家、散文家贾谊。贾谊在《过秦论》这篇著名的政论文章中写道:“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而转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     

从《史记》看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态度

司马迁对汉武帝是有肯定、支持、赞颂的,但更多的是否定、反对、批判的态度。这主要是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同武帝不同造成的     

司马迁对法家的否定态度及反专制主义精神

不少论者都指责司马迁对法家人物“贬损过度”及其对秦皇、汉武的专制暴政揭露过甚,以为这是他思想上的局限性。其实,司马迁强烈的反专制主义精神,恰恰就表现在这两个方面,这正是他思想中最为光辉的部分。 司马迁对法家的否定态度及其反专制主义精神是统一的,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本文试图对这个问题作些初步探讨。     

司马迁的“政绩观”

政绩,即官员在任内的工作成绩,大概是因为它与干部的升迁荣辱紧密相连吧,时下这个名词出现的频率颇高。其实,细究起来,这也是“古以有之”,不绝史册。“燕王吊死问生,与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国殷富,士卒乐佚轻战。”(《战国策·燕策》)这就是讲的政绩。商鞅法行十     

对“命题态度”的一种态度

在包含that从句的句子中，我们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类句子仅仅是报道了某一个事实。对干这类句子的理解，我们无需考察主体的心智状态；另一类句子则相关于主体的心智状态。我们无法直接将它们对应干某一个事实。人们一般将后者称之为命题态度语句（报道）。在此基础上，我们区分了命题态度动词和其他的（that从句）引导动词。进一步，利用情境语义学和Remsey的相关理论，我们认为信念语句的解释可以由三个部分构成：信念者、被相信的命题（某一类情境）、支撑信念语句的说话者作出断定的命题（某些类情境）。     

论司马迁言“使人不倦”“使民不倦”

《史记》中有言及“使人不倦”“使民不倦”的文字,以为是政治成功的赞语,但参考《史记》其他所谓“不倦”语例,发现“使人不倦”“使民不倦”具有激励社会能动性与创造力的意义。司马迁有关论述,体现了开明史学家对于行政史、社会史关系之观察的重要发现。相关论说为考察中国古代经济发展与文化进步之动力的形成和持续的原由,提供了积极意义的启示。     

司马迁“三不朽”的价值观

“死而不朽”的说法早已有之，司马迁继承了传统的“三不朽”的价值观，他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区分出三个有针对性的价值追求层面，从而使“三不朽”说的内涵具体化、明朗化。他“好奇”的价值审美倾向，是他重人事、肯定人的主动性、宣扬积极进取精神的思想观念的反映，是对“三不朽”的价值观的发展和升华     

司马迁对“六经“”与史学关系的认识

在对"六经"的认识中,司马迁具体阐述了"六经源于史"的观点.他对"六经"性质的认识接近儒家弟子的观念,而不同于道家的说法.但"六经"并不是他心目中的史书,他明确提出<史记>与<春秋>的区别,<春秋>是借"史"而"言道"的经书,<史记>是载道之"史",从而在中国古代最早提出了"经史有别"的观念.     

司马迁对世态炎凉、人情“市道”的批判

《史记》,犹如一幅巨大的长廊漫画。司马迁在其中深刻地暴露和批判了先秦和秦汉时期君臣、主客、父子、兄弟、叔侄之间争名夺利、勾心斗角的丑恶社会现实。其批判的范围之广阔、内容之深刻、感情之激愤、笔力之遒劲,在当代社会中是独树一帜的。从先秦一直延到汉武帝时代,一些贵族、豪富招养宾客,多者至几千人。这些宾客大都趋炎附势。司马迁在《史记》中多处揭露和抨击。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写廉颇为赵国大将,后免长手归,失势,客尽去;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气愤地说:“吁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新论

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主要是就探求治道而言的，其核心内容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天人”、“古今”两个方面建立起自己的政治思想体系。司马迁继承了孔子著《春秋》以道义的传统，通过撰史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不满当时政治思想领域中的各种政治理论；并与历史上寻求治道者相区别，提出自已的卓越见解。     

论司马迁的“货殖”思想

《史记》中的“货殖”就是积财,积财不等同于从事商业活动,积财对国家、百姓和后世都有重要意义,尽管司马迁认为“货殖”很重要,但并不是所有积财致富的方式都是他所赞同的。     

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初探

司马迁的《史记》之所以成为我国史学史上的一部不朽的名著,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他有着一个明确的写史指导思想,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报任安书》是这部名著行将告成时司马迁写给朋友的一封长信,里面概括了自己写史的指导思想:“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此,史学界曾经进行过多方面的探讨,然见智见仁,意见颇多分歧。本文仅就“究天人之际”的问题谈一点粗浅意见,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司马迁不是“厚今薄古”的历史学家

自《史记》问世以来,历代研究者都注意到这部巨著的一大特点,那就是它虽然是一部写了从黄帝到汉武帝约三千年历史的通史,然而写汉高祖到汉武帝一百余年的历史,却用了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班固在给司马迁作传时就指出:“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指《史记》)言秦汉,详矣”;著名史评家刘知几也说:“然迁虽叙三千年事,其间详备者,唯汉兴七十余载而已.”近些年,不少学者对《史记》这一特点作了种种分析.有的认为这是司马迁“贯注了详近略远的原则”,“继承了详今略古的传统”;有的认为这是司马迁“继承其父遗志,遵照其父的教诲而立意必行的”;还有的据此认为“司马迁是一个‘厚今薄古’的历史学家”,具有“‘厚今薄古’的思想”甚至有的把司马迁作为“厚今薄古”的榜样来指责我国史学界.其文如下: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新论

本文通过对“家”和“言”的重新界定 ,对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提出新论。司马迁自成的是史家 ,而先秦诸子中没有史家 ,司马迁的学术思想不归属于诸子任何一家。司马迁具有史家特有的强烈的论载历史、保存史文的历史责任感 ;他首次就历史撰述宗旨和目的、历史研究要求和对象以及历史编纂方法等史学理论问题作了系统阐述 ,《史记》为后世历史创作提供了范式。司马迁之史家言 ,是“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以“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文章还对这史家“三言”作了具体阐释。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新探

司马迁著《史记》以"成一家之言",其主观动机是在历史叙事和历史批判的史书著述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即在史书的不朽价值基础上建立不朽之名。司马迁对自我价值实现不懈追求这一精神贯穿在《史记》的创作中,表现在《史记》的每个人物身上。这种精神源自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以道自任的自主精神与耻功名不表于后世的价值取向。司马迁在《史记》创作中不仅表现为对自我命运的关怀,更渗透着对历史发展规律本质的探索和对个体生命以及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谈司马迁“求真”的实践

每一位严肃的史家都会把“求真”作为自己的职责,力图真实地反映历史,然而在实践中却很难做到。《史记》内容丰富,叙事独到,论史深刻,得以真实、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被誉为“实录”;“求真”是“经世”的基础。     

古希腊人对蛮族的态度浅析

从希腊民族的形成，到城邦独立历史的终结，古希腊人对蛮族的态度，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变化过程。     

东西绘画对“自然”的态度

中国绘画的审美理想是人与自然的统一,西方绘画一直致力于对自然的摹仿,到近现代两者趋向注重艺术主体情感的主观表现.     

谈鲁迅小说对“看客”的态度

鲁迅从来不以“爱国者”或“救世主”的形象自居,他从来不说什么“拯救国民”或“拯救看客”之类的话,而是以自己的个性和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那就是“复仇”。但作为后来者,不能简单地理解鲁迅的“复仇”方式,它不是心胸狭隘,不是睚眦必报,而是以激烈的方式去刺激那些看客早已麻木的肉体与灵魂,让看客无戏可看,无处躲藏,无法熟睡。这是鲁迅以非常的方式去“爱国”,去“救世”,其“复仇”的方式,就是他“疗救”国民的方式,正所谓大恨之中必有大爱。     

试析苏联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九一八事变”,不仅极大地震动了中国人民,而且也在世界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国政府基于自己的立场,作出了不同的反应。在远东有着重要利益的苏联对事变持什么态度呢?我国史学界还无人论及。本文试图对此作一简析。要弄清苏联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首先必须探讨事变前夕日苏的远东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