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建构中权力运作的特点——以权力的IEMP模式为视角

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军事权力是现代权力网络的四大维度。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权力运作的特点突出表现为集中化与局部化—扩散化的运作类型、科层化的组织形态、可持续性财政体制和市场化与货币化同步的制度安排以及内部规训、内部绥靖与反思性监控的运作机制等四个方面。传统中国是个国、家同质的社会,其基础由一个个分散孤立、互不联系的家庭和扩大了的家庭——村庄等构成。直到晚清,随着传统社会政治结构日趋分化与解体,中央权威式微,地方势力迅速膨胀,乡绅阶层由保护型经纪人向营利型经纪人蜕变,国家才开始了以国家政权官僚化与理性化、渗透性、分化以及对下层控制强化为特征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因此,许多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学者在寻求经验研究之上的理论资源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与理论中,而迈克尔.曼关于权力的IEMP模式对于理解现代国家建构过程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国家的国际数据权力基础——兼论中国的国际数据权力基础与发展路径

大数据时代,数据已经成为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近年来多国纷纷推出大数据发展战略,导致国际数字社会日趋形成国际数据权力的角力场。国际数据权力源于三个层次:底层是服务于数据采集与应用的基础设施与数字平台,中层是开放数据与分享数据所需的国际社会关系,上层是规范国际数据空间治理的国际机制。这三种权力来源形成了观察国际数据权力的三种维度:技术性权力、关系性权力与机制性权力。从美、英、日三国国际数据权力发展路径来看,这三种维度形成了从权力奠基到权力扩散再到权力固化的发展链条,也呈现出国际数据权力的三层赋权模式:技术赋权、关系赋权与机制赋权。中国大数据发展起步晚于美英等国,就技术赋权而言,中国已经具备了数据大国的基础设施,但还需要加强海缆建设,进行数据分析应用的数字平台还有待扩大国际空间;就关系赋权而言,中国已经通过地缘关系加强了国际数据权力,还可在文化关系上进行深度拓展;就机制赋权而言,作为发展中世界数据大国,中国与发达世界需要努力跨越原则性分歧并在数据跨境流动方面进行合作。     

网络权力的生成、冲突与道义

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尺度的改变影响了人类表意甚至文化＂。而互联网的发展催生了网络社会的形成,网络权力表达也日益活跃。文章在厘清网络权力发展的要义与旨趣的基础上,对权力网络与网络权力、空间权力与权力空间、权力秩序与秩序权力等问题进行了道义上的阐释与研究。     

物质性：媒介技术理论化及其与数字媒介研究的勾连——基于媒介理论与STS之比较

文章运用概化关键词的方法,通过厘清“物质性”概念,爬梳关于媒介技术的两种理论范式,及其与当下数字媒介技术研究的勾连。媒介区别于一般物质技术具有的二元性特点,即象征性和物质性,是人类意向与技术物同源共存的连续统一体。媒介理论通过彰显媒介的物质性发展出一种技术阐释的方法,强调作为物本体的媒介具有形塑文化的能动性;STS则通过质疑科学的物质性将技术本身问题化和去本质化,深描技术物与社会实践相互建构的过程。技术阐释与社会建构两种范式的对话推动数字媒介研究领域出现一种物质性转向,具体表现为从软件研究到平台研究、算法批判研究的演进脉络,文章建议关注这一丰富的知识场景,并将其应用于中国社会平台化进程的实证考察中。     

微公益2.0中的信息权力建构——以“天津爆炸事件”为例

作为微公益的升级版,天津爆炸事件中的"微公益2.0"依赖普通网民发起和组织,具有"无中心"、"无组织"的草根特征。微公益2.0的成功实施,表明了网络时代普通个体开始拥有前所未有的信息权力。较之传统权力,信息权力更具建构性;后者不仅来源于权力主体的位置或者资源,还源自网络空间蕴于关系网络之中的策略行动。该策略行动体现于微公益2.0之认同激发、关系网络建构和权力影响力实现的诸环节之中。     

互联网时代的权力演化趋势

随着网络化时代的到来,普通网民从沉默的大多数和权力的被支配者逐步成长为网络权力的主体,开始拥有网络权力。在权力研究不断深入的背景之下,当代社会学权力观出现了关系性转向,网络空间中的权力研究与之一脉相承,把网络权力理解成为一种动态的网络关系。作为一种权力的新形式,网络权力呈现了关系性、流动性、符号性和感性化等独特特征,并发挥出强大的现实效力,对传统实体权力构成冲击与挑战,网络社会的权力格局也因此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值得权力研究者进一步深入剖析。     

数字经济时代垄断的权力本质与监管科技

认清垄断本质是科学监管的前提。当前学界对垄断本质的理解侧重经济属性,忽视了其权力属性,从而影响了对垄断本质的正确理解。从权力的视角来看,垄断本质是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与财富结合所形成的新型社会性权力,其鲜明特征是对国家权力的天然对抗性、片面追求私人经济财富的单一效率性和对人主体地位的褫夺性,生成逻辑在于由平台组织、数据要素和算法技术共同构成的“三维”空间。新型社会性权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关系变革的必然产物和客观存在,国家权力无力翦除,但可在共存中通过创新监管范式进行积极而有效的规训。文章秉持以科技驯服科技的理念,监管科技超越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对立,为政府监管注入科技因素,利用技术优势深入平台内部,提高监管效能,推动监管与科技深度融合,以期为规训新型社会性权力提供一种可能的技术性解决方案。在借鉴全球经验的基础上,应根据中国国情和现实需要选择最优发展战略,积极探索政府主导、平台主体、第三方机构参与的“三位一体”实施路径,有效规制垄断权力,使数字经济造福于人民。     

国民政府时期的农村控制与权力异化

经历了清末民初的社会动荡、权力更迭,国民政府对农村的控制以恢复原有秩序、强化国家控制为主基调。通过实行地方自治和保甲制度,建构了农村两种统治力量,同时辅以对农会组织的渗透,将国家权力延伸至农村。但农村的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国民政府推行的各种制度,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权威的盈利化和权力的异化最终导致了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国民党的放任和退让最终削弱了自己在农村的政权基础。     

赋予特定网络平台以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地位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一些大型网络平台承担起越来越多的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具有部分公权属性。有必要赋予特定网络平台以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地位,这是对网络平台权力进行规制的需要,也是对平台自治规则进行有效规范的需要,更是对公民权利进行保护的需要。实际上,特定网络平台已经具备成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基本条件,包括平台本身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组织,所从事的事项具有公共性而非单纯的商业性,且现实中网络平台已具有了公权力主体之实。为此,要通过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方式,将特定网络平台纳入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范畴,明确平台相应的公法职责,对平台的自治规则进行规范,对平台具体行为进行必要规制,使之在法治的轨道上更好地为社会提供优质服务。     

位置媒介基础设施化的技术政治反思——从中国布局“高精地图”谈起

随着移动定位技术、移动通信技术、GIS技术等媒介技术的发展与成熟,提供位置服务功能的位置媒介逐渐成为社会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型媒介。尽管传播学领域已经出现基础设施转向,但关于位置媒介的研究多集中于用户视角,鲜少聚焦行业侧的技术开发与市场布局过程。基于此,本文以风靡当下的“高精地图”为引子,从技术政治视角考察位置媒介“基础设施化”的权力关系运作特征,进而反思当下关于数字化未来的浪漫化想象。从“高精地图”的深层技术架构与权力网络可见,中国位置媒介的基础设施化从根本上是一场开展于大国相争、巨头角逐之竞技场的技术实践,其嵌于产业链条交织、基础设施互构、多元主体互动的复杂社会技术系统;这一技术实践非但未将社会引向开源、开放的新世界,反而在以数据为核心的技术设计、生产、推广、应用乃至流行过程中呈现出与“去中心化”相悖的集中化、精细化、科层化特征。     

论土地利用规划权力的经济法属性

厘清土地利用规划权力的法律属性涉及到将政府行使规划权力的行为纳入到法治化轨道中,也涉及土地利用规划法治化路径的选择问题。土地利用规划权力在宏观层面属于宏观调控权,在微观层面属于市场规制权。土地利用规划行为与经济法的制度功能具有契合性。确定土地利用规划权力的经济法属性有助于维护土地市场的正常秩序、协调土地资源的利益分配关系以及促进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因此,我国应当从经济法视域下进行土地利用规划权力制度模式设计。     

乡村非正式组织与新型权力文化网络建构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乡村"权力文化网络"遭到破坏。乡村非正式组织作为"权力文化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乡村社会转型、社会分工以及乡村现代化的发展等原因而得以再生。由此,通过对乡村非正式组织进行结构功能分类,探索乡村非正式组织建构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可能路径。     

权力的隐身术——互联网时代的权力技术隐喻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带来了人类社会的诸多变革,权力的性质和实现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延续当代社会理论关于沉重、轻灵、流动的隐喻方式,我们可以将权力实现的新形式比喻为权力的隐身术。权力的隐身可以追溯到福柯描述的现代社会权力技术和布迪厄提出的符号和象征权力。权力的隐身术与网络社会相结合,体现了网络社会中新的权力运行逻辑,空间的虚拟化、权力的感性化、权力弥散化使得权力无处不在却又凭借技术更好地隐藏自身。权力在互联网时代的隐身术是信息技术、现代治理技术和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综合产物。如果权力的传统合法性基于理性和认知,那么权力的隐身术则基于感性和无意识。     

论村级权力的利益网络

在当前农村社会 ,构成权力合法性基础的 ,不再是传统的文化网络或组织网络 ,而是利益网络。这种权力的利益网络不仅可以通过选举来塑造自己的合法性 ,而且在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紧张的背景下 ,还可以通过抵制国家借助村级权力对自己的提取来获得这种合法性。因此 ,对权力利益网络的研究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话题标签的基本属性、语用功能及其教学应用

话题标签是网络社交平台用来标记话题和组织话题讨论的一种形式，由话题标记“#”和话题组成，如“#我支持XX#”。话题标签既是一种言语行为，也是一种言语事件。作为言语行为的话题标签，其言后之力具有媒介化功能，能够通过标签行为的方式、内容和网民之间的互动来推动标签行为动态发展，并促使话题标签从言语行为发展为媒介事件。话题标签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具有群体属性。在具体的言说情境中，话题标签的行为内容可以在事件认知域模型中确定；在媒介语境中，标签行为的言后之力受到媒介化影响，表现为身份构建和互动关系规约；在社会文化语境中，标签行为的动因受到群体意向规约和再情景化机制的影响。话题标签可以应用于二语教学，围绕话题在教学工具、教学语境和教学内容方面不断创新教学形式和教学内容，以整合教学资源，建构教学语境，增强学习者的语用能力。     

一个基层社区的隐性权力网络与社会结构

本文主要考察了一个小城镇中在正式权力体系与正式权力体系之外的个体之间形成的隐性权力网络的特点及其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这种隐性权力网络主要有四种类型 :为营造社会资本而形成的隐性权力网络 ;由于正式权力进行寻租而形成的隐性权力网络 ;由于正式权力角色形象扩散而形成的隐性权力网络 ;由于正式权力垄断知识和话语权力而形成的隐性权力网络。各种类型的隐性权力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结构。     

数字文化逻辑下短视频对影视作品的“再媒介化”研究

影视作品的短视频“再媒介化”不啻于内容的直接移植,并且蕴含了媒介之间信息组织逻辑和视觉呈现方式的辩证协作过程。影视作品作为大众娱乐的视听文化资源,在技术赋能和网络空间的收编下逐渐成为可供短视频制作者操作的数据集,进一步,以资源重组的方式完成短视频化书写,这种数据库逻辑是数字文化时代“再媒介化”的底层架构系统。另外,短视频作为一种数字文化的交互界面,具备“超媒介性”的文化特征,影视作品的短视频化也意味着将旧有视听资源导入到多媒介信息呈现和动态性共生网络的数字媒介环境中。     

网络舆情与社会公平正义研究

随着微博、微信等网络传播新平台的出现,社会大众更加倾向于通过网络平台表达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期盼。一方面网络舆情对社会公平正义在社会预警、政策制定、权力运行、相关法律法规完善等方面具有正向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网络舆情在网络虚假信息、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监督越位等方面对社会公平正义有负面的影响。通过正确的舆论导向、强大的网络监督、媒介素养的提升有助于对社会公平的维护。     

当代资本主义数据权力的统治关系批判及其启示

大数据时代，“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资料参与数字化生产，是数字化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要素，占有数据即占有权力。在当代资本主义范式下，数据被融入资本逻辑展开增殖，传统意义上的“掠夺、剥削、渗透”和“驯化、新殖民、新垄断”被赋予了新的形式与内涵，主要体现为数据权力被私人资本、国家资本乃至国际资本所垄断。而且，数字资本通过与金融资本的结合，实化、固化和强化了数字统治关系。由此，需要基于企业、国家、国际三个层面，对控制数据流动、获取超额利润、联合金融资本投机、改造大众认知、影响社会舆论、干涉他国政治文化、攫取他国剩余价值等数据权力的统治关系展开研究。随着数字全球化的演进，数据权力正在深刻重塑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其资本主义垄断也日益产生了数据霸权、数字鸿沟、发展失衡、脱实向虚、治理困境、公平赤字、两极分化等世界性问题。直面问题，汲取经验，新时代亟须发挥政府引导数字资本健康发展的作用，支持国有企业、创新型企业参与数据权力分配，倡导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破解数据霸权。     

数字权力的兴起、扩张及治理

数字时代引发了新的社会变革,尤以新兴权利和权力新形态为主要标志。数字技术开辟了新的政治空间,产生了新的权力基础。在数字技术与权利和权力的深度融合中,数字权力作为一种新的权力形态得以诞生,并进一步改变了原有权力的组织形态和法律形态。权力天然具有扩张性,数字权力具有高度私人化、高度弥散性与监管脆弱性的特性,相较于传统权力形态,其扩张倾向更为显著,由此引发了国家、社会、个体三个层面的危机。数字权力扩张的理论与实践现实,需要在把握数字社会权力动态的基础上重塑权力格局,以新的治理方式应对当下的权力变化与扩张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