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视角下的国家生育政策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深入发展，中国正经历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社保基金支付危机等问题。近年来，人口和生育政策为中国社会和公众所关注。生育政策处在不断变化和调整之中。生育政策的调整牵动着我国许许多多的公民，这些人是如何看待变动调整中的生育政策的呢？     

“单独家庭”生育二胎意愿及“单独二胎”政策效果研究

在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过程中，我国的人口控制有了很大的成效，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已经实行了30多年，虽然起到了一定的控制作用，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多的问题。在这些问题当中，最为显著的就是人口性别结构的失衡，以及家庭结构的畸形，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等。从长远的发展战略来看，对于人口的规模和结构都需要进行调整以及完善，而这些就需要生育政策来进行解决。本文主要就“单独家庭”生育二胎的意愿问题以及“单独二胎”的政策效果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希望能够通过此次的研究对实际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储蓄行为——基于中国加入WTO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中国加入WTO后获得美国授予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系统考察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储蓄行为的影响效应。本文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著降低了企业储蓄率,该效应在中国入世之后逐步增强。进一步的影响渠道检验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企业工业增加值的提升效应明显大于对利润总额的影响;此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激励了企业加大新产品研发力度、增加中间投入品进口以及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降低了企业储蓄率。本文还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的储蓄率效应与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等特征有关;另外我们也得到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通过产业关联途径影响企业储蓄率的证据,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通过"下游关联渠道"降低了企业储蓄率,而"上游关联渠道"的作用不明显。本文从贸易政策变动的视角为理解近年来中国企业储蓄率的动态变化提供了新的解释,也丰富了评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经济效果的相关研究。     

二胎政策的民意调查及政策分析——有关养老及老龄化问题的探究

二胎政策是与计划生育政策相对应的生育政策。在2011年3月,国家计生部门考虑放开二胎政策。广东省提交二胎政策试点的申请,该政策因此激起大众的兴趣。二胎政策的放宽与否与许多社会问题息息相关,涵盖养老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独生子女问题等方面。我们选择以养老问题为着眼点,对是否应当放宽二胎政策以及有关养老与老龄化的相关问题进行问卷调查及综合分析,结合相关文献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     

认识人口基本演变规律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从包括中国在内的171个国家人口发展历史看,人类人口发展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与内在演变规律,传统社会人口发展呈周期性波动特征,近现代社会人口发展呈“倒U”型演变规律。不同时期人口发展水平对经济社会影响有本质差别,早期人口过快增长会导致人均收入在低水平徘徊的“马尔萨斯陷阱”现象,突破“马尔萨斯陷阱”约束后,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又会转化为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人口红利。我国人口发展已跨越“马尔萨斯陷阱”,超前进入高收入国家具有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状态。模拟预测显示,未来我国人口仍将呈加速少子化与老龄化趋势,但只要采取适度鼓励生育政策,将城乡生育率稳定在2019年的水平,全面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顺应人口发展基本趋势,优化调整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就可以基本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关于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的几点思考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几乎是逐季下降，但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降并非不可避免。实际上，如果中国执行更具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并纠正在执行“四万亿”政策时出现的问题，那么在今后若干年，中国完全可能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目前，中国还有相当大的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空间，以弥补“总需求不足”。在刺激消费的同时，应该看到扭转中国经济持续下跌趋势的主要出路依然是基础设施投资，包括支持技术创新、产业链重塑和医疗养老设施的投资。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不但同体制改革并行不悖而且可以互相促进。如果听任经济增速持续下跌，由于磁滞效应和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累积作用，或者受外部冲击导致通货膨胀率上升，机会窗口就可能会关闭。     

论我国独生子女政策下的未来养老困境

在中国社会中,计划生育政策施行30年,在此期间,城市中大多数家庭都形成了独生子女的生育事实,随着社会的发展,小型化的家庭结构,即独生子女家庭已成为城市的主流家庭。我国现已进入"老龄社会"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的现象迅速发展,"42l"家庭逐步增多,独生子女家庭养老中的供养老中的供养者——独生子女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如何妥善处理好城市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消除他们只生育一个小孩的后顾之忧,既是稳定现行生育政策和稳定低生育的关键,又是独生子女家庭养老得到保障的需要。这已成为一个需要我们关注的普遍现实社会现象。     

计划生育背后的隐忧及对策

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再次确认了我国人口生育率和增长率不断下降的趋势。随着人口总量的不断变动，年龄结构也有相应的重大变化。面对计划生育政策在有效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所带来的多种忧患，中国需要立足于“人口加速老龄化”这一新的基本国情，积极调整生育政策，加速各项一直的改革和完善。     

人口结构变动对时间偏好的影响分析

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定义了老龄化率，以便更好地刻画社会进入老龄化且老龄化程度不断变化这一现象，并将人口结构参数定义为老龄化率与人口增长率的比例。人口结构变动除影响技术进步率外，还影响家庭对未来的看法，将人口结构参数引进Ramsey模型分析对经济的影响，发现在鞍型的平衡增长路径上，人均产出增长率取决于技术进步率与老龄化率之差，而由于人口结构参数影响时间偏好，经济增速最大化与社会福利最大化所要求的人口结构参数出现了不一致，本文给出了两种情形下的必要条件，并进行数值模拟。     

新时期优化计生宣传策略的路径选择

随着我国人口呈现出人口红利急速消退、生育率持续低于适度水平、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复杂态势,国家积极调整生育政策,"全面两孩"政策应运而生,这使得计生宣传工作进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时期。对于当前宣传策略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有针对性的优化计生宣传策略的路径选择,以使宣传策略紧跟时代潮流,适时而变,应时所需,发挥出宣传工作的先行先导作用,以期保障全面两孩政策顺利实施,使其政策效用充分发挥,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提供环境氛围支持,促使人口实现长期均衡发展。     

经济波动的变异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重构

本文通过构建附加"金融加速器"的DSGE模型,模拟和测算了2008年前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来源及其变化,并分析了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应当如何调整才能更好地应对这些波动的变化,结果发现:(1)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经济具备了一定应对并平滑冲击的能力;(2)2008年之后,中国经济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外冲击的影响,传统的贸易渠道的传导出现弱化,金融渠道的传导不断增强;(3)在2008年之后,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主的刺激政策成为了推动产出增长的主要因素,技术驱动作用明显下降;(4)在2008年之后,货币政策实施较之前更为有效,财政政策的有效性降低。最后,本文针对这些变化提出了未来政策框架调整的建议。     

基于人口学理论的中国放开生育二胎政策研究

二胎政策调整之说由来已久,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以及人口与经济发展、资源环境之间矛盾问题的凸现,是否允许放开生育二胎已经成为当前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核心争论焦点。本文利用人口学理论,对现代人口社会学中的两种对立思想,即人口危机论和人口需求论进行了详细论述,并从正反两方面分析论证了放开生育二胎政策的利弊,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人口政策应当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四川省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生育政策实施中的问题及其应对策略研究--以凉山州甘洛县新民村为例

四川省凉山州实施计划生育20多年以来,在控制人口增速方面确有成效,但调研中发现,甘洛县新民村大多数家庭生育了三个及其以上的子女、早婚早孕现象十分严重。对此,查阅大量文献,为生育政策实施中的问题提出几点应对策略,为四川省凉山州生育政策实施及微调提供参考,进一步为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地区进行生育政策的微调提供补充素材和理论参考。四川省凉山州是我省彝族集中分布的区域,完善少数民族地区计划生育政策不仅有利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而且有利于增强民族团结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对加快小康社会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福建省低生育水平问题研究

近年来,伴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生育率下降已逐渐成为当今许多国家人口发展的新趋势,低生育率的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文章以福建省“生育率下降”现象为研究视角,以国家生育政策与养育保障的内在关联性为研究基础,结合现实社会背景和调查数据,分析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提出改善社会生育率低问题的对策建议。     

政策测量、政策协同演变与经济绩效:基于创新政策的实证研究

以技术创新政策为案例,本文在政策量化方面做出了有意义的探索性研究,并通过量化后的政策描绘出政策协同演变的路径以及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给出了政策量化标准具体的操作手册,并得出了一些启示性的结论:第一,颁布政策与政策协同的核心机构并不是主管科技工作的部门,而是掌管关键经济和行政资源的部门。第二,中国技术创新政策正逐渐摆脱单纯依靠行政措施或其他单一政策措施实现政策目标的做法,而转向综合利用各种政策措施,通过各种措施的协同推动技术能力的提升。第三,创新政策协同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方向性差异,并不是协同越强越好。     

中国发展的新动力在何处

最近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迅速恢复,南方沿海一些城市甚至又再现用工荒了。可是,笔者想提醒一句,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采取的是投资推动的方式,投资在短期内是需求,在长期是供给。从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来看,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劳动力供给增长将放缓,而人口的老龄化也会带来国内储蓄率的下降,长期的经济增长只能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通常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教育,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劳动生产率还有一个不应忽视的来源,那就是城市化和区域格局的调整。     

赵晓：对下半年经济走势不必过分悲观

“在‘预调微调’的政策大背景下，GDP增速76％这个数字是经济主动调整的结果。考虑到去年下半年GDP增速的低基数、近期政策逆周期叠加效应的释放以及未来的货币政策预期，经济有望在下半年企稳回升，全年完成8％增长的希望非常大。”     

政策不稳定性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地方官员变更的经验证据

以1999~2013年地级市官员变更为样本,本文实证考察了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官员变更所引发的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中,不确定性预期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更为突出。(2)官员变更对经济增长的财政影响总体上要强于其信贷影响,但财政政策渠道传导的主要是官员短视性政策行为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而信贷政策渠道传导的则主要是官员变更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预期。(3)经济增长对官员变更有正向的刺激作用,但经济增长风险却是官员晋升体系中的一个负向考核指标。我们还发现,随着科学发展观对官员变更制度中的经济考核指标的弱化,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政策因素和政策风险显著减弱。     

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相容性政策条件——环境技术进步方向视角下的政策偏向效应检验

现有文献关注政策规制的经济与环境绩效,却并未重视不同类型政策的技术偏向,以及技术偏态情境中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相容发展的政策条件。本文扩展Acemoglu等(2012)的环境技术进步方向模型,数理演绎不同性质政策的技术偏向,以及技术进步方向转变时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动态演化过程,再结合我国经济数据进行政策效果评价。研究结果发现:(1)环境技术进步方向是技术研发效率和环境政策累积作用的结果,环境政策会通过影响不同类型技术创新激励的方式,改变环境技术进步方向。(2)异质性政策转变技术进步方向,影响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其作用存在不同的着力点和偏向性。其中,研发补贴政策的清洁技术偏向和产出激励效果明显,而规制类政策的环境质量效应优于研发补贴,但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出非线性U型特征。(3)单一政策干预往往难以破除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两难困境,而政策组合的效果明显优于单一政策,特别是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实施研发补贴政策,以及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同时实行环境税与研发补贴,效果明显优于实施单一政策。但最优的政策组合并非固定不变,而往往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     

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影响——从计划生育角度解读

改革开放后,我国转变了人口政策,实行计划生育,我国的人口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本文从计划生育对人口发展影响的角度,讨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发展趋势、自身特殊的计划生育政策方面的原因。指出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使老龄化相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前出现,同时一定程度上挑战我国社社会保障体系与家庭养老模式、劳动力供给结构、消费产业的调整、需求数量及结构。最后提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方法: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力资本,发展经济,并且提倡社区服务与居家养老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