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社区的空间实践与调适治理——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研究

未来社区是以面向未来为特征、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以高品质生活为中心的新型社区形态,充分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社区营造理念。从空间生产理论出发,未来社区的空间实践可以理解为以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在遵循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理念的基础上,致力于打造未来社区的物质空间、文化空间和社会空间。其中未来社区的物质空间可以理解为“硬性空间”,主要包括社区景观、公共建筑等基础设施;文化空间可以理解为“软性空间”,主要包括社区制度规范、价值观念等规范公约;社会空间可以理解为“韧性空间”,主要包括人际关系、人际信任等权利结构。在此基础上,未来社区的空间生产主要存在着空间需求不匹配、资源要素不充足、场景建设不融合和评价标准不统一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未来社区需要从满足多元主体需求、完善资源要素供给、探索场景融合建设、健全标准制度保障等方面来提升治理效能,让社区生活更安全高效。     

秩序再造：过渡型社区的空间重构与治理转型

过渡型社区是由传统村落向现代社区的转型样态,具有“亦城亦乡”特征。过渡型社区居民面临着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空间适应,空间形态重构推动治理模式转变,因此基于“空间—治理网络”分析框架,研究过渡型社区的空间重构与治理转型。一方面,过渡型社区空间重构包涵生活空间、生产空间和公共空间的转变过程。另一方面,过渡型社区治理转型以“主体-策略-关系”的内在逻辑,一是通过治理主体重组形式,重塑治理权威和整合治理资源;二是运用网格化治理,重视居民服务诉求,提升社区治理效率;三是加深社区治理关系,形成具有居住空间同质性和社会交往需求性为特征的“微共同体”。过渡型社区治理应以提升居民生活满意感为重点,构建新型治理共同体,再造社区治理新秩序。     

资产-空间-权力：社区治理中空间生产的“结构化”逻辑——基于成都市Q社区的分析

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城市社区空间生产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载体和治理现代化方向。然而,部分社区的治理并未形成社区空间、公共资产和生活权力相互促进的良性结构,导致治理失败。通过建构“资产-空间-权力”三维“空间结构化”的理论框架,解释社区治理中空间生产从“结构性二元”到“结构化二重”的逻辑演变,可以看出其失败原因。成都市Q社区作为社区治理空间生产的成功案例,其空间从生产到再生产的演变体现出资产增殖对空间表象的符号性生产,空间再生对空间实践的赋权性表达和权力共享对表征性空间的能动性反思的“结构化”逻辑。这要求社区治理中的空间生产需要实现资产建设为基础的社区治理,进行以社区服务为核心的空间实践,建构以空间正义为导向的人民权力。     

自治空间里的共治模式及其实现路径——基于天津市D区社区治理“约吧”案例研究

自治是社区治理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导向,自治强调的是自主治理,而非自行治理。具体来说,社区治理不仅需要通过制度赋权,使社区群众享有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自治权力,也需要通过机制赋能,使包括基层党组织、基层行政力量、社会组织在内的其他治理主体拥有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的共治渠道。综合来看,在自治空间里有效实现多元共治,才是社区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的题中之意。多元共治是社区治理实现社区善治的路径,如何实现共治,如何在共治中体现自治理念和思想,需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予以探究。政策文本和已有的研究综述为“自治空间里需要共治”探寻政策依据和理论阐释;“约吧”模式的五条主线和五个着力点为“自治空间里的共治实践”提供了具体参照和分析样本;“约吧”模式的运行逻辑和基本原则,为“自治空间里的共治路径”提供了改革思路和价值评估。     

氛围治理：城市社区治理的新路径——基于对江苏省扬州市两个社区的观察

“氛围”作为实践性概念被广泛运用于治理实践中,但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氛围治理包括氛围建构和氛围影响两重意蕴,前者以氛围营造为目的,后者以氛围渗透为旨归。文章聚焦社区治理的行动者居委会,关注社区氛围治理“何以发生”、“以何呈现”和“何以可能”,尝试揭开社区治理的新路径。文章认为情感要素回归治理视野、社区内生资源稀薄以及居委会的结构洞位置催生并强化了社区氛围治理。基于对所选案例的观察,发现社区居委会根据不同对象营造差别化的氛围,聚焦组织任务营造居委会内部“家”的氛围、把脉社区事务形成治理伙伴间的合作氛围、根植居民需求构建参与氛围等;并通过空间生产渗透氛围、利用仪式展演强化氛围影响力。     

当代中国空间生产的矛盾分析与正义建构

中国已进入以“空间资本化”为特征的空间矛盾凸显期,面临着多重困难和危机。在当前的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往往错误地把城市空间的更新与改造这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当成简单的建筑工程,无视旧城厚重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无视脆弱的生态,成片地拆除历史街区,兴建大量高密度的商品房,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城市空间生产很容易被强大的资本“绑架”,沦为牟利的工具。自上而下的空间生产模式不仅把广大的城市居民排斥在规划决策过程之外,由于这种模式缺乏有效的监管,城市更新改造常常演变成引发大量社会矛盾的疯狂的与民争利行为。从中国的发展现状来看,中国需要重建空间正义,加强制度与政策的顶层设计;需要“自下而上”的主体参与和普遍的“自我管理”;需要建构社区政治作为后单位时代集体行动的组织依托。     

社区基金会类型化发展与行动策略选择——基于社会资本的分析视角

当前我国社区基金会呈现政府发起型、企业发起型、社会组织发起型、居民发起型及混合发起型的多样态发展趋势。因发起主体及对社会资源依赖程度的不同，各类型的社区基金会在特征内涵上有明显区别，在实践中也采用差异化的行动策略。文章基于社会资本的分析视角，从组织行为的情感性行动意向与工具性行动意向出发，将不同主体发起型社区基金会的行动策略划分为四种类型，即“双强”行动策略，“高情感性、弱工具性”行动策略，“高工具性、弱情感性”行动策略以及“双弱”行动策略，并提出鼓励发展社会组织发起型社区基金会、积极扶持居民发起型社区基金会、合理引导企业发起型社区基金会和谨慎发展政府发起型社区基金会的建议。     

单位社区的结构分化及其“治理共同体”转换

“单位社区”不仅是静态的治理空间,更是从“共同体”到“治理共同体”的动态调适过程。最初的单位社区虽被冠以“社区”之名,但其主要是作为“工业社区”而非“治理社区”,因此转型期的单位社区实质仍然为单位共同体的遗留;随着单位社区异质化程度的加深,单位社区开始出现组织间分化,并且呈现出与其他城市社区类型相比的独特性。在这样的变动之下,单位社区原本的“共同体”形态被解构并逐渐向“治理共同体”转换。单位社区的形成及其转换过程中的关系变动和结构变化,也就成为基层社会治理深入推进的重点和关键。     

走向共治共享的中国社区建设——基于社区治理类型的分析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当前,推动社区治理已成为中国最广泛的共识。通过对我国社区治理发展路径的分析,同时基于我国多年社区建设实践,本文以行政主导型社区、行政引导型社区、多元共建型社区、多元共治型社区作为分析框架,利用全国社区治理调查数据,对我国社区治理类型进行分析与比较,认为行政主导型社区、多元共治型社区呈现的结果都相对少,多元共治型是我国社区治理发展的方向。建议加强社区发展规划,实施社区治理转型升级计划;增强社区的政社互动,实施“三社联动”20版,从而提高社区治理和服务能力。     

从社区的利益冲突看社区治理中的制度缺失问题——以BJ市L社区为例

随着单位制解体,商品化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的推进,物业社区在中国城市崛起,它不仅改变了传统居住的空间形式,而且整合了“私人”治理的特征,这种治理模式的根本就在于如何处理好各方的利益,这直接涉及到公民利益及权利的实现程度,对国家、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具有内在的规定性和制约性,深刻地影响着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性。文章以BJ市L社区为例,分析了社区主要的四种利益冲突,并且对这些冲突引起的问题进行了反思,最后,从建构制度空间的新架构,协调社区各组织的利益和完善对业委会监督机制角度说明建立良好的制度空间是当代治理中的关键性问题。     

基于社会资本提升的收缩型城市“后单位”社区的治理创新路径——以黑龙江省S市L社区为例

当前，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要义之一即是市域社区治理创新的有效达成。随着部分收缩型城市遭遇人口流失、产业衰退、社会要素消解的持续挑战，其原本依托单位组织的“后单位”社区治理也随着单位制解体而产生诸多困境。作为社区动员和治理实践的关键因素，“后单位”社区的社会资本由高度凝聚于单位到重新扩散至社区，其内在的变迁逻辑恰与单位制度变革下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机制变迁同步。基于此，当前社区治理创新就需要动员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活动，通过内外部的互惠、信任和互动的社区行动提升社会资本。通过创新社区管理机制、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公共精神和优化社区软硬件环境等举措协同推进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践进路。     

数字区隔与邻里分化：社区信息空间“巴尔干化”及其治理

随着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的不断推进,基层社区治理对于信息技术的依赖程度逐渐增强。多数社区治理组织开始与社区媒体进行深度融合,以此延伸其治理能力。但在此过程中,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新的次生问题——信息空间“巴尔干化”,在社区场景中也悄然显现。反思这一现象,因社区的地缘分化,社区媒体组织架构的尚未统一,社区代际之间的数字鸿沟,以及互联网时代下的“重新部落化”特征,使得社区信息空间更易暴露在“巴尔干化”的风险之中。一方面,社区信息空间的“巴尔干化”极易造成社区公共空间的消逝,扩大社区“原子化”危机,导致社区内的数字化区隔;另一方面,社区共同体意识的逐渐消解,加剧了群内同质、群际异质的抗争矛盾。社区中群体极化现象的放大,造成邻里关系分化,甚至线上言论极化转向线下行为极化的连锁反应。有鉴于此,社区媒体首先需要优化信息配比,构建“人行道”传播模式,提高居民的信息偶遇行为;其次,应建立社区数字关怀机制,为老年群体融入社区信息空间提供便利,弥合代际之间的数字鸿沟;最终,社区媒体应当成为联通社区线上与线下的中介,使社区居民能够重拾“附近”,以在地化的真实交往,回归共同体的应有之义。     

系统复杂性下城市社区韧性建设的现状、问题及策略研究

城市社区是城市治理单元的“末梢”,加强社区韧性建设是关系城市社区安全稳定、城市公共安全建设和提升社区适应能力的重要内容,也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系统工程。当前城市社区存在空间韧性不足、经济韧性不强、治理韧性不顺、信息韧性不畅、组织韧性不力等问题,对此,城市社区应强化社区顶层规划以提升空间韧性,畅通社区内部微循环以提升经济韧性,推进社区共建共治以提升治理韧性,推进数据信息系统集成以提升信息韧性,注重多元参与以提升组织韧性等方面的策略,系统提升城市社区韧性。     

行动者视域下社区居民自治的发展样态与集体行动

社区治理面临从“国家-社会”到“行动者”的视角转换,把居民自治放入社区行动者关系网络,能够更好地看到居民自治的发展样态及其变迁过程。研究发现,自治权即社区公共事务的决定权和行动权的配置状况,是衡量自治程度的核心变量。行动者对自治权的分割形塑了行政主导型、市场导向型、社工给予型、混合杂糅型和社区自治型五种社区治理类型,产生了不同的自治效果。社区居民自治是多元行动者集体建构的过程,行动者的互动关系促成了新的自治空间的产生。为有效推进自治,相关主体要重塑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和功能,以激发居民的主体性为宗旨,充当好自治的引导者和协助者,始终围绕“如何使居民自我行动起来”这一核心命题展开。居民则要充分借助外部力量,不断激发内部潜能,依托自组织行动起来。从这个意义上看,未来社区居民自治的表现形态可能是复合型社群自治。     

社区共同体视域下社区治理研究——以云浮金龙社区为例

社区是以一定地域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是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基本目标。社区治理的参与主体、社区资源整合以及社区公共精神是社区治理的三个基本维度。云浮市金龙社区在"共建共治共享"社区共同体治理中,组织多方参与主体、整合多方资源平台、培养社区公共精神的做法对城市社区治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社区民警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

在基层社会治理的格局中,社区民警扮演着异常重要的角色。在强调将警务工作重心下沉社区的大背景下,社区民警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显得格外重要。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特殊身份的拥有者,社区民警嵌入基层治理的路径具有多元性。社区民警通过基于个体治理行动的关系嵌入,在街居空间普遍建立起警民间的信任关系,构建起了社区警务互惠规范,有效破解了基层社会治理难题,实现了社区平安治理目标。如果说关系嵌入往往呈现出个体性特点,那么组织嵌入则多是依托于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安排而展开的,通过对社区网格绑定性参与、党员社区民警在社区交叉任职等组织嵌入方式强化了社区民警的社区嵌入。与此对应的,基于特殊视角下的空间嵌入则使得社区警务室作为一种特殊的治理空间形态嵌入城乡社区中,并呈现出一种新的空间治理格局。这些嵌入方式既相互联系又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区别,构成了社区民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多维嵌入体系。     

社区基金会多样态发展成因及其优势比较

当前,我国社区基金会发展日渐呈现出企业发起型、政府发起型、社会组织发起型、居民发起型和混合发起型等多样态实践,虽其整体上有共性特征,但在实践中每一类型社区基金会甚至每一个社区基金会均有其特色。从合法性获取差异、核心利益相关方构成以及发展策略差异等角度入手,有利于厘清和把握不同类型社区基金会在基层治理新格局中功能发挥的异同之处。为了在实践中科学指导不同类型社区基金会实现差异化发展,使其更好地在多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作用,需要在深入分析不同类型社区基金会内在行动逻辑的基础上,精准理解其组织运行逻辑以及制度蕴含。     

现代城市社区邻里生成机理探讨——基于互惠理论视角

新时代社区治理面临社会转型期的种种激变与重构,高强度的社会流动性与住房商品化趋势冲淡了社区共同体色彩,造成“陌生人社区”和“消失的邻里”等困境。“有邻居无邻里”逐渐成为现代城市面临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社区逐渐成为人们吃饭、睡觉的地方而距离人们生活“栖居地”的空间角色越来越远。重建城市社区邻里关系是学界永恒的话题。互惠理论强调一种创造性社会交换关系,为解决社区邻里建构困境提供新的分析视角。通过邻里互惠主体与特定互惠环境的相互作用,基于“给予—接受—回馈”的互惠机制得以构建,并形成“价值—制度—角色”三维一体的解释逻辑：以“互惠共生”为价值引领,通过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传统和情绪中介凝聚邻里共识;以耦合系统为基础,通过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的互补式嵌入型构邻里互动规则;以互动链条为抓手,通过给予型互惠、接受型互惠和平衡型互惠三类行动生产邻里价值。     

"重心转移"视角下城市社区治理特征研究

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社区下移,意味着改革开放前以单位这个工作空间为重头戏的社会管理在改革开放后向以社区这个居住空间为根基的社会治理转变.有别于过去以行政指令为整合手段的国家单一管理模式,现代城市社区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以及主体间互动关系的异质性,且明确社区治理共同体是以对话协商为主要整合手段,以社区党组织作为刚性整合力量以及以社区认同感、信任感和归属感为表征的共同体意识作为柔性整合力量.从"重心转移"视角比较发生在不同空间场域里两种社会管理的差异性,对于深刻理解现代城市社区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社区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功能研究——社区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功能研究

本文从组织规模与类型、组织结构、组织行动等方面对北京市社区治理中社区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活动情况进行剖析,并结合北京实际,揭示社区民间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总结当前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能力。通过研究发现,社区民间组织既能有效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活动,为公众提供参与交流、活动的公共空间和平台,同时社区民间组织在预防社区矛盾和善治社区等管理方面也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