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治理视角下清代乌里雅苏台地区的内地商民贸易研究

清代内地商民前往乌里雅苏台地区,乃随军贸易产物。他们将内地百货贩往漠北地区,同时又将该地区所产牲畜毛皮等贩回内地,并形成了以乌里雅苏台为中心,联络内地与北疆、中国与外部的贸易“丝路”。内地商民的前往满足了清廷对漠北新疆地区征战设治的需要,活跃了各族经济。内地商民与乌里雅苏台地方衙门间存在既冲突又合作的关系。清代乌里雅苏台地区内地商民之商业经历了一个从兴到衰,并被彻底逐离的过程,其衰落是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内地商民的存在对清代中国北疆治理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商民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清廷管理的不足反过来又影响到这一边疆地区的治理。     

上海商民协会成立的一波三折

上海商民协会的建立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诸多特点.例如在商民协会的成立过程中即出现了各派商人之间,借创设商民协会以争权夺利的现象,不得不由上海特别市党部出面进行协调,使之合二为一.上海商民协会从1926年最早开始筹备,到1928年3月初正式建立,经过了将近两年的五个历史时期.上海商民协会的筹备员直接由中央党部委任,上海商民协会的章程也直接报请中央党部审核批准,也属前所未有.上海商民协会在筹备建立阶段即与商会出现某些纠葛,其筹备处动员商民起来组织商民协会分会的宣传,就注重说明商会的种种缺陷,从而将商民协会与商会置于了严重对立的地位.     

大革命初期的商民协会与商民运动

在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中,广大中小商人参加商民协会,开展商民运动,与工人农民一道为北伐的胜利和国民革命的迅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商民运动以广州为嚆矢,1926年前主要发生在广东。初创时期的商民运动巩固了广东革命政权,使广东成为国民革命的大本营与北伐的根据地。国民党“二大”通过的《商民运动决议案》,是商民运动的纲领和指导方略,确定了商民在国民革命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此后,广东商民协会和商民运动蓬勃发展,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向全国蔓延。     

论国共领导人对商民在国民革命进程中地位的认识

1924年前孙中山国民党领导的革命是精英革命而非真正的民众革命,因此国民党对商人与商民运动颇为忽视。以1924年国民党改组为转折,中国革命的先觉者为唤醒民众,创造出一系列组织、技术和程序,以唤起人们的公民身份和民族认同。共产党人则对中国国情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认为商人应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之一,因此大力发展群众运动。在此背景下,商民运动应运而生。商民运动是国共合作的结晶,是中国民众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商民运动中商民的角色与地位

以商民协会为依托的"商民运动",时间限于1924—1930年。1924年商民协会成立以前和1930年商民协会废止以后商人的活动称为"商人运动",其中的"商人"涵盖一切革命不革命的大中小商人。事实上,在国民革命政府管辖的区域内和北伐势力所及之处,许多中小商人、店员和摊贩都被发动起来,加入商民协会,投身商民运动,从而成为大革命时期波澜壮阔的民众运动的组成部分。革命势力所及,大商人也有不少参加商民协会开展商民运动的,但中小商人是商民协会和商民运动的主体,商民运动特别强调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反对封建军阀的苛捐杂税、反对买办大商人,主要也是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诉求。所以,在商民运动中,"商民"的主体和主导,应该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中国商民运动的阶段性分析

商民运动是国共合作的产物,颇具阶段性。1926年前商民运动主要发生在广东,随着国民党“二大”《商民运动决议案》的颁布,以商民协会为依托的商民运动,始由广东一隅逐渐随着北伐进程推向全国。大革命时期,商民运动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由广东迅速发展到两湖及长江流域,兴起了大革命史上中国商民运动的高潮。随着“四.一二”政变和“七.一五”事变的发生,宁汉合流,商民运动渐趋衰亡。探讨商民运动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对于了解军政到训政过渡期国民党中央对于民众运动的方针政策和态度具有重要意义。     

北伐之前商民运动在广东的发端

国民党在北伐前后开展的商民运动率先发端于广东.1924年国民党中央商民部在广州正式设立,积极指导商民参与一些政治运动,动员商人成立商民协会,筹办商民运动讲习所,对商民运动在广东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1925年11月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商民部成立后,也大力开展商民运动.其具体措施包括拟定广东省商民运动计划,指导各县市镇商人成立商民协会,编辑出版<新商民>杂志和商民运动丛书,对商民进行广泛深入的革命宣传,同时也动员商民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并从事各项调查活动,使当时广东地区的商民运动十分活跃.商民的政治热情也得到明显提高.     

商民运动期间国民党对待商会政策的发展变化

国民党在开展商民运动之初,确定了对商会予以改造,并最终以商民协会取代商会的方略,但在商民运动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却又实行了左右摇摆,或是不断变化,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商会政策。国民党中央希望对商会进行改造与利用,甚至试图以制订新商会法的方式,使商会获得合法存在的依据,避免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的矛盾冲突,但各级党部中的商民部却一直倾向于取消商会,由商民协会取而代之。因此,国民党中央与各级党部的商会政策也不完全一致,仍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商会与商会协会之间的矛盾。     

中国商民运动的研究缘起及理论基础

“商民协会”是北伐前后中国商人团体中出现的新事物,国民党“二大”以后,对于商民运动与其他各阶级运动同等重视.为领导革命,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农民、工人、青年、商民和妇女等部,并在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决议案的同时通过了商民运动决议案,作为指导商民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可见,在大革命时期,商民运动受到高度重视.尽管学术界对大革命史研究的成果甚丰,而且研究大革命史的学者都很注意民众运动,但对当时曾被“同等重视”的商民运动却基本没有提及.本文在详述商民运动学术缘起的同时,论析商民运动的目标背景和理论基础,进而指出其深入研究的必要性.     

清代湖北津渡及其运营管理

清代湖北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民众出行日益频繁,而湖北众多的江河湖泊构成这一地区独特的交通格局,津渡的设置与运营日益成为这一地区重要的社会内容.作为一项重要的地方公共事业,地方政府与地方精英均参与其中,在不同的时期发挥了各自的重要作用.因此,对于湖北津渡运营管理的研究,无疑有益于深层审视清代湖北地方社会的发展状况.     

电话通讯与1877—1937年间的上海商民生活

电话作为近代一项重要发明,被引进上海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随着公司管理的日渐完善、电话制式的不断发展、话务服务的逐步改善和电话广告的大力宣传,其用户数越来越多。电话的使用方便了商业信息的沟通和公务活动的开展,提高了人们生活的质量,在商业往来和日常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近代上海城市商民生活和社会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以来广东文化在内地传播探析

广东历来以商业文化闻名海内外,广东文化传播与粤商在各地建立的销售网络密不可分清代以来,粤商在全国各地建立的商业会馆既是广货销售的网络,也是传播广东文化的窗口与基地。深入探讨此课题,对当令广东建设文化大省不无历史启示。     

清代大庆地区的驿站

清代大庆地区的驿站主要有大庆市肇源县辖境的茂兴站,乌兰诺尔站等。这些驿站是为驱逐沙俄的入侵和雅克萨反击战的胜利而建的,是东北地区驿道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加强黑龙江地区的边防建设、土地开发、经济、文化交流和城镇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清代土默特地区卡伦的职能及其管理

卡伦是清朝政府主要在北疆地区设立的具有执行巡查、稽捕等任务的军事哨所。清代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根据形势需要设置了诸多卡伦,以稽查盗贼,保护行旅,防止牧民非法越界放牧,检查过往行人的票照,确保封禁政策的实施。为有效管理卡伦,清政府制定了严格的管理措施,如建立奖惩制度,定立巡缉章程,定期巡查汇报等。卡伦制度的实施,维护了土默特地区的社会稳定,保证了清朝政府对漠南归化城地区封禁政策的实现。     

边疆与内地的融合:清代内地神灵信仰在北部边地的传播

清代北部边疆地区内地寺庙的兴建、内地神灵信仰的输入,既是清廷对北部边地加强统一、管理设治的结果,亦是内地百姓逐渐移居这些地区后自我选择的结果。在清廷和内地百姓的共同作用下,他们不仅在边疆地区修建起诸多内地寺庙,而且将关帝、龙神、阎王等内地神灵信仰输入边疆地区,并依托这些寺庙塑造了边疆地区移民社会的自我信仰。边疆地区内地寺庙及内地信仰等的存在,为边疆地区城市村镇的兴起提供了推动力,促进了边疆地区原住民与内地百姓间的融合。在国家治理层面,清代北部边疆内地神灵信仰的存在,不仅推动了边疆地区游牧、农耕两种经济的融合,也为清廷维持边疆统一、加快边疆开发等发挥了积极作用。     

香港与内地服务贸易分工现状及其双边竞争力

香港与内地合作的30年是推动两地经济快速发展的30年.随着30年后两地要素价格差距逐渐缩小,以及在区域竞争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下,双方的合作又步入新的调整阶段.目前合作的重点深入到服务领域.而现阶段香港和内地的服务贸易到底是基于要素差异的垂直互补,还是基于服务不同市场需求的水平竞合?双方在合作中的竞争优势及其发展趋势如何?作者用一系列指数测算香港与内地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及其分工现状,并结合个案进行深入的分析.通过测量发现:对于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香港与内地服务业一般呈水平分工,例如旅游、海上客运、航空客运等;而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业大多是垂直互补的,尤其是金融、保险以及商贸服务.     

海洋贸易与清代粤北经济的变化

清初实行有限度的开海贸易,后来又规定广州一口通商.粤北在广州和内地商贸交流中处于商道必经地之一,南来北往的各地商人经常通过这一商道进行过境贸易,并在商道沿线建立了临时储存商货与聚集议事的会馆,刺激了粤北山区经济的商业化,也带动了本地商人的崛起.但粤北经济的商业化不是为了赚取纯粹的商业利润,只是过境贸易导致的虚假繁荣.     

清代黔东南地区会馆的空间分布及其运行机制

明代以降,黔东南地区成为王朝倾力开发的区域之一,移民的到来,对该地社会结构的变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该地原生资源(如木材等)加入全国贸易网络之后,大量的商人不断前来\"淘金\"。为了形成合力,这些移民与商人掀起了修建会馆的高潮。这些会馆肇始于明朝末年,兴盛于清代中期以降,有清一代,共计建有122座会馆,星罗棋布地分布在黔东南的大地上,并呈现出沿江沿河分布的特点。其创建,个中过程尽管复杂程度不同,但大致是官、商与地方社会互动的结果。至于运行机制,多数是以一种\"置产生息\"的方式运行。     

清代甘宁青地区林地的减少及其后果

甘宁青地区属于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这里的森林绝大多数属于水源涵养林,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清代因人口剧增以及由于战争等因素伴随而来的乱砍滥伐等,使该区林地的面积大幅度缩减。林地的减少使生态环境恶化的局面更趋加剧。本文通过文献资料的梳理,简要考述了甘宁青地区林地的变迁情况,并对其后果作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