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与深度区域贸易协定:历史演进与发展趋势

全球价值链细化和区域贸易协定深度化是国际贸易进入21世纪后呈现出的两大重要特征。全球价值链概念经历了“价值链—全球商品链—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演进，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与发展引起全球经济结构重塑，改变了国家间的竞争格局。区域贸易协定深度化有效促进了各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合作，加强了区域内全球价值链联系，加快了全球价值链重构进程。为把握后疫情时代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机遇、提升中国在国际经贸规则领域的话语权，应关注中国已签署实施的区域贸易协定对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以推进RCEP实施为契机，加快RCEP区域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灵活配置，奠定亚太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与北美、欧盟三足鼎立的地位，在推动全球价值链深刻变革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数字技术投入对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

数字时代的全球价值链面临重构需求。为此，从国别双边角度出发，构建全球价值链相对位置与全球价值链双边合作度指数，作为衡量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指标，探讨数字技术投入对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投入对我国全球价值链相对位置攀升和全球价值链双边合作度提升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有利于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行业异质性分析发现，资本密集型行业投入数字技术的促进效应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对发达经济体投入数字技术效果更显著等。对此，不仅要进一步加大对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的投入力度，同时要依托企业力量促进数字技术发展，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为促进数字经济的技术进步创造条件，也为我国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重构进程进行赋能。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本文利用TiVA最新数据库以及2009—2018年间WIOD世界投入产出表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实证考察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可以有效提高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且二者之间存在非线性“U型”关系。这意味着低端嵌入不利于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迈入“拐点”后的中高端嵌入才能够明显改善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上述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以及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识别检验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存在促进和抑制的双重影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竞争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三个机制实现;抑制作用主要通过低端锁定效应和吸收门槛效应两个机制实现。因此,中国应该抓住全球价值链重构和产业分工格局重塑的机遇,推动数字创意产业积极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数字产业渗透赋能全球价值链重构：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将2012—2022年47个国家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产业渗透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产业渗透可切实提高全球价值链双边合作度和全球价值链相对位置,实现全球价值链重构,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中介效应结果显示,数字产业渗透可通过合理配置创新要素与促进颠覆式技术创新,提高全球价值链双边合作度和全球价值链相对位置,间接促进全球价值链重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受贸易开放度的影响,数字产业渗透与全球价值链双边合作度、全球价值链相对位置的关系呈现非线性特征。据此,提出扩大数字产业发展规模、优化创新要素配置方案、强化颠覆式技术创新平台建设的政策建议,以期为国家与企业深度参与国际分工格局提供支撑。     

城市空间重组与新产业价值链的功能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产业价值链被中国发达城市"切割",导致由高新技术产业、高端服务业聚集而成的新产业空间快速生长,并成为统领城市和区域空间重组的主导力量。不同类型、主题的产业空间通过集聚—扩散—升级—再集聚—再扩散,构成开放型的新产业价值链空间,优化了城市产业空间布局,提升了城市空间价值,并推动了城市空间的多元重构,促进了当代中国城市的发展转型与能级提升。     

大科技企业的争议与治理：研究回顾与实践启示

大科技企业是数字经济时代大企业的典型代表。已有的研究和实践表明，大科技企业表现出了不同于既往通信、化工巨头的特征，特别是其具有的平台经济、数字生态商业模式，以及数据在其生产过程、消费过程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使得大科技企业的影响范围更广、影响维度更为复杂。面对大科技企业引发的争议以及全球科技监管趋严的背景，大科技企业对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引领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以大科技企业为核心构建的数字生态，进一步促进了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推动了数字化转型。未来，须平衡好大科技企业的治理目标，采取“守门人”制度、分级分类监管等动态监管方式，以进一步发挥大科技企业的正面作用，加快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重构战略研究——基于内容、技术与制度三维协同创新

建构于传统制造业基础上的全球价值链理论不适用于新兴的数字创意产业,亟须进行理论范式创新。数字创意产业是内容、技术与制度三维协同创新驱动的新型业态,与传统制造业全球价值链至少在研发、生产、产品、审查、营销、物流、消费、特征效应与生命周期等十个方面存在关键区别,并且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具有衍生效应、共享效应、嫁接效应和外溢效应,由此决定一旦某国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被他国“俘获”或“低端锁定”,该国未来产业竞争力将被牢牢控制。基于中国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重构战略立方体模型的研究发现,对于NVC高成熟度的数字创意细分行业应采取市场优先、成本领先和兼并收购三大“主动出击型”战略;对于NVC低成熟度行业而言,应根据GVC成熟度和行业成熟度采取相适应的战略,逐步提升数字创意产业在全球的影响力,进而确立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主导者的战略地位。     

“双碳”目标下数字化供应链生态系统驱动因素及实现机制

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针对当前的发展环境,有必要以开放系统的视野重新界定“双碳”目标下数字化供应链生态系统的本质内涵与基本特征,明确识别出“双碳”目标下数字化供应链生态系统的驱动因素,刻画出其实现过程的驱动因素,并进一步梳理出“双碳”目标下数字化供应链生态系统的实现机制及建设路径。通过建立“双碳”目标下数字化供应链生态系统“价值链”价值增值机制“、一核两翼”优化提效机制“、两化”融合赋能机制,提出高效科学的中国特色数字化供应链生态系统的中国思路,并形成企业面向未来构建高质量竞争力的重要发展方向。     

全球视野的价值链竞合与体系重构

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的动态交互使得价值链体系中存在较为复杂的竞合关系。面对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锁定,我国企业必须开始从嵌入全球价值链到重构国内价值链的升级模式转换,寻求新的突破来推动产业升级和发展。在国内价值链重构中,企业可以通过向上游延伸、双向延伸和向下游延伸三条路径向高附加值环节演进。     

数字经济赋能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影响机制及其靶向路径

价值链韧性具体表现为吸收逆境冲击的免疫力,或通过调整适应而迅速恢复系统冲击前发展路径的适应性修复力,抑或是转向一条更优发展路径的创造性破坏力,着力提升全球价值链韧性成为后疫情时代价值链安全治理的主攻方向。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的渗透和融合,不断重构国际产业分工布局,加速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演进,成为锻造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强劲动能。数字经济赋能过程呈现主体广泛、类型多样和过程复杂的鲜明特性,牵涉数据要素层面的“潜能—风险”、数字平台层面的“优势—垄断”以及数字技术层面的“引领—异化”三组对立统一的张力关系。数字经济赋能全球价值链韧性主要表现为“提升—破坏”双向作用机制,其中,韧性提升机制包括数据要素、平台经济和数字技术的正向赋能效应;韧性破坏机制包括数据风险、平台垄断和技术异化的负向赋“能”效应。在数字时代背景下,着力提升我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韧性治理能力,亟须从“数据—平台—技术”三方面精准施策,充分发挥数字经济赋能全球价值链韧性的提升作用,为我国在新一轮全球价值链竞争中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新红利、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强劲推力。     

产业数字化动态能力:源起、内涵与理论框架

产业数字化的本质是应用数字技术重构企业组织模式和产业创新发展范式,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现加速创新与能力跃迁的动态过程。对此,产业领军企业亟需发挥产业链链长优势,以数字技术创新与管理机制创新双轮驱动,在重构自身商业模式和竞争优势的同时,打造面向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数字化技术核心能力与数字化管理核心能力,进一步以产业数字化应用场景驱动“双核”协同,整合建构产业数字化动态能力（IDDC）,加速产业数字化深度转型与持续创新跃迁。数字经济政策要更加重视培育产业数字化动态能力,发挥我国丰富应用场景优势,协同推进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赋能我国产业链韧性提升的路径研究

产业链韧性提升是实现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增强我国经济韧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高供应链的运行效率、增强企业链的稳定性、催生空间链的网络化、引领价值链的分工转型等方式来提升产业链韧性。当前,数字经济与我国产业链融合呈现以下特征：数字化产业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数字经济为产业链现代化注入新动能,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数字化规模不断扩大。但数字基础设施薄弱、数据要素市场化程度低、数字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数字人才短缺等因素对数字经济赋能产业链韧性形成制约。鉴于此,应该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数字技术与产业链的有效衔接;推动数据新要素流动,促进数字链与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完善产业链数字信息共享机制,提高创新链与产业链的精准对接;增强数字人才支撑,推动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提升数字经济赋能产业链韧性的乘数效应,更好推动产业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中国式产业链链长制：理论内涵与实践意义

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的变迁、竞争愈发激烈，迫切要求中国提升产业链基础能力并加强产业链的治理能力。一方面，中国在产业链的转型升级中逐步形成竞争优势，为产业链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但另一方面，中国产业链仍存在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位势偏低、人口红利带来的劳动力低成本对产业发展的支撑力度有所减弱等突出短板，亟需通过新的产业链政策引领产业链提质增效。近年来，链长制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管理方式正在从“地方经验”逐步走向“全国实践”，成为中国产业政策的探索创新，这将加快实现产业链与创新链协同，推动实现地方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虽然链长制在实践中积累了一些地方经验，但仍存在链长与链主功能错位、地方保护主义抬头、生搬硬套链长制模式等问题；同时也面临新冠肺炎病毒变异和俄乌冲突等新形势下的新挑战、新要求。为此，亟需加快建立国家级链长制下的多层次链长制体系；以新技术引领产业链供应链高质量发展，实现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储备，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健全企业梯度化培育机制；加强产业链国际合作，提升产业整体安全水平，做好长臂管辖应对政策储备，提升产业链整体安全。     

模块化生产与中国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研究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持续深化,中国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遇到诸多障碍。发端于计算机产业的模块化生产模式正在取代传统的一体化生产而成为新产业结构的本质,新的生产模式不仅推动了全球产业结构的重组和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也为中国地方产业集群升级提供了契机。模块化生产模式为地方产业集群升级拓展了创新空间,提供了有效的创新激励,为集群企业提供了重构竞争优势,摆脱"悲惨增长","迂回"进入全球高端价值链的机会。     

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研究

数字经济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成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主攻方向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动力。凭借庞大的消费规模和强大的技术支撑,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站到了世界前沿,呈现出由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转型的趋势。数字经济正在重塑产业形态,制造业是数字经济的主战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方向日益明确,数字经济通过破解创新链瓶颈、提升制造链质量、优化供应链效率、拓展服务链空间,破解中国制造转型升级中的"痛点"问题,助推中国制造以平台化、生态化、软件化、共享化、去核化实现"换道超车",加快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高质量共建的三重逻辑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是共建国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必然选择。从历史逻辑看,在十年建设历程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遵循了价值链建设主体演变规律、由沿海向内陆开放规律、区域价值链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客观规律以及价值链包容发展规律。从实践逻辑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宏观层面提供器物型、制度型和观念型国际公共产品,奠定了区域价值链合作基础;在中观层面深化产能合作并提升产业能级,创造了区域价值链合作动力与增值空间;在微观层面吸引企业主体深度参与,整合了区域价值链生产环节。从理论逻辑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的全球化理论,同时推动构建新型全球化理论和包容性多元化国际新秩序;创新了价值链理论,形成了面向全球的新型区域价值链,为后发经济体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新路径;打破了全球治理理论的固有思维模式,走出了西方国家经济再平衡治理误区,缓解了全球治理赤字困境。     

数字经济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针对我国如何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境并实现产业升级问题,基于2011—2020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创新性地构建反映企业转型升级的综合指数,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从微观机理上看,数字经济是通过增强企业对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和改善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渠道助推了企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国有企业和成长性较低企业、制造业和非高技术产业、财政自主度较高和制度质量较低地区的子样本中,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综合来看,数字经济显著提高了以自主创新能力、价值链位置攀升和经营效率所综合体现的企业转型升级。最后指出,我国应加快建设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加大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加快数字产业化步伐,加速传统实体企业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同时应避免“企业数字鸿沟”,为新发展阶段提升我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实现企业价值链攀升提供新的路径。     

数字经济赋能大庆市数产深度融合城市建设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讲话中提及数字经济相关热点问题,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科技改革和产业变革的先机。大庆市拥有地域、文化、产业、资源等众多优势,但也面临信息技术与产业融合不够紧密、数字经济企业配套产业支撑能力较弱的现实问题,在“十四五”期间应牢牢把握住数字经济发展先机,推动一二三产业数字化发展,完善数字产业链条,培育尖端技术人才,全面释放数字经济红利。     

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流与福建省供给侧改革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给福建出口贸易转型升级提供了市场扩容、贸易环境改善、产品价值链优化等发展契机。如何利用这些契机,推动福建的供给侧改革,是解决福建发展问题的当务之急。为此,福建省必须重视传统产业,加大对教育经费的投入,倡导创新,实现从价值链低端向高端攀升。从美国制造业回流入手,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研究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流对中国的影响,同时对福建省的三大产业结构进行实证分析,通过计量模型反映出人力资本、对外贸易依存度、科技研发水平以及对外资的利用情况等因素对福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力,并从重视传统产业、加大教育投入、增强企业创新力、延伸产业链以及增加对外资吸引力等五方面对福建省产业转型升级提出建议。     

碳关税的本质、影响与应对策略：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视角

作为一种新型绿色贸易壁垒，碳关税的实施将给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带来全新挑战。文章深度剖析碳关税的起源与本质，揭示碳关税本质是欧美发达国家试图维持产业国际竞争力，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高点，争夺国际贸易霸权，并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挤压的重要战略武器；碳关税是欧美发达国家“借环境保护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的重要伎俩；碳关税是欧美国家制衡中国，削弱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贸易政策工具。碳关税将增加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的出口成本，恶化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贸易条件，并严重挤压中国中小型制造出口企业的生存空间。为了有效应对碳关税的挑战，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必须拓宽出口市场广度，走出口市场多样化贸易路线；加快企业转型升级步伐，促进企业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进程；加大企业研发投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充分发挥企业数字化转型优势，促进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碳效率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