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县）法治政府建设绩效评估体系构建研究——基于对苏北、苏中和苏南地区的实证调查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还提出了要推进法治政府绩效管理。区（县）层级政府是党和政府观察和体恤民情的“窗口”和“前沿”,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和承担着重要责任。因此,对区（县）层级的政府法治绩效评估进行研究,构建一套区（县）层级的政府法治绩效评估体系尤为重要。文章在对江苏苏北、苏中、苏南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区（县）层级的政府法治绩效评估体系,这个评估体系认为区（县）法治政府构建要以我国国情和法治政府建设实际进展来运行;法治政府绩效体系是一个包括评估主体、评估指标体系、评估方法和制度安排在内的有机系统,法治政府绩效评估的制度安排需要从制度的价值意蕴、绩效评估的宏观环境等方面着手,通过区（县）法治政府绩效评估来推进基层法治政府的建设,从而为我国基层政府的法治政府建设提供一种新的方法和路径。     

农业绿色发展的制度保障与路径选择

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制度建设经历了萌芽尝试—快速发展、问题凸显、制度跟进—重点突破、整体推进三个重要阶段;通过顶层设计推进“综合法+基本法+配套法”法律体系完善、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法规政策标准精准化体系化,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框架。面对国外农业跨国公司全产业链竞争优势与国内绿色转型难题,借鉴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日本环境保全型农业及土地改良经验,健全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法律法规体系,增强强制性和约束力;完善高标准农田绿色建设制度,激发村集体、农户参与和自治的积极性;严格农业绿色认证体系,增强信任度和信任溢价;构建农业绿色“产销连携”、科技连带和产业融合联动新机制,促进乡村绿色振兴、农民增收。     

国政方向与政策制定:韩国文化产业政策史研究

从金永三政府到金大中、卢武铉、李明博等历届政府制定文化产业政策的过程和特点看,韩国文化产业政策经历了以规制为中心向支援为中心的转变.韩国各届政府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其国政运营方向息息相关,金永三政府的“世界化战略”、金大中政府的“克服IMF体系培育新知识产业战略”、卢武铉政府的“科学技术立国战略”、李明博政府的“先进化战略”都成为各自确立并推进文化产业政策的法律制度、行政组织、财政预算的核心依据.     

依法治国背景下的行风建设

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定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1999年初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确认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并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现行宪法第三次修正案的重要内容之一 ,写进入宪法第五条第一款 ,以统率国家法制建设与法制原则。据此 ,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的管理都纳入了法制的范畴和轨道。行风建设及纠风工作当不例外 ,也应纳入法制轨道。行业的范畴异常广泛 ,几乎涉及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的一切领域 ,也涉及国家行政机关及其部门以及法律法规授权行使一定行政职能的社会组织和行政机关委托其行使一定…     

我国农村环境污染防治政策演进研究

分析我国的农村环境污染防治政策并探寻体制机制创新,有利于解决当前我国农村环境污染防治中的难题,也有利于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在构建政策文本三维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对615份政策文本进行统计与聚类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1979-2019年政策演进的特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村环境污染防治政策经历了起步、发展和成熟阶段,政策发文主体多元化并呈现联合化趋势,政策文本类型多样,政策内容逐步完善,政策工具体系已经建成.以上特征均表明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已具备了较好的政策基础,但是现有政策和政策工具也存在一些不足.基于此,分别就政策制定和政策工具提出一些建议.     

驯导网络民粹主义:我国政策制定中的长期性难题

民粹主义是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产物。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网络民粹主义迅速兴起并在我国政策制定中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它追求政策制定的公平正义,激发大众积极参与政策制定、监督政策合理有效制定等;另一方面,它以真实民意自居影响政策制定,反对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政策制定,诉求直接民主破坏政策制定程序,以非理性行为影响政策方案选择等。网络民粹主义在现代转型过程中难以根除,只能通过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建设法治体系、培育现代化公民、培养理性文化等方式,在长期的政策制定实践中实现对网络民粹主义的规范驯导。     

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关系探析

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在于推进制度治理。制度治理蕴含着“规则之治”的法治精神,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是国家治理法治化。国家治理法治化的载体是一国法治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我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所在。要牢牢坚守“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这条根本红线,确保不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终极目标;要始终把握住“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本特征,将各项举措有机联系起来,确保不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工作的价值方向。     

我国教育公平制度的建立及政策建议

系统建立教育公平制度是推进教育科学发展,促进人全面发展,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需要.政府是建立教育公平制度的主体,应不断完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强化教育政策配套,加大公平制度供给,保证制度供需均衡,加强实施机制建设,完善评价反馈机制,营造尊重公平、崇尚公正的社会氛围,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公平制度体系.     

当前我国政策绩效评估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践表明,随着我国绩效评估试点工作的开展,加强政策评估方法和指标体系的研究的任务十分紧迫。我国政策绩效评估首先要健全正式的政策绩效评估体系,推进中立评估、顾客评估和利害关系人评估,完善评估法规体系,建立责任追究和政策修正制度,形成包括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及其部门、第三方评估组织、社会舆论评估等多元主体在内的系统的评估体系。     

论法治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意义与价值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国家治理体系以法治为基础,国家治理能力以法治为保障,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法治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以宪法和法律法规为规则载体的法治体系作为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他国家制度协调运行的保证。法治所体现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价值导向,是国家治理体系发展所必须依存的规则。法治本身所特有的组织管理、规范校正、惩戒救济、激励引导功能可以协调平衡不同治理主体的思想观念、利益取向等方面的差异和冲突,借助合法性和权威性的引导,整体性地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吉林省专业技术人才政策现状及完善对策研究

近年来,吉林省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发展缓慢,尽管人才政策数量不少,但实施效果欠佳.为进一步完善专业技术人才政策体系,建议吉林省政府相关部门形成制定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发展规划的机制,探索制定职称以外的人才评价制度,制定有效促进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企业间人才的流动政策,制定覆盖面更广泛的人才激励政策等.     

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扶持政策探讨--推进分类管理配套政策制定的视角

探索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办法是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的难点。随着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改革的深入推进,分类管理试点地区制定的分类扶持政策显现出细分程度不足、捐资办学理念欠缺、支持力度有待加大及配套制度建设亟待加强等问题。要解决改革中的这些问题,须设计民办学校差别化扶持政策、建立捐赠办学的支持体系、建设国家级示范性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及调整财政扶持政策。     

中国区域人才政策的量化评价与时空演变

基于“人才争夺战”的背景和城市人才政策的视角,在“多地区—多政策”模式下政策量化的标准制定及流程与量化评价体系设计等方面开展探索性研究,并利用自然语言分析(NLP)、文本挖掘等方法,整理2002—2021年中国3308项地级市人才政策的量化数据。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人才政策在数量与质量方面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演变过程进行刻画,中国地级市人才政策在数量与质量上呈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2002—2011年为探索起步期,2012—2015年为快速发展期,2016—2018年为无序竞争期,2019年至今为降温退坡期。政策得分上“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的特征明显,但趋势已经有所改变。区域间的无序竞争和政策趋同现象严重,人才引进和使用需求定位亦不明确。“重招引、轻培育”的人才“焯水”现象严重,同时,对所引育人才的配套措施完备性上存在欠缺。据此,建议加强东西部、南北方人社协作,推动人才资源双向流动;依托城市资源禀赋,找准自身发展定位,制定更具针对性与差异化的人才政策;改变重引轻用的政策导向,围绕各具体环节制定,形成“引育留用”前后贯通的完整政策链条。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现代展开

解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能仅拘泥于“宽”、“严”、“济”等基本含义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在现代科学刑事政策视野下的分析:一方面,广义刑事政策观念下的宽严相济,就是要建立以刑事法视域为核心的国家—社会双本位的刑事政策体系;另一方面,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是以法治手段实现预防犯罪目的的科学刑事政策,法治原则、人权保障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施展功效的界域.     

走向“法治之治”——中国社会保障“政策之治”及其发展趋势

自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来,我国主要是通过一系列政策法规来构建社会保障制度,走的是一条“政策之治”的道路。“政策之治”的存在原因是：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期;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很大,社会保障负担畸轻畸重;社会保障领域诸多问题没有得到理清;社会保障“立法先行”在中国实现的条件不足等。文章最后提出“政策之治”是暂时的,“法治之治”才是必由之路,走向“法治之治”要具备以下基础条件：市场经济、政治民主和理性意识。     

网络民粹主义:我国当前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容忽视的因素

民粹主义在各个历史时期里都是政策制定的重要影响因素。进入信息时代后,互联网空间产生了网络民粹主义,它对我国当前政策制定的影响具有双重性。积极方面,它注重政策制定中的公平正义性,强调公共政策对弱势群体的扶助,监督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等;消极方面,它替代真实民意来影响政策制定,反对多元主体参与政策制定,特别是反对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参与,强调直接民主,反对制度化、程序化的政策制定过程,以非理性行为的方式,压迫科学合理的政策方案选择等。因此,我们应客观辩证地认识和处理网络民粹主义,通过完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建设民主政治制度、构建法治体系和培育现代公民等措施来吸纳网络民粹主义对政策制定的积极影响,消解其消极影响。     

辽宁省营商环境建设的政策文本分析——基于《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优化营商环境是振兴辽宁、振兴东北的重要突破口。一方面,分析中央政府与辽宁省营商环境相关的政策文件可以看到一个大趋势:近三年国家政策层面,与营商环境相关的政策文件数量明显增加,而政策内容同性与异性特征并存,且呈现阶段性发展的特征。通过《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主要政策文本,尤其是2016年及2019年条例文本分析和量化分析的结果来看,辽宁省营商政策文件的发展也呈现此特征。另一方面,从理论逻辑层面看,2019年条例,基于市场、政务、法治、人文四个维度构建了辽宁省营商环境制度建设的逻辑,在此借助这四个维度对政策文本进行系统剖析,总结出辽宁省营商环境建设发展的理论逻辑与现实问题,并结合辽宁省现实情况提出相应对策。     

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政策选择——以吉林省政务大厅为例

1999年以来,各级地方政府建设的行政服务中心(或称政务大厅)已成为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完善公共服务模式和推进行政体制创新的前沿阵地和试验场所。这些政务大厅在探索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取得了成效,但为了扫清进一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所面临的体制性、组织性和利益性障碍,地方政府应进一步制定和完善一系列相关政策。     

论“泛政策化”陷阱

中国存在泛政策化的传统,一是统治者习惯于用政策和行政命令的手段治理国家,二是把法律也当作政策来处理。政策应该被理解为行政机关的行动和自主的决策,公共性和规范性是其内在属性。如果说政策决定行动的性质和内容,那么策略则属于行动技巧的范畴,政策的策略化消解了政策的严肃性,扩大了公共权力部门行使行政权力的自由度;法律是关于政府行动和自主决策的制度约束,政策与法律的混同容易导致国家治理的唯政策化和以行政法治的名义消解依法治国的法治精神。政策科学不仅仅是追求政策的优化,在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中更为重要的是确立科学的公共政策观念。     

山西省科技法规政策体系问题研究

中国国家科学和技术委员会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地方科技立法,它是对国家立法的细化,同时也起到补充和完善国家立法的作用。文章简要介绍在国家的科技法规基础上的山西省科技法规制定的发展历程,论述山西省通过建立执法责任制确定了执法范围和执法主体,落实了执法责任。但是,效率低,缺乏可操作性、前瞻性和具体的法律法规,则是地方科技立法存在的明显不足。只有通过架构适合的科技法规政策体系,通过地方法律法规与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相结合,才能推动高新技术在新机制下的稳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