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征管、企业避税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所得税征管范围改革的证据

维持劳动收入份额的稳定以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当前我国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内在要求和面临的重大挑战。本文基于2002年企业所得税征管范围改革这一"准自然实验",利用断点回归分析方法,从理论逻辑和经验证据两个方面考察了税收征管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所得税征管范围改革提高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3.4%～4.7%,且该影响在低税收征收强度地区的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和竞争型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的结果表明,税收征管强度提升引致的企业避税程度降低和劳动密集度增加是其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途径。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为理解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机理提供了新的微观解释,同时也为完善税收征管体制建设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供了决策参考。     

FDI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笔者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利用2002~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地区所呈现的区域特点,并针对东、中、西部地区FDI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不同特征,提出了建立劳动力自由移动平台等政策,以提高东部地区劳动收入份额水平及提高劳动者文化素质等政策,削弱中、西部地区技术效应的负面冲击,缓解全国严峻的收入分配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准入政策演进及对制造业产品质量的影响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外资准入政策经历探索与调整、快速推进、有序调整与主动进取等多个阶段的演进,同时也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战略目标定位于实现"高质量发展",那么如何认识外资准入政策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其内在影响机制又是如何?以上问题均犹未可知。本文在梳理中国外资准入政策演进的基础上,从产品质量的视角探究了外资准入政策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外资准入放松显著提升了外商投资份额,并进而提升产品质量及其增速;同时发现外资准入放松对内资企业的产品质量提升显著大于对外资企业的影响;从内资企业内部看,外资准入放松的影响是全面的,并没有体现显著的所有制差异;加总层面分析发现,外资准入提高了具有高产品质量企业的市场份额,使资源得以优化再配置。进一步分析影响机制发现:外资准入的产品质量提升效应更多是由于优惠政策引导而非"以市场换技术"的市场放开所致;外资准入放松引致的外商投资份额增长通过产业关联、产品转换以及本地集聚效应等促进产品质量及其增速的提升。本文的研究发现为中国进一步实施开放战略,尤其是外资准入及投资自由化改革提供有价值的政策依据。     

群团改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全面深化群团改革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建立新型社会治理体制的必然要求。基于社会网络理论,本文以2010～2015年沪深两市A股1500家上市公司工会、共青团以及妇联组织的活动为数据样本,探讨了群团改革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群团改革提升了企业的创新能力,特别是提升了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的研发效率;具体地,群团改革改变了企业群团活动重心,业务促进类活动显著增加,企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与私营企业相比,群团改革对于国有企业的影响更为明显。本文揭示了群团改革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群团改革改变了企业群团组织的工作重心,优化了企业的创新网络:一方面提高了企业员工学习能力,促进信息和知识在企业内的传播;另一方面耦合异质性资源和技术,使企业获得更多外部网络中的新思维。本研究检验了群团改革在企业中的实践效果,为未来群团政策的调整优化提供了参考。     

人工智能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本文研究了人工智能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基于人工智能是具有新型基础设施属性的通用技术、对劳动或资本都可能产生偏向的替代性、在不同产业具有差异化的应用前景等3个特点,本文建立一个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提出人工智能服务或人工智能扩展型技术提高,都会促使生产要素在产业部门间流动,流动方向取决于不同产业部门在人工智能产出弹性和人工智能与传统生产方式的替代弹性上的差别。这一结构转型过程也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本文在理论上给出了有关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方向的条件,并就发展人工智能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自贸区企业发展优势探讨

建立中国自由贸易区是我国政府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国内经济发展探索新的模式,自贸区采取相对于其他地区不同的财政、税收、关税、海关监管等政策,为区域内企业的发展注入了诸多动力。本文以自贸区企业为例,对自贸区企业发展的优势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助推自贸区企业做大做强,同时,吸引更多的区外企业入驻自贸区,提高自贸区的综合实力。     

留抵退税改革、融资约束与企业产业链关联

全面落实大规模留抵退税对提振市场主体信心、激发投资活力以及提升企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我国大规模留抵退税改革为背景,基于微观企业增值税购销发票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了增值税留抵退税这一重要战略举措对企业产业链扩张的影响。研究发现,留抵退税改革能够增强企业后向产业链关联和前向产业链关联,对企业产业链扩张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留抵退税改革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状况、促进企业投资,增强了产业链的纵向联系,有利于推动上中下游企业融通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大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高税负企业以及制造业企业,留抵退税改革的产业链扩张效应更为突出。本文不仅从财政与产业政策协同发展视角拓展了“减税降费”的产业发展效应研究,还为进一步优化完善增值税制度以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证据。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制造业贸易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我国的劳动收入占国民总收入中份额自1995年不断下降,深入而广泛的贸易自由化也发生在这一时期。本文采用中国制造业贸易企业1998~2007年的微观面板数据,研究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层面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我们将2002年中国加入WTO后关税的迅速下调视为一次自然实验,用倍差法进行实证回归。实证结果显示,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中国的贸易自由化过程通过降低资本品成本、中间投入品价格和技术引进的成本,显著降低了企业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企业面临的关税水平下降幅度越大,其劳动收入份额减少越多。在考虑了序列相关性、同趋势假设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依然显著。     

防止返贫帮扶政策效果评估——基于劳动收入的视角

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的内生发展动力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必要前提。本文将2019年底防止返贫动态监测系统的建立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21～2022年我国中部地区X地级市所有建档立卡脱贫户和边缘户的全样本面板追踪数据,通过模糊断点回归方法考察了防止返贫帮扶政策的劳动收入效应。研究发现：第一,防止返贫帮扶政策显著提高了易返贫群体的劳动收入,这一增长效应主要源于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工资率的提升及劳动时间的延长。第二,机制分析表明,政府的就业帮扶政策中,设立公益岗位、推动以工代赈、鼓励创业带动和加速劳务输出4项政策能够直接带来显著的收入效应,而发放外出务工补贴和进行技能培训两项政策无显著的收入效应。同时,非就业帮扶中的健康帮扶和基础设施建设帮扶也间接提高了易返贫群体的劳动收入。第三,防止返贫帮扶政策队伍养护压力或家庭成员健康的农村易返贫户作用更显著。防止返贫帮扶政策的不足之处是,尚未显著提高易返贫群体的劳动生产率,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家庭的农业生产活动。本文提出的防止返贫帮扶政策的内生发展动力效应,对进一步完善农村易返贫群体的帮扶政策体系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我国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的探讨

近年来,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不仅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公平,而且还制约着消费水平的升级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基于此,本文主要从我国劳动收入占比与收入分配、我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和矫正劳动收入占比的政策建议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综合性的述评,并从两个方面提出了今后研究的重点。     

税收征管独立性与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基于国地税合并的准自然实验

信息披露质量是保障资本市场高效运转的基石。本文以国地税合并为制度改革背景，基于2013～2020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了税收征管独立性提升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地税合并显著改善了企业信息披露质量，而且该效应在改革力度大和地方政府税收干预强度高的地区以及经济地位低的企业更为凸显。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国地税合并显著提升了企业实际所得税税率并降低了其涉税违规次数，为税收征管独立性提升提供了经验证据。特别地，上述结论通过了平行趋势假设、调整研究样本、替换核心指标度量方式等一系列稳健性测试，而且与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股指熔断机制、民营银行设立等其他同时期政策冲击无关。本文强调，国地税合并通过提升企业信息披露质量有助于降低企业管理层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进而为构建高效资本市场奠定制度基础。     

数字时代下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家庭微观调查的证据

中央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之一是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以数字技术驱动金融的高质量供给，使资金更多流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本文运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升创业概率，其中信贷业务对创业的促进作用最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渠道是缓解个体融资约束，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和传统金融发展落后地区中表现尤甚.但是上述作用影响存在地区间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只集中在经济发达、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其次，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人们之间信任程度越低、风险偏好越高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促进作用越弱.此外，本文还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存在“数字鸿沟”现象，其对受教育程度低和年老的个体创业的促进作用影响更小.上述发现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缓解民营企业融资困境，但是其经济效应存在局限性.本文的政策建议是，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政策时，要完善地区政策配套实施，因地制宜，推动金融同经济的均衡发展，为畅通国内国际大循环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区域一体化战略、社会网络与商业信用——基于京津冀一体化的证据

区域一体化战略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渠道是事关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但学术界尚未有深入研究.本文以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的实施为研究场景，从企业商业信用的微观视角检验了区域一体化这一正式制度推行对社会网络这一非正式制度作用发挥的替代性影响.基于京津冀“区域内非本地”的综合社会网络关系研究发现，区域社会网络较低的上市公司在一体化政策全面实施后所获得的商业信用显著提升，且结果主要体现在信息不对称较高的企业，竞争程度较弱的行业和供应链依赖度低的企业，以及更多地体现在无高管政治关联、高管兼任网络中心度较低的企业和工作网络类型中.结论表明区域一体化政策有助于系统性降低整个市场的交易成本，从而改善营商环境，为区域一体化战略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微观机制检验，从而也为粤港澳、长三角等区域一体化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政策启示.     

汇率政策、内部控制与风险对冲——基于“8.11汇改”冲击的市场感知视角

本文以中国汇率政策改革为背景，从市场感知汇率风险的视角，研究了宏观汇率政策对微观企业的影响，以及企业借助风险对冲手段和风险管理制度的应对机制。研究发现，市场短期内对“8.11汇改”政策发布事件做出负面反应；总体上来看，市场对使用与未使用外汇衍生工具企业的反应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市场对外汇衍生工具能否发挥汇率风险对冲作用的反应受到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在企业披露使用衍生工具进行套期保值的情形下，投资者能够感知对冲风险的作用；在企业未披露衍生工具使用目的的情形下，投资者感知的风险更大，但投资者能够通过内部控制质量判断衍生工具的使用效果。本文从市场感知的视角,揭示了微观企业通过风险管理有效应对汇率风险的作用机理，拓展了汇率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领域的研究，为我国企业提高汇率风险防范能力提供了政策启示。     

“政资分开”能改善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吗?

我国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方向是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实现“政资分开”.本文选择实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作为促进“政资分开”的重要举措，发现其对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对投资过度的国有企业、高干预地区的国有企业，以及对具有较高程度预算软约束的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具有更大的改善作用，说明减少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干预以及约束预算软约束下的投资过度行为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升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作用机制.这些发现为深化国企改革，优化国有资本配置，及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兼容性提供了有力的经验证据.     

减税降费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减税降费政策是促进企业发展、提高市场活力的重要举措,对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推进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2-2020年的数据,对减税降费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减税降费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的投资效率;机制检验表明,减税降费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减少企业投资不足的行为,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抑制过度投资的行为。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减税降费对提高民营企业、低自由现金流企业投资效率的效果更为显著;政策对不同成长机会的企业影响效应有所区别;政策对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投资不足的作用更加明显,而对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过度投资的作用更为明显。本文还提出了推进减税降费政策,从而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技术进步、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一个文献综述

技术进步会对劳动力市场造成冲击,人工智能等技术作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在创造新的生产力和新的产业模式的同时,也会对劳动力市场带来重大变化。文章从技术进步、人工智能对就业均衡、劳动力市场结构、收入分配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四方面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归纳提出了为缓解技术进步、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负面冲击的相关政策建议。并针对已有研究存在的空白,对未来人工智能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职工薪酬分配比例、产权性质与企业价值

随着现代企业的发展，职工在企业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职工激励问题对企业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薪酬和期权等绝对激励，关于职工激励对企业的影响程度的研究则较少。 利用2003年至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公平理论构建职工薪酬分配比例与企业价值关系的OLS模型，对职工薪酬分配比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全样本中职工薪酬分配比例越高，企业价值越低；区分产权性质后，国有企业薪酬分配比例明显高于民营企业，继续提高国有企业薪酬分配比例会降低国有企业价值，民营企业薪酬分配比例仍有提升空间；行业收入较高会弱化提高薪酬分配比例带来的激励作用；劳动密集度会提高薪酬分配比例带来的激励作用；薪酬分配比例显著影响企业价值，产权性质、行业收入差距和劳动密集度影响薪酬分配比例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结论在用工具变量和外生事件考虑二者的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 研究结果丰富了企业价值的影响因素和薪酬契约激励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也为职工薪酬分配比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同时对上市公司制定合理的薪酬激励政策和中国当前提高劳动分配比例的政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建议监管者在制定薪酬管制政策时应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如产权性质和非货币性福利等)对不同的公司进行监管，以促进企业发展。     

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能矫正资本错配吗？——兼论产业集聚的调节效应

本研究尝试将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产业集聚同时纳入资本配置效率分析框架,将自贸区设立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04-2017年中国19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评估自贸区设立对资本错配的影响以及产业集聚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资本错配在时间维度上存在“路径依赖”现象,自贸区设立在整体上加剧了资本错配。全样本情况下,不同类型的产业集聚在自贸区设立对资本错配的影响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有助于自贸区发挥对资本错配的矫正作用,而单纯的制造业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则强化了自贸区对资本错配的加剧。区分资本错配类型后发现,在资本配置不足情形下,产业集聚在自贸区影响资本错配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与全样本情况下一致;而在资本配置过度的情形下,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以及二者的协同集聚均有助于自贸区发挥出对资本错配的矫正作用。围绕上述问题的理论阐释和实证检验,为矫正资本错配,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促进自贸区改革创新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政策蕴含。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雇员激励——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视角

雇员是企业创造财富和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如何有效改善国有企业的雇员激励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国企改革的关键环节,本文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雇员激励的影响作用.本文发现：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高层治理可以提升国企雇员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并且这种效果在外部制度环境较好、地方控制、股权制衡程度较高以及内部控制较好的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而单纯的持有股权则无相应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还可以改善国有企业的员工持股计划实施情况和雇员工作环境,最终提升国有企业的市场价值和生产效率.本文不仅对雇员激励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研究进行了有益补充,而且对决策高层在国家战略层面全面深化国企改革提供了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