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和技术进步对增加值率的影响——基于投入产出技术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本文研究了分工发展和技术进步对增加值率的影响。首先建立增加值率分析的投入产出模型,并从理论上证明了分工发展和技术进步如何对增加值率产生影响,然后利用WIOD现价和上年价格的世界投入产出表,实证分析国际分工对各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变化的影响程度。主要结论有:缺乏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的分工必然导致增加值率的下降,但是伴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的分工则有不同结果;对于发生分工的产品部门,伴随效率提高的分工未必带来增加值率的下降,一定条件下会使得其增加值率上升,对于其他部门,增加值率则会提高。实证结果表明,从1996年至2007年,伴随技术和生产效率改变的国际分工使得某些国家的制造业增加值率上升,比如美国、日本、印度等。     

中国的工业化与环境保护

众所周知，环境污染是与工业化相伴而生的。对一些较大的国家来说，工业化通常经历这样几个阶段：前工业化阶段、一次工业化阶段、二次工业化阶段和高科技工业化阶段。在前工业化阶段，以农业、初级产品生产为主，制造业低下，经济增长慢，环境污染较轻。在一次工业化阶段，以钢铁、煤炭、纺织、食品等工业品生产为发展重点，服务业不发达，经济增长速度很快，环境污染也最为严重。在二次工业化阶段，传统基础工业和消费品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开始下降，新技术产业兴起，服务业有了长足发展，传统产业技术水平也有了大幅度提高，经济增长…     

考虑省际贸易结构的中国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分析

中国是二氧化碳排放大国且具有较强的减排决心,其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受到广泛关注。已有研究较少考虑国内区域间贸易结构变化的影响,而随着经济发展,该因素显得愈发重要。为此,本研究纳入省际贸易结构,采用基于中国省级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的两阶段六因素结构分解分析方法,探究2002—2012年这一重要发展时期内中国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2007—2012年期间,省际贸易结构变化呈高碳化态势;最终需求规模对碳排放增长的促进作用由2002—2007年期间的出口及东部投资拉动为主,转变为各省份投资的普遍拉动。部门层面,电力生产的碳排放强度持续改善,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压延和加工品等也有不同程度改善;但建筑业与服务业用电量有所上升。未来,可将生产侧碳排放强度和生产技术改善与需求侧需求主体偏好的倒逼相结合,并促进地区间基于产业链的低碳发展合作。     

中国省级出口国内增加值及其变动机制研究

在国内价值链深入发展背景下,探讨一省通过出口获得的真实贸易收益、实现渠道及其变化机制对进一步推动我国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将一省出口国内增加值分解为直接和间接引致两部分,并按省内和省际生产网络对实现渠道进行区分,在此基础上,应用结构分解分析方法来考察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变化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总值贸易统计往往低估内陆省份和高估沿海省份的对外贸易收益．内陆省份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总规模较小但增长迅速,而沿海省份出口国内增加值的规模较大,且省份差异随时间呈稳定性．内陆省份主要依赖省际生产链渠道,通过向沿海省份提供中间投入品间接实现出口国内增加值,而沿海省份则主要通过省内生产链渠道．一省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增长主要是由省内部门投入结构变化和出口规模的增长带来的,而省内部门增加值率的下降则是主要抑制因素．本文对于理解中国省级对外贸易利益分配格局和出口模式,以及未来如何有效提升省级出口国内增加值具有参考启示．     

1978年以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及其地区差异分析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直接表现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快速转移。这一转移在全国各地区的速度如何?我们以此为本文展开的出发点,并应用劳动力空间分布的偏离份额法对各地区工业化进程进行分析和判断,发现我国原来的三大直辖市已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东部沿海地区和东北三省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而中部、西北和西南地区则仍处于工业化的中前期。同时,整个大陆的第二产业有进一步向东部沿海地区(包括直辖市)聚集的倾向,使东部沿海地区有形成中国的制造业中心的可能。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就业变动及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在Reijnders和de Vries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的基本框架下同时考虑行业和技能异质性,并利用WIOD数据库以及相配套的劳动力就业数据库,多维度考察中国就业变动的整体、行业和技能特点。按照各因素的相对贡献,本文利用链式结构分解方法,深入探究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劳动投入系数效应、中间投入外包效应、最终需求外包效应、最终需求规模效应和最终需求的产品结构效应对中国就业变动的影响,得到的基本结论如下：中国整体及细分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新增就业规模庞大,加入世贸组织后服务业相较于制造业实现了更快增长。此外,各类技能劳动者的工作时长明显增加,并以低技能劳动者的工时延长最大。结构分解结果表明,最终需求规模增加对中国就业增长的贡献相对最大,技术进步显著抑制就业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效应相比,劳动投入系数下降是抑制中国就业增长的关键因素。外包对就业的影响因生产工序不同存在显著差异,但最终需求外包增加对中国就业的促进作用明显更大。当纳入细分行业和技能就业的考虑,这些驱动因素的影响同样具备差异性。本文研究结论对我国如何实现更充分和更高质量的就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全球化与中国生产服务业发展——基于全球投入产出模型的研究

本文运用全球投入产出模型分析生产服务业对我国各产业部门生产的投入变迁,同时采用结构分解剖析中国生产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动因,进而考察全球化对中国生产服务业发展的塑造。我们的研究发现,全球化趋势造成生产服务业对主要产业部门投入的停滞和下滑。同时出现国外生产服务业投入对国内投入产生替代,并且这一替代集中在中、高技术含量产业部门。与此同时,虽然全球化造成国内技术变动抑制本国主要生产服务业发展,但国外技术变动和国内及国外最终需求变动都有力拉动中国生产服务业发展。中国未来生产服务业发展必须坚持服务业进一步对外开放,并在鼓励货物贸易出口和国内最终需求增长的同时,破除服务业领域国有企业垄断和加快人力资本积累。     

"新工业化"道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为此,我们采取了一条不同于传统工业化道路的新工业化道路,它的核心就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新工业化道路,必须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必须坚持科技创新; 必须大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     

“双循环”新格局下贸易摩擦冲击对全球价值链重构影响效应研究

本文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通过匹配链接GTAP模型与全球价值链核算分解模型,并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综合考察中国遭受贸易摩擦冲击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贸易摩擦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体现在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利益重配、生产链条回缩、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网络变迁与区域集聚等方面;贸易摩擦冲击在需求侧和供给侧共同抑制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造成企业进口中间品需求和国内中间品需求大幅萎缩,损害与弱化了其全球价值链贸易收益及生产活动参与程度,且产业层面上下游关联引致的负面波及效应显著;同链共振效应抑制了贸易壁垒实施方及非直接关联的第三方对中国的中间品出口国内增加值及复杂GVC参与度,但日本、韩国及东盟国家承接了较多中间品贸易转移;贸易摩擦冲击造成了中间品贸易网络的整体性萎缩,改变了原有的网络社区结构。     

加快工业化进程是当前最紧迫的课题

进入21世纪，我国工业发展面临着国际国内环境的深刻变化，世界经济正在经历新一轮的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发达国家产业加速向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型方向发展，并将劳动密集型和部分资金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同时，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需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新的时代大背景下，如何推进工业化进程，是我国实现跨越式的工业化发展的重大问题。     

内资与外资的共生共赢——基于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的价值链新核算框架分析

增强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实现内外需、内外资的高水平协调发展,是中国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良性互动的关键所在。本文使用OECD跨国企业活动分析数据库提供的区分内资和外资的国际投入产出表,提出了一个新的反映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的国内价值链分解框架,定量分析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特征以及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面临外部风险和国内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内需潜力的逐渐释放是内外资实现增加值收益增长的重要支撑,相比外需而言,更具稳定性与可靠性;制造业外资企业倾向于在中国布局封闭式产业链,这一现象在中、高研发强度制造业中更为明显,但内外资合作分工模式占比在持续上升,这反映出内外资“竞争合作关系共存、分工合作逐步深化”的趋势。本文进一步采用结构分解分析（SDA）方法重点分析内外需市场变动、内外资企业关联变动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内需市场的规模扩大与结构优化对于促进内外资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2010年之后内外资企业关联效应对于外资和内资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在逐渐增大,为新时期促进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和协调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本文结合结构路径分析（SPA）方法,围...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测度方法及我国双循环格局演变趋势分析

面对复杂的社会经济发展形势,我国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模型,本文提出以中国经济对本国最终需求依存度和对国外最终需求依存度衡量中国参与国内循环、国际循环的相对程度;并从整体、分最终需求、分部门等角度定量分析了我国参与国内国际循环程度的变化趋势。结果发现,加入WTO后,我国经济参与国际循环的程度明显提升,2006年达到峰值,2007年后,我国经济国际循环参与程度开始下降。分不同最终需求看,我国经济在国际循环中的需求结构保持稳定,对国内投资的依存度持续上升,对国内消费的依存度先下降后缓慢上升。分部门看,不同产业参与国内循环、国际循环的程度及变化趋势具有异质性。     

数字交易水平、制造业范式变革对区域全要素碳绩效提升的影响

数字交易模式的井喷助推制造业范式变革，全要素碳绩效提高是产业结构转型下绿色经济发展的使然。基于超效率SBM-DEA模型，测度2013-2019年中国30省市全要素碳绩效，应用面板分位数模型、偏差校正LSDV模型及结构分位数模型等，检验数字交易水平、制造业范式变革对全要素碳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全要素碳绩效水平在样本期内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区域差异性明显；数字交易水平的提高会显著提升全要素碳绩效水平，其驱动效会应随分位点的上升逐渐增强；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的上升会削弱数字交易水平对全要素碳绩效的促进效应；当前我国制造业范式变革中存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间的不协调因素，制约着数字交易水平对碳绩效提升作用的发挥。因此，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提升制造业在二产中的份额，增强制造业的科技化效应，以提升区域全要素碳绩效，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新型工业化内涵探究

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我们党认真总结国内国际工业化的实践经验，深刻洞察世界经济科技发展趋势，密切结合中国国情和现实，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和部署。     

制造业比重,一个牵动全局的％号

2016年32.45％,2019年27.17％,2020年26.18％! 过去5年里,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出现了趋势性下降.正是基于这样的走势,稳定制造业比重,已成为从企业界、学术界到决策层的普遍共识.在3月发布的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 为什么在新发展阶段特别强...     

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工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产业体系,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工业化进入加速发展的新阶段。2001年我国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已达六万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作为一个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工业化的任务艰巨而繁重。     

论如何拉动居民消费

由于外部环境恶化,中国出口受阻,房产回落,国内经济增速明显减缓,结构性矛盾突出,2012年中国经济将是极为复杂的一年.2012中国经济"稳中求进",其中重要一条是扩消费,希望消费拉内需,促发展,转结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中国消费也不是政府一号召就能启动的,目前制约消费的综合因素很多,如何破解也需要系统思考,顶层设计. 一、我国居民消费现状分析 1、最终消费率逐年走低.消费率是衡量一国消费需求情况的重要经济指标,新世纪以来是最终消费率、居民消费率下降最快的时期,其中最终消费率从2000年的62.3％下降到2008年的48.6％,居民消费率从2000年的46.4％下降到2008年的35.3％,不到10年时间,二者分别下降了13.7和11.1个百分点.     

我国最终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正>经济增长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78.7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1143669.7亿元，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本文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基于最终需求角度分析我国经济增长背后的驱动因素，然后使用结构分解技术从最初投入与最终需求两大角度对经济增长变动进行因素分解，定量测度了各个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变动的贡献率。实证结果表明，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变动的关键因素是最终需求水平，并且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工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产业体系,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工业化进入加速发展的新阶段。2001年我国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已达六万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作为一个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工业化的任务艰巨而繁重。长期以     

美国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的时变冲击——基于QBLL-TV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伴随着外部不确定性的凸显,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会遭受到外部不确定性尤其是美国不确定性的冲击.为此,本文基于拟贝叶斯局部似然估计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QBLL-TVP-VAR)模型实证分析了美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金融不确定性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三类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的动态影响及其差异.实证结果表明:(1)美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引致中国产出和价格分别在2014-2020年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显著下降,对中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最大;美国金融不确定性仅引致中国产出在2016-2020年显著下降,对中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居中;而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仅引致中国产出在2019-2020年显著下降,对中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最小.(2)美国宏观经济、金融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均通过降低中国消费和中关货物贸易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但美国宏观经济和金融不确定性还分别通过降低中国投资和中国股价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3)时变预测误差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国金融不确定性是导致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外部因素,而在2017-2020年美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是导致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外部因素.据此,建议政府建立前瞻性预警机制和反应机制、强化对外部不确定性的监测与分析,充分利用多种宏观经济调控工具对国内经济进行适时、精准干预和引导,扩大对外贸易开放、实施多样化的贸易开放战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来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