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的激励效应分析——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视角的实证研究

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效应评价事关政府宏观经济干预的效率和精准性,并对于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职能界定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层面探讨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激励企业行为的作用机制,并考虑信息不对称如何加剧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激励效应的差异性。实证研究发现,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两者之间的激励效应差异明显,且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对于不同产业、不同政策目标的激励效应也具有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现有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政策研究文献中提出的"有正向激励效应与无激励效应"的理论争议。这就意味着,要提高宏观财政政策效果,必须实施定向调控,提高政策精准性。就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来说,要提高政策的精准性,应确保政策的差异化:在激励特定领域或特定产业时,应根据该领域或产业的特殊性出台相应的政策;针对不同领域或产业,应明确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政策不同的激励目标,并从反映激励效应的财务数据着手,明确具体的激励目标,如提高盈利能力、促进科技创新、扩大企业投资、解决企业融资难等等。     

产业政策工具、企业投资效率与股价崩盘风险

中国在推动实施产业政策时通常采用三种政策工具：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和银行优惠信贷支持。本文研究受惠于产业政策的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及其股价崩盘风险，以及上述三种政策工具的作用机制。本文以2006—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第一，受惠于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其投资效率显著下降。同时，产业政策一方面完全通过增加企业的财政补贴和信贷支持降低企业的投资效率；另一方面则部分通过税收优惠降低企业投资效率。第二，企业投资效率的下降显著地增大其股价崩盘风险，且相对于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较少的企业，因产业政策支持而获得较多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的企业，其投资效率对股价崩盘风险的负向影响更显著。第三，相较信贷支持最高组和最低组的企业，信贷支持居中组的企业，投资效率与股价崩盘风险的负向关系最为显著。本文首次从产业政策工具的视角出发，分别揭示了产业政策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投资效率与股价崩盘之间的关系以及三种产业政策工具在其中的作用，为制定和调整产业政策以及评价和提高产业政策工具的效率提供新的思路。     

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资金投入：财务冗余与政府补贴的不同调节作用

研发资金投入对新能源汽车企业可持续成长至关重要,但其究竟如何受诸多前因影响仍众说纷纭。依据生态系统理论将新能源汽车企业分为核心企业和配套企业。本文基于组织冗余理论和2014—2018年A股新能源汽车产业数据,研究两类企业中研发人员冗余和研发资金投入之间的关系,以及财务冗余和政府补贴的调节作用。本文发现研发人员冗余能显著促进新能源汽车企业加大研发资金投入,但财务冗余和政府补贴对两类企业的调节作用存在明显差异。财务冗余能够削弱配套企业研发人员冗余对研发资金投入的促进作用,但对核心企业无显著影响;政府补贴能够强化核心企业研发人员冗余对研发资金投入的促进作用,但对配套企业无显著影响。因此,本文建议政府在制定新能源汽车企业补贴政策时,完善研发人员界定标准并强化研发人员占比要求;基于政府补贴对两类新能源汽车企业作用的差异相应的调整激励措施,对充电设施企业采取专项财政补贴和非财政补贴结合的方式激励企业开展研发活动。     

财务柔性对新兴制造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竞争战略的双重效应

在剖析财务柔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中引入企业竞争战略,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财务柔性与研发投入强度之间正相关关系显著,企业竞争战略的不同维度对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存在差异;企业竞争战略的不同维度对财务柔性与研发投入强度关系的调节作用存在不同作用机理。     

税收优惠能否激励风险投资：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风险投资支持初创科技型企业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市场失灵,如何进行政策引导成为关键问题。以投资抵扣税收优惠政策(财税〔2017〕38号文)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政策效果。结果显示,投资抵扣税收优惠增加风险投资基金对初创科技型企业的投资,且对有限合伙制基金、投资本地基金、经验丰富基金以及非国有基金的正向作用更大。排除投资价格竞争、新基金设立、新企业创建以及税收套利等替代性解释后,证实投资抵扣税收优惠的影响渠道是提高基金的风险承担。风险投资基金策略更多转向初创科技型企业,说明结构性减税政策具有显著的定向引导效果。以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财税〔2011〕58号文)为对照,检验不同形式税收优惠的影响,发现整体性直接降低风险投资基金企业所得税率造成基金的初创科技型投资和风险承担下降。研究表明,相对于降低企业所得税率,投资抵扣税收优惠更有利于激励风险投资支持创新创业。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出口竞争力——基于地区差异视角

本文选取我国1997～2010年面板数据,考虑出口竞争力变量的滞后效应,建立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竞争力等相关影响因素之间的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同时,采用ECI指数来衡量出口竞争力水平,分别从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数据四个层面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经济规模、企业规模、经营管理水平变量对出口竞争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人口密度、技术进步变量对出口竞争力未能显示正向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竞争力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效应,外资引进促进了出口的增加;分地区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和中部地区为正向影响效应,而西部地区却未能显示出正向影响效应。此外,出口竞争力变量自身存在极为显著的路径依赖,上期对本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竞合”如何影响创新绩效：中国制造业企业选择本土竞合与境外竞合的追踪研究

本文区分本土竞合与境外竞合,基于国家统计局2009年10月至2011年8月对全国40个城市制造业企业进行的问卷调查数据,并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和2009年及2018年专利数据构造出的时间断点追踪数据,重点研究了竞合对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首先,总体来看,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竞合"战略有助于其提升创新绩效。具体来说,企业与本土竞争者的合作有助于其提升创新绩效,而与境外竞争者的合作对其创新绩效的提升无显著作用。其次,企业研发强度负向调节竞合战略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研发强度对境外竞合战略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关系无显著调节作用,对本土竞合战略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关系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再次,市场竞争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市场竞争程度高时境外竞合战略反而会降低企业创新绩效。最后,企业的境外非竞争性合作会削弱其竞合战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结合实证研究的基本结论,本文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如何利用竞合战略促进创新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我国企业优化技术创新模式策略研究

本文通过比较产品引进创新策略和自力更生创新策略中技术落后国最优技术创新策略,指出原来产品质量差距、自力更生创新投资强度、技术溢出强度等因素是影响技术落后国企业技术创新模式选择的主要因素.当自力更生创新投资强度较高时,产品引进创新策略比自力更生创新策略能够更加有效提高技术落后国新产品质量.迫于进口高质量产品的竞争,产品引进创新策略中技术落后国企业的优化新产品质量始终高于进口产品质量.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本文建议我国政府应在部分自力更生创新投资强度较大且与国际产品质量差距较大的行业中,坚持走产品引进创新道路;在高技术产品进口同时促进技术转移,提高技术溢出作用;提供相应的税收优惠和补贴,协助企业克服高额研发成本困扰;在部分自力更生创新投资强度较低且产品引进创新技术溢出作用有限的行业中,采用自力更生创新策略.     

信息通信技术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分析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简称信息技术)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作用突显,探索信息技术在产业结构优化中的影响路径,将成为我国经济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推动力.本研究基于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3-2017年的数据,首先测算了省际信息技术的生产性资本存量;其后,以鲍莫尔效应的发生机制为切入口,建立动态面板数据GMM模型,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揭示信息技术对产业结构的优化路径.结果 发现:(1)总体上,信息技术对各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有明显的投资优化效应,但这种投资效应具有分位异质性,如果信息技术的资本规模基数过低,就不能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显著影响.(2)信息技术投资对不同产业发展的影响不同.信息技术投资能有效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但在第二产业发展中存在投资不足与投资低效问题,阻碍了第二产业发展.(3)伴随不同的工业化阶段,信息技术投资在不同地区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信息技术的投资优化效应在东部地区呈现明显的线性增长特征;在西部地区呈"U型"特征,在中部地区仅仅是工业化后期阶段才呈现正向影响.最后,在此结论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供应商专项投资与感知的合作风险:关系发展阶段与控制机制的调节作用研究

本文从供应商———制造商关系发展这一动态的角度探讨供应商专项投资与其感知合作风险之间的关系以及契约和关系规范的不同调节作用.通过对中国家电行业261对供应商与制造商的关系的问卷调查,采用因子分析和多元回归的方法对概念模型及假设进行验证.本文研究结果表明:(1)在不同的关系发展阶段供应商专项投资与其感知的合作风险有着显著的差异.(2)尽管契约和关系规范对供应商专项投资与其感知的合作风险间的正向关系有着负向调节作用,但在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这种调节作用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本文对于认识和了解关系发展阶段中供应商专项投资带来的合作风险感知水平的变化以及两种不同控制机制调节作用的差异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私营企业出资人背景、投机性投资与企业绩效

本文以中共中央统战部等4部门2012年对全国范围内私营企业抽样调研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私营企业出资人背景、投机性投资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有管理经历、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低年龄、男性的私营企业出资人,倾向于选择投机性投资战略。在显著性正向作用上,私营企业出资人拥有管理经历对净利润和销售额、中共党员身份对净利润和净资产、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净资产所表现的规律相同。在显著性负向作用上,中低学历、拥有企业重大事项决策权的私营企业出资人对净利润和净资产,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以及中等学历的私营企业出资人对销售额所表现的规律相同。投机性投资对企业3项绩效指标均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本文同时发现,私营企业出资人背景与投机性投资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绩效有不同的调节作用。具有管理经历和中共党员身份对企业的净利润、净资产和销售额均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企业净利润、净资产和销售额均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中低年龄、中低教育的对企业净利润和销售额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男性对于企业净利润和净资产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本文最后对这些现象进行了归纳,对研究如何从私营企业出资人背景角度化解投资风险进行了总结,并对研究局限和下一步研究方向进行了探讨。     

高管身份跨界、战略依存与非公企业价值

以我国上市企业为样本,分析了高管身份跨界、战略依存与非公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身份跨界广度对非公企业价值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身份跨界深度的影响却是正向的;结构不确定在高管身份跨界与非公企业价值之间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高管身份跨界对非公企业研发战略与企业价值之间无实质性贡献,身份跨界的政治战略与研发战略依存的结果是战略的"堆砌效应";高管身份跨界会削弱广告战略与非公企业价值之间的作用关系,身份跨界的政治战略与广告战略依存会发生战略的"侵蚀效应";高管身份跨界有助于强化研发战略和广告战略共同对非公企业价值的正向影响,身份跨界的政治战略、研发战略与广告战略三者依存会诱发战略的"协同效应",促进非公企业价值提升。     

财税激励政策对新能源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研究财税激励政策对新能源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本文选取2013-2019年新能源产业的面板数据,探究政府补助与税收优惠两种财税激励政策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并检验了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1)两种财税激励政策均能提升新能源产业的创新绩效水平,且政府补助的激励效果优于税收优惠。(2)研发投入在财税激励政策与创新绩效之间承担部分中介作用。(3)相比于实质性创新,财税激励政策对策略性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4)研发投入承担的中介效应存在企业异质性。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财税激励政策效果的研究,对提高财税激励政策的有效性,提升新能源产业研发创新水平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市场因素、空间特征对大学创新和知识溢出的影响

根据政产学协同形成机理,从技术转移视角,以中国大学和企业的2007~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为依据,使用面板计量模型和空间相关性测算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市场因素和空间特征对大学知识创新及溢出的影响。研究显示,大学研发投入和市场因素对大学知识创新产出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大学研发投入的企业密度、专利转让密度和技术市场强度对大学专利申请的促进作用大于对纯知识生产的促进;教研水平发达地区和中等地区的大学分别在大学专利申请数和纯知识生产方面具有更高效率;东部地区大学在知识创新产出中具有更高效率;大学知识创新产出和区域、企业创新和存在空间相关性和依赖性、长三角地区指标的局部空间相关性最为明显。据此,提出以市场化为导向、进行三方协作的政策建议。     

CEO权力异质性视角下政府资助对创业板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SCI

结合高阶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提出一个权变的观点,即外部政府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受企业CEO权力水平和企业自身资源禀赋的影响,并选取2010~2013年创业板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政府资助对创业板企业研发投入具有促进作用;对于高权力CEO的企业,政府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对于拥有较高资源禀赋的企业,政府资助对其创新研发投入有更强的促进作用;CEO的组织权力、专家权力和所有制权力均对政府资助与研发投入两者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但声望权力不具有调节作用;对于CEO权力水平高或者资源禀赋高的创业板企业,政府资助更有利于激励企业研发投入,建议政府资助政策可以适当向这类企业倾斜。     

财政补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

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是落实创新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本文利用2008-2021年我国省级高新技术企业数据，使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财政补贴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在省际空间上表现出显著集聚特征；（2）财政补贴对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存在倒“U”型本地效应；（3）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有助于直接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且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在财政补贴与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4）财政补贴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邻近省份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基于上述结论，未来应合理制定财政补贴制度，发挥政策协调引导功能；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夯实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础；打造产业集群优势，发挥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以期为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供经验参考。     

企业研发视角下的税收优惠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企业研发税收优惠是提高技术创新水平的重要保障。文章在回顾和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研发激励效应角度入手,系统分析了企业研发视角下的税收优惠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     

融资约束、研发投入和我国制造业企业价值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研发投入是制造业价值升级的重要动力。选取2016—2020年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在原有研发投入和企业价值的研究基础上,加入了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分析,分别验证了高、低两组融资约束条件下,研发投入对企业价值的不同调节程度。研究结果显示：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正向影响企业价值,但是具有一定的时间滞后性;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会负向影响对研发的投资,这是基于信息不对称原理的结果;融资约束会对研发投入带来企业价值提升的正面效应有抑制作用,特别是在高融资约束组,企业的筹资难问题会加大这种显著的负面调节作用。     

战略变革前瞻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和吸收能力理论视角,通过对民营高科技企业315名高层管理者的问卷调查,探索了战略变革前瞻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战略变革前瞻性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动态能力在战略变革前瞻性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具有中介作用;跨界搜索在战略变革前瞻性和动态能力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并且跨界搜索正向调节了动态能力在战略变革前瞻性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     

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差异及决定因素研究

本文对决定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差异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三大区域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显著;金融发展水平对东中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显著,对西部地区不显著;工业化程度对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影响,而对中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最后,就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均衡发展指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