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权人会惩罚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吗?——基于债务融资成本视角的经验证据

现有文献中对于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相关研究存在机会主义和信号传递两种不同的假说。文章利用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7-2018年数据，考察了真实盈余管理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真实盈余管理与债务融资成本呈显著正向关系，这表明管理层通过真实盈余管理提高当期会计盈余并不会帮助企业以较低的成本获取债务资本，反而会导致债务融资成本上升。因此，债权人会对较高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予以惩罚——对这些企业索取更高的补偿。进一步研究发现，真实盈余管理会对以后期间的公司价值和经营绩效产生显著负面影响。因此，真实盈余管理实际上是以牺牲企业未来的发展来满足短期财务目标的短视化行为，而债权人会对这一行为作出负面反应。上述结果表明，机会主义假说更能解释管理层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并且，债权人能够识破管理层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文章还发现，真实盈余管理对债务成本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持续性，真实盈余管理对债务成本的正向作用仅存在于非“十大”审计的公司中及企业家诚信水平较低地区，且这一作用在融资约束程度高的公司中更为明显。本研究可以从债务成本的角度提供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经济后果的经验证据，从而扩展会计信息与融资成本之间关系的...     

金融科技与企业投资行为研究——基于融资约束的影响机制

数字经济背景下,金融科技产业发展对传统金融格局带来了新的冲击.本文利用2011-2018年省级与市级金融科技指数及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研究了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投资规模及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金融科技有助于促进企业投资规模的增加.(2)当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水平更高时,金融科技对企业投资规模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间接验证了融资约束的影响机制.(3)金融科技增加了融资可得性并降低了融资成本,从而为金融科技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投资这一结论提供了补充性证据.(4)虽然金融科技缓解了企业的投资不足,但同时增加了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尤其是过度投资行为.这表明,现阶段金融科技可以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投资,但没有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加强债权人监督的功能.     

数字时代下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家庭微观调查的证据

中央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之一是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以数字技术驱动金融的高质量供给，使资金更多流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本文运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升创业概率，其中信贷业务对创业的促进作用最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渠道是缓解个体融资约束，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和传统金融发展落后地区中表现尤甚.但是上述作用影响存在地区间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只集中在经济发达、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其次，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人们之间信任程度越低、风险偏好越高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促进作用越弱.此外，本文还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存在“数字鸿沟”现象，其对受教育程度低和年老的个体创业的促进作用影响更小.上述发现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缓解民营企业融资困境，但是其经济效应存在局限性.本文的政策建议是，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政策时，要完善地区政策配套实施，因地制宜，推动金融同经济的均衡发展，为畅通国内国际大循环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审计费用、高管政治关联与盈余管理

基于2010—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审计费用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审计费用越高,上市公司进行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越低;与高管无政治关联的公司相比,高管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进行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更高。异质性分析表明,高管政治关联削弱审计费用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但并未削弱其对应计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提高审计费用可以更显著地抑制其进行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此外,相对于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通过收取较高的审计费用,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强。机制分析显示,审计费用主要通过提升审计质量来抑制企业盈余管理。文章探讨了中国资本市场外部审计与政治关联的博弈结果,为优化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供理论依据。     

企业金融化与盈余管理——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证据

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为研究目标,分析企业金融化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应计盈余管理、分类转移盈余管理、联合盈余管理的影响。得出结论：真实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程度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存在“U”型关系;分类转移盈余管理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企业金融化会促进企业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程度;联合盈余管理程度与企业金融化之间仍存在“U”型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金融化对应计盈余管理和联合盈余管理的“U”型影响更加显著。提出建议：优化金融机构资源配置效率,拓展企业融资途径和效率,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基础;企业管理层应合理支配企业剩余资本,平衡好经营性资产与金融资产的比例;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加强对管理层作出金融化决策行为进行管控,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政府应完善企业会计准则修订,减少企业过度金融化行为。     

金融供给侧改革下金融资源错配缓解对银行信贷的影响——兼论数字经济发展的调节效应

本文基于2009-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金融资源错配缓解对商业银行工业信贷的影响，并讨论了数字经济发展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金融危机以来金融资源错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金融资源错配水平不断下降。金融资源错配缓解显著降低了银行工业信贷规模，但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改善资金的经济绩效。数字经济发展对金融资源错配缓解程度与银行工业信贷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随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金融资源错配缓解对银行工业信贷规模的负影响减弱，对银行工业信贷资金利用效率的正影响加强。总体而言，现阶段商业银行仍存在对“民、小、新”企业不敢贷的现象，但这类企业通过数字经济应用、产业革新等手段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银行疑虑。     

客户关系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基于2012~2019年我国A股制造业企业数据,从静态客户集中度及动态客户波动性两个维度,结合地区可持续发展,深入考察客户关系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与客户波动性均会弱化企业技术创新,而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能够显著缓解客户集中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通过作用机制分析发现,客户集中度所引致的融资约束水平上升,以及客户波动性所引致的存货周转效率降低,均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     

企业隐性软实力能够改善流动性限制吗?

改善流动性限制,保持资产流动性是持续经营的永恒课题,既有研究过度聚焦融资约束改善流动性限制,而面对融资约束程度与流动性限制程度不一致的情况,挖掘融资约束改善流动性限制的决定因素、阐明作用机理,是流动性管理效果得以保障的关键。本文利用企业金融理论模型阐明融资约束对流动性限制的作用机制后,引入公司治理模型,论证企业隐性软实力改善流动性限制的直接作用机制和通过融资约束改善流动性限制的间接作用机制,并改良经典实证模型,并利用上市公司数据对研究命题进行检验。研究发现:企业为降低融资成本、缓解融资约束而保有的资金无法用于经营活动,限制了资产流动性,但相同融资约束强度对资产流动性的限制程度,由企业隐性软实力的强弱决定。同时,企业隐性软实力可以维持股东与管理者利益的稳定,降低货币资金被股东和管理者用来获取私人收益而造成的流动性限制。研究结论为流动性受限企业解决资产流动性限制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策略维度。     

大股东控制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

利用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大股东控制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上升有助于抑制企业金融化,支持大股东的“监督效应”和金融化的“投资替代”动机;在管理层持股比例低、盈余管理严重、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及分析师跟踪人数少的情况下,大股东控制对金融化的影响更强,表明大股东确实通过“监督效应”约束了企业金融化。进一步研究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金融化的负向影响,在非国有、经营风险高、融资约束大的企业以及金融市场收益高、金融投资风险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的环境中更加明显。     

地区代际流动性对企业管理家族化的影响研究

考察了地区代际流动性水平这一非正式制度因素对企业管理家族化的影响。 结果发现，一个地区代际流动性水平越高，当地企业实际控制人越少吸纳亲属参与公司管理。机制分析表明，高代际流动性水平会通过强化一般信任、弱化有限信任、加强企业实际控制人的公平感知等，降低企业控制人对选用家族成员进入管理层的需求，同时代际流动性水平越高的地区劳动力市场配置效卒也越高，进而提供更多的市场化管理人才，这两方面影响均会抑制企业管 理的家族化。进一步分析发现，平均而言，家族成员参与公司管理有助于缓解企业的代理成本，但这一效应在代际流动性水平较低的地区并不存在，表明带固的社代际流动导致企业管理模式选择的 “非理性＂偏移。将代际流动性这一非正式制度因素引入企业家族管理模式的成因分析，为此项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证据。     

“资管新规”、影子银行与企业融资——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影子银行作为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在“资管新规”外生政策冲击下，对企业融资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文选取2015年1月至2021年7月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维固定效应模型和双重差分法，探究“资管新规”、影子银行和企业融资的关系。研究发现：影子银行有助于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和融资成本，但提升了企业短期债务占比。与国有企业相比，随着“资管新规”出台引起影子银行规模下降，非国有企业在融资约束加剧、融资成本上升和短期债务占比下降方面更加明显。同时，在影子银行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在融资约束、融资成本及短期债务占比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影子银行发展水平低的地区，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在融资约束和短期债务占比方面无显著差异，在融资成本方面虽有差异但系数较小。     

关联交易、资本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

选择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具体职能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关联交易效能异化后的大股东“掏空”及盈余管理显著抑制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机制上,大股东“掏空”、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受资本错配严重程度变得更加明显;同时,资本错配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企业性质的影响后发现,相较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大股东“掏空”对全要素生产率不存在明显抑制关系,而其他职能中无明显差别。     

地方官员政绩信息关注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

基于盈余管理的视角,将中国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作为政绩信息的载体,研究地方官员政绩信息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官员政绩信息关注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外部关注强度、内部治理水平和企业融资能力的提高,是地方官员政绩信息关注减少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理论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针对非国有、行业竞争激烈、市场化程度较高和经济增长目标约束较弱地区的企业,地方官员政绩信息关注能够发挥更强的边际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官员政绩信息关注在行业层面具有溢出效应,能够降低与被提及公司同行业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     

IT背景CEO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基于内部控制的中介作用

基于会计信息质量问题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的现实背景,探讨具有IT背景的CEO对企业盈余管理活动产生的重要影响。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借鉴修正的Jones模型,检验CEO的IT背景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发现,CEO的IT背景能够显著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活动,提高企业盈余质量;同时,内部控制在IT型CEO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即具有IT背景的CEO能够通过改善内部控制质量,来增强对企业盈余管理的活动的抑制作用;CEO的IT背景对企业盈余管理活动的抑制作用在非国企组,以及低股权集中度组更为显著。     

数字金融对银行信贷的影响——来自我国1326家商业银行地级市分行数据的经验证据

由大型互联网企业驱动的数字金融新业态，因门槛较低而让商业银行排除在外的众多长尾客户享受到基本的金融服务，在近年来获得快速的发展。一个基本而无可回避的问题是：数字金融的发展会促进还是抑制商业银行信贷?本文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我国1326家商业银行地级市分行的贷款数据匹配后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信贷同时存在显著的促进和抑制作用。具体地，数字金融广度发展会促进商业银行信贷，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指数每提高一个标准差，银行贷款增加18.64%;数字金融深度发展会抑制商业银行信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指数每提高一个标准差，银行贷款减少11.94%。本文分别将上述两种情形称为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信贷的“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在考虑内生性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两种效应依然同时存在。本文还从区域差异性和银行异质性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信贷的差异性影响，并对数字金融的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的内在机理进行了验证。本文的研究对推动数字金融发展、商业银行转型和金融业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绿色信贷能激励企业环境责任的承担吗?

基于绿色金融试验区的自然实验平台，本文系统分析了绿色信贷对企业环境责任承担的影响，验证了信贷机构在环境保护中的监督治理职能.研究表明，试点区域的信贷机构，运用金融杠杆，通过信贷惩罚机制，将外部污染成本内部化为企业融资成本，进而有效激励企业环境责任的承担.并且，这一激励效应主要集中在非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中.进一步研究发现，信贷市场的环境监督效应依赖于基础制度建设，只有在完善的市场环境下，绿色信贷政策才能有效提高企业环境责任的表现.最后，本文证明了绿色信贷对企业环境责任的激励，能显著降低城市污染物的排放量，促进绿色经济的实现.本文验证了金融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扩充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理论；同时响应了十九大报告中“发展绿色金融”的文件精神，对进一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和企业研发投资

使用中介效应因果分析模型,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为样本,检验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作用机制。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以融资约束为中介渠道,通过缩短企业贷款期限、提高融资成本及缩减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规模,间接抑制了企业研发投资,特别对非国有及风险承担水平较低企业研发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因此,在调整货币政策时应考虑新政策的长期性、连续性,降低信息不对称的负面影响,为鼓励企业研发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社会保险成本过高是否抑制企业投资?

社会保险成本过高是否抑制企业投资，从而阻碍实体经济发展?对此，文章利用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社保成本变动对投资率的影响.为缓解内生性问题，文章选择城市老年人比重作为工具变量.实证检验显示企业社保支出比重增加1个单位标准差，企业投资率约下降3.3%，能够解释企业投资率变动的6.4%，具有较强经济显著性.文章还探究了社保成本变动影响企业投资的内在机制，发现劳动成本渠道、生产率渠道以及融资约束渠道都得到相关经验证据的支持.研究结果说明降低企业社保成本的政策如果能够得到有效落实，将会刺激企业扩大投资，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企业ESG表现影响盈余持续性的作用机理和数据检验

ESG与中国新发展理念高度契合,但ESG表现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特别是盈余持续性是否存在正向影响,尚未有确定性结论。本文通过分析融资约束、企业风险和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ESG表现对盈余持续性影响的作用机理,并以2013—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企业ESG表现对盈余持续性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对盈余持续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ESG表现越好,企业的盈余持续性越强。机理分析表明,良好的ESG表现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企业风险、促进绿色创新等路径助力企业盈余持续性的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ESG表现对盈余持续性的促进作用在非污染行业企业、国有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拓展了ESG表现的经济后果研究,对企业和投资者重视ESG表现、政府部门完善ESG信息披露制度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管理者权力、会计盈余质量与企业过度投资的实证研究

现有文献在研究会计信息质量与企业过度投资的关系时,多停留在代理成本视角和信息不对称下的"融资约束"视角,沿袭的是现金流量分析思路,忽视了控制权因素的影响。该文基于转轨经济的制度背景,结合代理理论和控制权理论,从管理者权力的视角出发,实证研究了管理者权力、会计盈余质量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内在联系。实证检验发现,会计盈余质量的提升可以明显缓解管理者的代理问题,降低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提高投资效率,但管理者权力的存在会弱化会计盈余质量对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进一步根据市场化进程进行分组检验后发现,管理者权力对会计盈余质量的调节效应在市场化进程低的样本组表现得更显著,说明了制度环境对管理者权力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因此,企业在重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优化投资决策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管理者权力的影响,应通过合理配置企业的权力结构,以提高投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