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政府绿色治理体系的构建及其运行论析

科学构建绿色治理体系并确保其有效运行，是县级政府全面落实新发展理念，有效回应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正确选择。县级政府绿色治理体系，是指县级政府主导下多元治理主体实施绿色治理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要素与要素关系总和。县级政府绿色治理体系主要由县级政府绿色治理环境、绿色治理主体、绿色治理客体、绿色治理行为和绿色治理质量等要素，按照“治理所处环境—谁来治理—治理什么—如何治理—治理效果如何—治理所处环境”的逻辑关系构成。在内外动力作用下，县级政府绿色治理体系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遵循权力运行、平等交换、沟通合作、理性行为等逻辑，通过输入、互动、调节、输出、反馈等运行机制来提高运行质量并实现其良性运作。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良法善治：逻辑关系、科学内涵和路径选择

良法善治的逻辑起点和根本动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和伟大实践,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内在机理,集中体现在制度、价值和能力三方面。良法善治包括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其中法治有权威是良法善治的前提,良法与善治之间的同质、同步是其核心要求,具体衡量要素是其判断标准。面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任务,必须加快良法善治建设,即坚持党对社会主义法治的领导,构建良法之治的法治体系,完善德法共治的国家治理,发挥规划的统筹推动作用。     

全国统一劳动力要素市场与中国式现代化：内在逻辑、互动机理与实践路径

统一劳动力要素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客观条件和必然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站在现代化征程的新起点,应准确把握劳动力要素市场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契合之处,探寻全国统一劳动力要素市场建立的政府初衷、内在动力和实施契机。在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下,全力推进全国统一劳动力要素市场的建立,破除并着力解决劳动力要素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市场分割、要素流动受阻、要素价格扭曲等问题,最终反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税收治理现代化：逻辑建构、现实困境与未来取向

税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价值观念、组织体系、制度规则与技术理性,在改造人类生产生活的同时,也塑造了与之相应的国家形态与治理模式,形塑了中国税收治理现代化的底层逻辑。税收治理现代化在根本上受制于效能逻辑,税收治理效能依赖于税收治理能力,而税收治理能力来源于价值、制度、组织与技术等结构性要素的相互协调。当前,中国税收治理现代化进程面临价值之偏、组织之弊、制度之困、技术之殇等四大难题,破解这一系列难题成为实现税收现代化的关键。未来,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性,妥善解决组织战略、组织激励与组织约束三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完善税收治理规则体系,改进和创新税收治理手段,更好发挥技术的驱动作用,以税收“共治”“善治”“法治”和“数治”推动税收治理现代化。     

社会结构变迁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社会结构是不同社会力量的配置方式。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政党、国家、市场、社会不同要素功能的科学定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均衡状态。考察我国社会结构变迁所经历的传统社会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不同阶段,能够发现社会结构变迁与国家治理体系演进逻辑的关系。要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必须保证政党、国家、市场、社会不同要素的结构合理化,注重多元主体的力量均衡与制约并构建协商共治体系。     

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原则遵循、结构调适与职责优化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问题,集中表现为如何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观背景下,厘清政府治理现代化所应遵循的主要原则,分析政府治理现代化中结构调适与职责优化的思路和举措,有助于政府治理现代化的稳步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在原则层面应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在贯彻法治原则的同时强化政府治理的协同性与适应性;在结构层面要实现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有机统一,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增强政府职能的适度弹性,变革组织人事制度,提升组织运行效率;在职责优化方面要实现政府职责同面向对象及自身功能相适应,明确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的权责边界并运用新技术提升政府履责能力,在强化监督中促进问责容错机制的衔接融合。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的政府责任论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的政府责任可从概念、关系、方法三个角度进行厘定与考察。就政府责任的概念而言,其包括行政宪制责任、行政治理责任、行政行为责任三个在结构与功能上内在关联的复合层次,最终统一于行政法治。就"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而言,"共建共治"要求这三元治理主体之间应互动协同,政府责任体系必须置于治理格局之中,通过化解诸多法治风险予以重构。就政府责任的落实方法而言,应遵循"责任法定"的基本原则,依归法治方法,使政府既能回应蕴含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中的责任嬗变,又不失蕴含于依法治国方略之中的行政法治本色。     

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实现了五个方面的超越：一是超越西方现代化的资本逻辑,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实现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二是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工业文明范式,“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体现了系统思维的科学布局,实现了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有机统一;三是从西方单向度现代化到现代化经济体系,在超越单维比较优势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实现了国家自主性与人民主体性的有机统一;四是从西方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新发展理念,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经济增长范式,实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五是市场扩张从西方海外殖民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的零和博弈模式,实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现代化新模式、新道路,创造并开启了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     

新发展格局下我国数据要素市场治理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

数据要素市场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数据要素市场的有效治理是数字经济时代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有助于提高市场运行效率和政府市场监管效能。理论逻辑方面,在新发展格局下数据要素市场治理的主要内容涵盖供给、需求和供求平衡三个层面。市场运营模式不完善、交易机制不健全、开放共享不足、制度建设不完善是当前我国数据要素市场有效治理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在实践路径方面,应推动速度规模导向型治理转向质量效益导向型治理、零散分割式治理转向协同整合式治理、市场体系完善的单一型治理转向“市场体系—市场制度”建设的复合型治理转变,借助政府调控主导下的市场主体多元共治、制度建设引领下的治理结构优化、技术创新驱动下的治理效能与安全统筹,实现对数据要素市场的有效治理。     

寻找和谐社会的社会整合机制

和谐社会意味着社会整体上实现了高度的整合,社会各主体和要素实现了关系稳定、协调和有序,无根本利害冲突。在结构功能主义的视野下,社会结构不断分化与重组的趋势要求寻找一种新的社会整合机制与之适应。我国正在告别“总体性社会”,走向多元社会,这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治理可以成为和谐社会的社会整合机制。当政府治理达到良好状态,即政府善治时,社会呈现和谐状态;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政府实现了善治的社会。政府治理要求政府成为有限政府,致力于公共服务,充分发挥社会公共组织的作用。     

高校意识形态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与实现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对高等教育现代化提出了新要求,高校意识形态治理现代化是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障,是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及发展逻辑三重逻辑共同发展的统一体。从理论逻辑看,高校意识形态治理现代化是守正创新的时代选择,是社会主义高校意识形态建设发展的新样态,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从实践逻辑看,高校意识形态治理现代化是适应新阵地的必然要求,是应对新形势的必然选择,是建构高校话语体系的必然逻辑;从发展逻辑看,高校意识形态治理现代化是意识形态演进规律的内在遵循,是遵循立德树人成效标准的应有之义,是适应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时代选择,这三重逻辑维度阐释了新形势下实现高校意识形态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向度。目前,部分高校面临着对意识形态治理领域的态势和规律把握不精准、意识形态治理体制机制运行不顺畅、意识形态话语感染力不强等现实挑战。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高校可通过不断加深意识形态发展态势及规律的研究和把握、不断加快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建构、不断提升意识形态治理能力和话语传播力,不断完善意识形态宣传教育阵地建设、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构建等路...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根本遵循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贯通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与展开,源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指引和实践拓新。“两个结合”开启理论创新、理论创造新空间,既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由路径,也科学指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遵循。新时代新征程,要坚持好、运用好“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科学方法论,以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及时求解时代新课题,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不断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实践新格局新高度。     

从发展理论看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有现代化就有现代性。现代化是过程性概念，现代性是结果性概念。中国式现代化达到了发展理论的新高度。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意蕴体现在根本性质、根本特征、根本要求和根本走向上，具有鲜明的特征。研究人类文明新形态要从对西方式现代性困境的剖析与超越中探究中国式现代性与后现代文明。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凝结的中国式现代性，从推崇工业文明转向注重生态文明、共同体理念和信息文明，开辟了现代性文明发展的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图景，彰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机制和现实路径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政党被视为具备政治整合、组织动员和参与治理等功能的社会政治组织结构。发挥政党基层治理效能重要路径在于党建引领,基层党建也更强调治理和服务功能。通过理清政党、政府和村庄社会三者的治理关系发现,政党能够弥合行政与自治之间的张力,对政府进行政治领导和机制创新,对社会进行政治引导和整合动员,将社会的实际情况与需求反馈到行政体制,优化政府政策和政策执行。基层党组织遵循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通过党组织结构创新、党的群众工作方式机制创新以及党员的政治培养和转化机制创新等,从治理结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和治理主体四个方面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党建引领将是未来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完善党的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方法、创新治理机制还存在大量值得探索的空间。     

新时代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伦理路径论析

政府治理现代化既需要制度的健全完善与有效实施,更离不开伦理道德的润泽和坚守。伦理作为一种内在积极因素,在政府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时代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应积极推进政府伦理治理,坚守服务、诚信、民主、法治、廉洁、责任等伦理原则,不断加强制度安排的道德引导、决策过程的伦理控制、治理行为的伦理约束等,提高公共物品与服务的伦理意蕴,以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推进国家善治。     

我国环境治理的新需求及法治因应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之一,对新时代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治理提出了更高的法治要求。起源于现代企业管理的麦肯锡7S模型，包括战略、结构、制度、风格、人员、技术和共同理念等三大硬件要素和四大软件要素，该模型针对传统治理模式的单向性、一元性、被动性等弊端，发展出更加注重被管理对象参与性、主动性和权利性的治理新模式。麦肯锡7S模型因应生态文明背景下我国环境治理一体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的新需求，具有契合环境治理新需求的适应性和对应性特征。麦肯锡7S模型亦存在因环境治理公共性和企业治理私人性、国家权力和自治权利冲突性等导致的治理策略差异问题。当前我国环境治理已经迈入了复合型环境治理的新阶段，应当以麦肯锡7S模型为理论框架协同优化环境治理体系的硬件及软件诸要素，形成推动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七要素”协同方案。该方案对“十四五”期间我国正在实施的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国、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逻辑架构及世界意义——基于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的话语叙事视角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映照着中国特色道路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上的道路自信,丰富着人类文明理论宝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是中国共产党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动态优化过程,是认识逻辑、实践逻辑和辩证逻辑相统一的完整体系。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是历史唯物史观下的对国家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的一切观念和原则的凝练表达。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的话语叙事主体是国家治理现代文明,以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的话语叙事视角来讨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逻辑架构和世界意义,不仅为全世界各国政党探寻富有自身特色和遵循历史传统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中国智慧,也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提供了富有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的话语叙事语境的中国方案,彰显深厚的中国文明自信和中国文明创造担当。     

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关系探析

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在于推进制度治理。制度治理蕴含着“规则之治”的法治精神,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是国家治理法治化。国家治理法治化的载体是一国法治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我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所在。要牢牢坚守“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这条根本红线,确保不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终极目标;要始终把握住“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本特征,将各项举措有机联系起来,确保不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工作的价值方向。     

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三重结构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坚持中国道路”总结为宝贵的历史经验之一。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始终坚持从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道路,吸收了西方现代化发展的优点,又总结了自身发展的历史经验,继承了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现代化道路,形成了新的结构和新的功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内在结构表现为党的领导-市场配置-人民主体的动力结构、国家-社会-个人全面发展的平衡结构和驾驭资本-解放劳动-规范权力的治理结构。这三重结构不仅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经验总结,也是中国现代化进一步发展的路径选择。     

习近平关于网络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针对互联网发展的诸多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网络社会治理的新观点、新思想、新论断。习近平立足国际国内两个网络社会发展大局,依据网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创造性地提出新时代网络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并强调要从网络治理格局构建、依法治网强网、网络治理文化培育、网络科技队伍培养等途径解决现阶段的网络社会治理问题。这为我国互联网的发展与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指引,也为世界互联网的发展与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