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制金融对海南“三农”金融供需的影响

海南农村普惠金融服务覆盖率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可得性改善、金融服务满意度提高,但仍然存在农村普惠金融供需矛盾突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不均衡且同质化、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程度低等问题。提高农村普惠金融有效供给、创新农村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进一步优化农村普惠金融生态环境可促进海南农村普惠金融功能的发展。     

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普惠金融生态研究

普惠金融是金融机构的一种金融产品，是金融资源的一种配置，在资金供不应求和市场规律基础性作用下，普惠金融由于其微利及高险特征并不是金融机构的首选产品。数字普惠金融充分应用技术手段，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金融机构在发展普惠金融中存在的风险和成本这两个根本性问题，而真正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普惠金融是普惠金融的最高形式，是超越数字普惠金融的一种新的历史阶段的金融现象，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对国家政策、社会资源、金融机构、服务对象四个方面的资源进行优势整合，实现国家、社会、银行、服务对象合力普惠金融，构建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机制。此外，提升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普惠金融还必须推进普惠金融工作精细化管理，加强涉普部门机构的政策统筹协调，加大对涉普机构普惠金融工作的考核与引导力度。     

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区域特征分析

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政策因素以及社会环境不同导致区域间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存在差异,具体表现在需求主体和类别、金融机构的服务可获得性和保险密度与保险深度、供求满足程度及模式等方面。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由非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转变,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差距将不断缩小,但历史文化和经济地理条件的不同导致区域之间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运作模式和实现路径仍将存在差异。     

融入社区治理的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新思路

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是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但信息不对称问题依然是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难点,“普惠金融+社区治理”是我国农村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新思路。“普惠金融+社区治理”以农村信用建设为纽带,形成农村信息搜集的新途径,有利于解决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中的“信用”难点问题,能够间接借助于有效的社区治理促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为持续推进“普惠金融+社区治理”的新思路,政府和银行应该加强“互信”机制建设;金融机构要深入农村,与农户实现信息互通;金融服务要嵌入社会民生,同时也需要在理念创新、人才培养和制度完善等方面做好保障,促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     

普惠金融助推乡村振兴下新型农村金融创新与风险控制研究

乡村振兴的快速发展需要大量资金,因正规金融对农民贷款条件的诸多限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本身具有人人获得同等的金融服务权力的普惠属性,其变革是对农村普惠金融增量式改革思路的颠覆,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但当前农村中,农民的高度分化及整个农业的内涵、功能、形态发生的根本变化使农村金融市场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导致农村金融市场监管不足,建立健全适合普惠金融发展的农村金融创新与风险控制体系迫在眉睫。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家庭消费：机制探析与微观证据

为更好地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进行机制探究与经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促进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在具体消费类型中呈现一定差异性；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支付方式、收入增加等渠道影响农村家庭消费；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提升农村多孩家庭的消费水平，对东部、中部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显著。建议继续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培育和挖掘农村市场消费增长点，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实融合发展，激发农村家庭消费潜力，推进农村融入现代流通体系。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评价分析——来自山东的实证研究

农村金融是我国普惠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农村金融普惠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是构建普惠性农村金融体系的基础。本文以2006-2015年山东省的宏观统计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改良的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指数测算方法对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并通过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影响因素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基本上逐年稳步提升;2008年以来,地方政府普惠金融政策的相继出台,以及2009年央行开始实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使得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自2008年之后增速较快。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来看,农村地区人均收入、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互联网发展水平、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及城镇化率四个因素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影响显著,且是正向影响的;交通便利度、农业科技化水平也属于正向影响因素,但不显著;而农业产业的重要性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为此,从农村普惠金融顶层设计、经济基础、财政和政策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及农业保险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推进普惠金融的进一步发展。     

普惠金融发展助推精准脱贫效率研究——基于中国贫困地区精准脱贫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贫困地区东中西部21个省市及自治区普惠金融发展助推精准脱贫状况,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其效率进行了测度。结果显示:在剔除外部环境因素情况下,无论从中国贫困地区整体来看,还是分东中西部分地区来看,普惠金融发展助推精准脱贫的效率均处于较高水平,效率值均高于0. 90,但效率水平未达最优,仍存在提升空间;通过分省份效率值的分解,发现西部地区普惠金融扶贫效率值高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且制约当前普惠金融扶贫效率的主要因素在于规模效率的低下。基于以上研究结论,要提高普惠金融发展助推精准脱贫的效率,必须调整农业政策性金融职能定位,深化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加快农业银行业务经营战略转型;分类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重点改革以县为单位的统一法人形式;加快农村贫困地区普惠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建立健全贫困农户信用和经济档案,完善农村信用评级制度。     

普惠金融视域下征信替代数据的功能分析与治理进路

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实现共同富裕,是新时代对金融系统的新要求。金融排斥效应阻碍了普惠金融可得性的实现,传统征信体系也难以解决信用白户与金融机构风险控制两大问题。征信替代数据的应用加速了数据的价值创造迭代与社会信用体系的转型升级,推动普惠金融“从零到一”的可得性提升。通过对征信替代数据的多元控制格局以及公共产品性质进行分析,提出应通过构建多元控制格局下的多主体协同共治体系,激发以共享为价值取向的数据价值创造,完善以分级分类为标准的数据安全保障等措施,推动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     

数字普惠金融与科技型企业绿色创新

“双碳”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金融的重要补充，对科技型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近年来，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企业创新中占据重要地位，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弥补传统金融市场的不足，为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绿色创新提供充足资金。国家应当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构建，增强数字普惠金融对科技型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相关部门应当制定多元化的产业政策，加快科技金融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此外，监管部门应当在提高数字金融风险甄别和防控能力的基础上持续完善监管政策，使数字普惠金融在国家监管的框架下有序健康发展。最后，科技型企业要与金融机构形成良性借贷关系，让数字普惠金融持续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马太效应抑或涓滴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了城市基尼系数,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即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分配产生了相对明显的“马太效应”,而非“涓滴效应”。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金融科技使用程度、个体知识技能产生有差异的“数字红利”,即通过“数字鸿沟”作用引致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其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更会加剧收入不平等,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差距的扩大幅度呈现东中部地区大于西部地区的特点。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优化当前的数字包容性金融体系,促进共同富裕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盈利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将“发展普惠金融”纳入“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由于普惠金融作为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理论和实践界普遍认为大中型银行不适合发展普惠金融,影响其效益。发展普惠金融真的会降低商业银行的盈利吗?基于41家商业银行2003年到2014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发展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盈利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发展普惠金融,可以提高商业银行的盈利可持续性。这一结论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     

金融素养对居民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基于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稳就业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研究金融素养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发现：第一,金融素养与劳动供给时间、劳动供给质量均显著正相关,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金融素养能够通过提升工作收入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而增加劳动供给;第三,初级金融素养与高级金融素养均会对劳动供给产生差别不大的正向影响。促就业需要重视金融素养的作用,提高金融素养可以增加居民收入,加快普惠金融发展,改善就业状况。     

甘肃农村金融供给模式选择问题探析

甘肃农村属欠发达地区,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都处于较低水平,应该实行以“供给领先”为主体的多种金融供给模式协调发展的金融体莉,大力发展政策性金融,同时要合理运用商业银行和合组性金融机构作为重要补充,运用政府力量协调各种金融力量,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构建农村信贷资金安全保障机制的思考

解决“三农”问题,资金供给是关键。由于“三农”本身固有的特殊性,导致社会资金很难自发进入农村领域,因此需要构建农村信贷资金的安全保障机制,建立金融机构内部风险防范机制,建立商业性和政策性保险机制,建立农村信贷资金的商业性和政策性担保机制,引导社会资金增加对农村领域的供给,最终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需要。     

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特色农业产业化耦合关系及其影响因素

从理论上梳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特色农业产业化的耦合机理,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市区（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除外）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特色农业产业化水平的耦合关系并分析其时间演进和空间特征,同时实证分析了数字平台建设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特色农业产业化耦合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特色农业产业化耦合关系由失调阶段向协调阶段迈进,不同阶段增长特征和动因不同;二者耦合关系在空间上存在区域间异质性和区域内相关性;数字平台建设不仅总体上对二者耦合协调度具有正向影响,而且对耦合协调度的区域间差异性和区域内相关性产生影响。相关部门应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和农村特色产业产业化协同发展;以点带面,构建结构合理、优势互补、协调并进的农村特色农业产业体系;发挥数字平台在产品交易和金融创新方面的技术优势,促进农村金融、特色产业融合发展。     

以数字普惠金融助力福建数字乡村发展

2019年,国务院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强调金融政策要大力支持数字乡村建设,为乡村振兴激发内生动力.数字乡村发展离不开金融,尤其是数字普惠金融的支持.当前福建省乡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传统金融机构服务能力差、金融征信体系不健全等问题,通过借鉴美国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成功经验,提出加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地区征信建设、增强农户数字金融素养等建议,以期助力福建省数字乡村的建设和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劳动力流动与县域经济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缓解金融排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并能够通过增强县域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和潜力促进劳动力的净流入,从而提高县域经济发展水平。采用2014—2020年1 754个县域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分别以人均GDP、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劳动力净流入率衡量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劳动力流动,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且数字普惠金融3个维度的发展均具有县域经济发展促进效应,其中覆盖广度拓展、使用深度加深、数字化程度提高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增;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县域和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普惠性和亲贫性,有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劳动力流动的路径来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应积极推进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尤其要加快欠发达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并统筹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和劳动力流动引导政策,通过要素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绿色发展视域下绿色金融供给研究

目前我国绿色金融理论和实践都处于探索阶段,因此理论创新和实践经验都相对滞后,特别是有关研究绿色金融供给的理论成果处于起步阶段,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金融领域供需错配、供给低效成为常态,造成很多坏账、死账,如果提高金融供给质量不仅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优化升级、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关系到我国在国际社会话语体系的提升与国际影响力。因此笔者通过对绿色金融供给的内涵进行厘定等分析,构建了绿色理念供给、绿色金融法律法规供给、绿色金融实施标准供给等绿色金融供给体系,以期为绿色金融供给的顺利实施提供助益处。     

农村金融抑制背景下非正规金融发展现状与治理

近年来,国家改变了以往对非正规金融的打压态势,监管机构对非正规金融采取的也是一种防范和认可并行的态度,说明非正规金融正逐步从“地下”走向“阳光”,尝试性的认为它是正规金融在农村市场的一种创新服务模式,它的存在和发展对农村金融环境的改善是有利的.当前,在农户金融需求强烈的同时,农村正规金融供给严重不足,这种“供给型金融抑制”限制了“三农”的发展,农户的信贷需求难以满足,而非正规金融恰恰是正规金融供给不足的有益补充,但其缺乏有效监管和保护,风险较大,应当对非正规金融加以规范和引导,充分展现其融资优势,更大程度服务于农户及农村小微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