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下国际气候正义的困境与出路——以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为视点

国际气候正义及国际气候治理机制是各国的追求目标和必然选择,但为什么各国对它有不同的偏好以致任何一方都不愿意为人类长远环保利益而牺牲现实利益？究其根本,在于全球气候的公共物品属性,以及基于公共物品所采取的集体行动的必然困境和主权国家在采取一致行动时所固有的缺陷。由于各国对国际气候正义的理解分歧妨碍了国际气候谈判进程,阻碍了国际气候治理机制的达成,因此,必须建立为各国接受的国际气候正义理论,并确实采取有效措施来促成国际气候治理机制。     

气候变化与全球正义

气候问题的国际谈判带来了全球气候正义的研究需求.气候正义问题契合罗尔斯“正义的环境”理论,因此可以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进行探讨.根据分配对象的不同,全球气候正义可以分为排放正义和治理正义,二者分别能够得出罗尔斯式的差别原则,并且对发达国家、大型发展中国家、小型发展中国家的伦理要求各有不同.国际气候问题上存在着“集体行动的困境”,可以利用选择性的激励进行解决,但是从根本意义上来说,困境的解除需要在确立和贯彻气候正义原则后才能真正实现.     

“后巴黎”时代中国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理念、挑战及进路

气候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领域,被誉为全球治理的“一面镜子”。《巴黎协定》的达成开启了全球气候治理的“后巴黎”时代,这使全球气候治理呈现出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态势。新时代中国已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引领者和建设者,充分展现了大国担当。“后巴黎”时代中国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核心理念体现为：三大全球倡议提供了包容的和平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供了正确的价值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供鲜明的主体理念;主要挑战表现为：面临国内低碳经济转型、严格履约、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存在缺陷及气候外交博弈加剧等方面;现实进路可归纳为：提升国内气候治理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持续推动我国实现绿色低碳发展、重视和积极开展领导人气候外交、加强气候治理的国际对话与合作等。     

风险分配与气候正义

现代社会的分配逻辑正发生着从财富分配向风险分配的转型,正义分配实质是风险分配。气候正义是风险分配的关键议题,目的是实现认知和应对气候风险能力的公平分配。实现气候正义除了依靠罗尔斯的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外,还需要扩充到全球正义原则。全球化与民族化、共同性与个体性、环保与发展的冲突构成了气候正义的问题背景,实现气候正义离不开全球治理,但也遇到伦理、制度和行动的三重困境。     

气候治理正义与发展中国家策略

人类的现代生活模式在创造巨额财富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大量能源,并且对气候环境产生了史无前例的重大影响.气候的急剧变化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气候治理成为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气候治理涉及着对于治理责任和相关利益的分配,对于正义价值有着内在吁求.当代气候治理的不平等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于气候责任分配的不公平.要实现气候治理正义,其责任的分配必须依据最低限度原则和历史责任原则进行,对于相关利益,则应该遵循差异原则.发展中国家要积极参与大气治理,并且争取在新发展观念、新发展模式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以实现气候治理正义.     

气候正义:何以可能,何种原则

气候正义概念的提出可以看成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政治伦理回应.从气候变化引致的正义情境来看,气候正义已经成为一种合理的价值诉求,亦可论证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最根本性的价值规范和道义准则.然而,不论是坚持气候资源与责任公平分配的分配正义抑或坚持溯及既往的矫正正义,还是强调世代公平的代际正义抑或强调种际之间和谐相处的种际正义,都只能在单一维度上得以阐释和解读,而无法涵纳时空向度上的所有正义关系.而将气候"类正义"作为气候正义可能的最高伦理形态,它所具有的包容性与系统性,所涵纳的方法论与价值观,可谓是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做出的有益的政治伦理尝试.     

平等与责任:论全球气候合作

全球合作减排是当前应对气候问题的必然选择.然而,由于气候问题的特殊性以及这种特殊性所引起的一系列的道德难题,使得全球合作步履维艰.气候变化问题的实质其实是一个平等发展问题.因此平等原则也就成为了一个合乎正义的全球合作得以实现的基础.文章提出了一种基于平等主义的全球气候正义,并为此进行了道德伦理上的辩护.     

全球环境正义如何可能

国际气候问题引发了针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深度思考,全球环境正义理论正是环境伦理学面向这一实践难题和破解自身理论困境的逻辑产物;全球化为全球伦理和全球正义提供了社会文化条件,而全球正义为全球环境正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对全球气候问题的环境正义分析,为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环境保护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伦理责任和政治义务提供了有效的道德说明。     

全球气候治理变局分析及中国气候传播应对策略

当前的全球气候治理变局呈现出领导力过渡和模式转型的"双过渡"特点。在这个特殊阶段,加强气候传播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性:短期来看,可以给中国保持战略定力留出空间,坚定国际社会和国内各界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保证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力的过渡交接;中期来看,有助于完成全球治理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模式转型的平稳过渡;长期来看,可以帮助中国将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经验应用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中。与三个层面的重要性相对应,中国气候传播可以设计应对策略,为稳定全球气候治理格局、履行《巴黎协定》、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     

中国“气候威胁论”的深层悖论——以“内涵能源”概念的导入为例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凸显,国际气候博弈在全球治理中日渐活跃.一些国家以中国不参与温室气体减排承诺为由,在国际上制造"中国气候威胁论".导入"内涵能源"概念这一分析变量不难发现,中国是内涵能源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净出口国,中国在存在巨大贸易顺差的同时,却存在着巨大的"生态逆差",所谓的中国气候威胁论存在着深层悖论.为此,中国要在国际层次上积极开展全球气候外交,在国内层次上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资本逻辑与气候正义

当下,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已是确凿的事实。面对气候变化,人类吁求气候正义的现实出场。造成当代全球气候变化的深刻根由和实现气候正义最大障碍在于资本逻辑及其内在的无限贪婪性和利润至上性。因此,超越资本逻辑乃是化解气候变化危机和实现气候正义的根本路径,这在根本上有赖于马克思开创的共产主义运动之深入展开。     

绿色正义：概念演进、构成要素与运行系统

全球生态治理赤字折射出全球生态治理价值的缺位。人类对于全球生态治理价值的找寻,经历生态至上的生态正义、人类至上的环境正义,落脚于回归地球整体性的绿色正义。绿色正义是全球生态危机下生态治理的价值导向与评判标准。绿色正义由绿色正义目标、绿色正义标准、绿色正义规范、绿色正义道德、绿色正义认知、绿色正义角色、绿色正义评价等要素构成。这些要素遵循“输入—转换—输出—反馈”机制耦合成绿色正义系统,于全球绿色空间中生产与传递绿色能量。绿色正义在追寻人类美好生活的正义目标下,分解为人类与自然协同演进的标准,通过赋值绿色规范与绿色道德,推动国家和个人绿色认知与绿色角色扮演,输出绿色行为结果。绿色正义是全球生态治理的价值重塑,有助于消除全球生态治理赤字,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善治”。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跨国城市气候网络——以C40为例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城市作为次国家层面中重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聚合体,成为全球网络中的关键节点以及全球气候治理中不可忽视的行为体.城市在气候变化面前的脆弱性使其更加积极发挥自身的资源、信息和技术优势,并且,这种在地方层面对于气候挑战的共同应对推动了跨国城市气候网络的形成.这一新的网络性治理形式为增强城市间的交流合作以及聚积城市层面的全球影响力提供了一个建构平台.从纵向上看,跨国城市气候网络为全球气候治理增添了新的次国家互动层面;从横向上看,为全球气候治理吸纳了更多的地方行为者,扩大了环境政策的执行空间.跨国城市网络还扮演着技术创新活动家和规范扩散者的角色,并且通过与各种外部行为体的积极合作来进一步推进城市弹性网络的杠杆作用.     

气候经济伦理学论纲

气候经济伦理学是以促进气候友好型经济发展为根本研究目的新型应用伦理学.其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建设与学科开拓,及指导气候友好型经济发展的实践导航价值.气候经济伦理学重点研究内客有:气候友好型经济实质的伦理学解读,气候经济伦理学思考的基本价值视域,气候友好型经济的人性论、目的论、趋向论、途径论,伦理文化对气候友好型经济发展的人文力实施机制.自然的人道主义就是气候经济伦理学所谓的人道主义.发展气候友好型经济,提升人的能力,发展气候友好型科技仍是关键.气候经济伦理学的正义原则主要关切的是社会成员的气候权利分配问题."实然"、"应然"、"适然"是研究气候经济伦理学的基本研究视角.气候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多样性、综合性、交叉性.     

生态正义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视域下生态问题反思

生态正义关注的是我们生存的前提和环境以及我们生活的基础。目前占统治地位的所谓生态观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谓正义的"不正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反映的是资本的自由,而非劳动者的自由,呈现的是"自由市场"的不自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所造成的责任灾难使穷人为全球气候遭到的破坏付出了最为沉重的代价和成本。因此,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价值观是当下中国的生态正义的核心,我们只能从整体的视角出发,从"命运共同体"的境域出发,实现生态正义,构建正义生态的世界秩序,才能真正构建一个和谐的正义的统一的美好社会。     

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其法制应对

气候变化潜藏各种风险,气候治理目标的顺利实现需要各国协同推进。但是,由于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发展的渐进性、致害的长期性等特点,加上气候变化风险的全球性,各国在风险认知和利益诉求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和冲突,使得全球气候治理举步维艰。国际社会应当推动气候治理多元主体的价值观念融合,强化共识、弥合差异,在此基础上采取协同治理的举措。中国在进一步的气候治理行动中,应当坚持风险预防原则,着力化解制度风险,积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气候治理体系。     

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气候外交中的价值分析

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气候谈判和气候治理中的作用在西方得到广泛认同.中国加强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有助于促进中国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和治理中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也有助于在气候变化领域形成良好的国际形象.中国已越来越多地关注非政府组织在气候外交中的活动,但对非政府组织价值的开发和利用还存在不少问题.中国对非政府组织的认知与西方存在差异,中国要利用非政府组织捍卫自己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法利益,还需要具备更多的外交和管理智慧.     

“一带一路”的哲学内蕴及其战略价值

"一带一路"既是我国意识形态话语的重要创新,也是我国外交方略与全球治理的"新战略、新工程、新实践"。基于哲学的分析框架能够有效地厘清其思想脉络、价值旨趣与实践指向:历史观上,人类解放构成"一带一路"的价值旨归与实践旨趣;本体论上,"一带一路"是"自由人联合体"的当代阐述与中国话语,对于消解"虚假的共同体"的魅惑与构建"真正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价值论上,"一带一路"将全球正义作为其根本价值追求,是对西方"自由世界主义"的超越,为"应然正义哲思"走向"实然正义图景"创造了正义原则、正义规则和正义机制的支撑。"一带一路"所内蕴的哲思呈现一体性:人类解放是"一带一路"的核心主题和终极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带一路"的结构样态和实现路径,全球正义是"一带一路"的基本价值和实践指向。     

基于正义的批判与基于批判的正义——兼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维度与价值维度

早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左翼学者就"马克思与正义"的问题展开了争论。罗伯特.塔克最先提出,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不正义,或者,马克思并没有谴责资本主义的不正义。艾伦.伍德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胡萨米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正义等观念既受生产方式的制约,也受社会阶级的制约,马克思完全可以提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正义观念。杰拉斯考察了两方的争论之后,提出马克思是依据超历史的、非相对的正义原则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控诉,而这种规范标准是有关利益与不利、资源与责任的社会分配。如果超出词语上的不同理解,可以把这场争论从另一个侧面来加以考察:"批判"是基于"正义",还是"正义"基于"批判"?"批判"在这里被理解为对资本主义的现状与趋势的揭示与分析。这样,以上的争论可表述为:是基于某种永恒的价值观念而后展开对资本主义的道义谴责,还是基于对资本主义主义的科学分析而后阐明无产阶级的价值选择。这也就牵涉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维度与价值维度是否统一以及如何统一的问题。伯恩斯坦与阿尔都塞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偏执于价值维度,或者偏执于科学维度,他们的理论主张皆存在自身难于自圆其说的困境。     

气候危机与大国博弈

从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至今，人类社会与气候变化的斗争已经历了30年，但全球气候治理还难言成功。一些国家间的能源博弈与政治斗争等因素对国际气候合作的制约明显。美国等国在这方面表现突出。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气候危机愈加明显，国际气候合作越来越迫切。但是，国家间能源博弈与政治斗争对气候治理的拖累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增强。为了持续推进碳减排并尽早实现碳中和，世界各国尤其是各大国必须彻底重塑其能源安全观和气候合作观，完善其气候战略，有效消除拖累国际气候合作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