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公羊学的夷夏之辨

夷夏之辨是汉代公羊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到形成公羊学的关键人物董仲舒,再到公羊学的集大成者何休,他(它)们的夷夏观具体反映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轨迹。《公羊传》继承了先秦儒家严夷夏之别的思想,却凸显了礼义文化这一区分夷夏的标准;董仲舒发展了《公羊传》的思想,不但对夷夏的分辨更为精细,强调“从变从义”,而且从王者一统的角度肯定德化四夷的必要性;何休对公羊学的夷夏之辨所作的发展,则是将其历史“三世”说与夷夏之辨相结合,用一种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夷夏关系,肯定“太平”之世是一个没有夷夏之别的天下一统的社会。     

《中庸》“柔远人”与先秦儒家夷夏观

“柔远人”作为《中庸》治天下国家“九经”之一，所彰显的是推己及人、兼容并包的实践智慧。它最深层次的机理在于对儒家人性论的参透，对仁爱思想的践履，从而为儒家“夷夏之辨”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方法论的依据。总体上，先秦儒家基本秉持“礼别夷夏”而非以血统、地缘为区隔的夷夏观。“柔远人”集中体现了儒家民族思想的内核，奠定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文化基因与思想传统。     

特殊的夷狄论——试析《春秋公羊传》中的华夷观

作为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其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夷夏之辨。《公羊传》中的夷夏之辨凸显了文化礼仪的标准。而且在继承了先秦儒家夷夏观的同时,也表现出一种更为开放的精神。它不但肯定以夏化夷、变夷为夏,而且还将违背礼仪的华夏之国贬为夷狄,予以斥责。《公羊传》中的对夷狄国家的接受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夷夏之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夷夏之辨是中国思想史上重要主题之一。夷夏的概念以及夷夏之辨是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出现的。夷夏之辨含义有三:地理意义上的夷夏关系,血统意义上的夷夏关系,文化意义上的夷夏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夷夏之辨与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华夏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认知、强烈的文化守土意识以及与他族文化之间关系的思考如影随形,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相伴始终。中国历史上的夷夏之辨是文化的优劣之辨、先进性之辨、主体性之辨,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守土意识,是古代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总体上看,夷夏之辨不仅没有阻碍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反而与民族融合的浪潮相互鼓荡,使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愈发明确,民族共同体意识愈发清晰。     

论元代儒家郝经夷夏观

在唐宋士大夫的夷夏思想里 ,文化、民族、政权是合为一体的 ,故而形成了一种文化霸权。元朝郝经则异之 ,他将“夷夏之辨”视为文化之辨 ,而非民族、政权之辨 ,并主张“用夏变夷”。这种夷夏观继承、发展了先秦儒家的思想 ,突破了汉族文化霸权 ,为各民族认同主流文化 ,促进国家统一 ,也为元朝正统地位的确立 ,起到积极作用     

试论“夷夏之辨”与“大一统”思想的逻辑联系及嬗代整合

"夷夏之辨"是先秦时期重要的夷夏观念,反映了当时的夷夏关系。服事思想以"夷夏之辨"为理论基础,建构了一套层次分明的理想化夷夏秩序。不过,这种秩序设想最终被现实世界突破,作为两种文明撞击、融会的缓冲地带,要服群体因此得到了融入华夏的历史机遇。春秋时期,礼别夷夏思想的提出,加速了这一历史进程。礼别夷夏的更大贡献是提出了区分夷夏的新标准,从而为夷狄入夏提供了理论可能,也为"大一统"思想的兴起埋下伏笔。战国时代,随着夷夏观念的衰退,"大一统"思想的崛起成为历史的必然。     

周代朝会制度与夷夏融合关系

中国古代的大一统理念至少自尧舜以来已启其端绪,相应夷夏问题亦随之而起.周代虽有严夷夏之防的观念,但在政治上却借朝聘盟会制度比较成功地理顺夷夏之间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坚持中原文化对四夷的主导地位,从而以"用夏变夷"的方法扩大了周文化的影响和一统局面的开启与巩固.周代的夷夏政策在较多方面时秦汉以下历代王朝有借鉴意义,同时也为周秦以下中华民族多民族共同体的继续发展提供了启迪.在夷夏观念中表现出的强烈中华文化主体自觉意识,在今日中国应对世界文化新格局下的挑战时,仍不乏借鉴意义.     

中西审美主体比较

先秦两汉儒家美学与古希腊罗马美学在审美主体的认识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先秦两汉儒家美学常常把审美活动看成是传授教化乃至移风易俗的功利行为,要求审美主体应该是具有纯粹高尚的道德感的君子,并注重审美所具有的社会价值;古希腊罗马美学常常把审美活动看成是追求真理的活动,并不以伦理道德的限制为前提,强调使人的心理感官得到愉悦,心灵得到净化,进而使个体意识提到普遍性的伦理原则,故而作为审美主体并不要求他的道德感,有时他甚至只是一个替神代言的迷狂者.     

先秦至汉初儒家夷夏观沿革综论

"夷夏之分"是历代儒家都有所探讨的重要问题。而因时代不同、社会环境有异,先秦至汉初的儒家夷夏观呈现出与其历史背景相适应的不同特质:其经者、常者,在正己、正君心、人君自正;其权者、变者,在时世之别、夷夏之判、华夷可易。此时儒家之夷夏观并非狭隘自守、盲目排外,而是在保有自身文明根柢的基础上,海纳百川、兼容并包。     

论苏轼以道为主的美学理想

论苏轼以道为主的美学理想杨存昌北宋时期的苏轼，不仅在诗词、文赋、书画诸艺术领域都卓有建树，而且在文艺和美学理论上也独树一帜。考察苏轼在艺术创造和审美理想上的追求则可看出，其美学艺术理论明显倾向于道家，与先秦庄子和魏晋玄学有明显的承继关系。儒家重名教，...     

儒道异趣及其对中国传统美学的影响

儒家与道家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既对立而又互补，但二者的结合，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形成了既重思想内容又重艺术表现，既重道德教化又重情感愉悦的优良传统     

论唐代美学思潮渊源于北朝

过去人们一向认为，唐代美学思潮渊源于江南六朝的美学思想。事实上，北朝人的审美价值观念及其习俗风尚，才是唐代美学思潮真正的源头。     

戏曲教化功能的失范——元杂剧衰微论之一

曾一度繁荣的元杂剧走向衰微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戏曲教化功能的失范。这种现象是随着蒙元统治汉化水平的提高，儒家文统重新受到关注而出现的。教化意识强化以至急剧膨胀，超过了文艺教化功能的基本要求，出现了教化功能失范的态势。南北统一之后。置身南方文化兼容中的元杂剧个性不断销磨，对教化色彩浓重的家庭伦理题材情有独钟，却又不能通过自己的审美形式有效地负载。批评标准的变化，促进了戏曲向传统文化的贴近，以俗就雅过程，又使教化功能过度地强化。正是由于过分强调教化功能，到了促其失范的程度，本欲提高元杂剧的地位，反而造成了一代艺术的衰落     

唐代佛教雕塑与罗马式、哥特式雕塑的美学比较

作为宗教造像学和中西传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雕塑和基督教雕塑不仅分别反映了中西宗教文化的特点,也综合性地提供了中西文化及中西传统审美心理的象征.本文从宗教性与世俗性、象征性与写实性、阳刚美与阴柔美等不同层面,以历史的观点,运用艺术比较学方法,论述了唐代佛教雕塑与基督教罗马式、哥特式雕塑在美学上的异同及其文化依据.     

儒学与中华文脉

由孔子整理、修订的六经,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和基础。以六经为基本经典,孔子开创了儒家文化。经过历史的选择,儒学二千多年来一直居于中华文化的主导地位。因而,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儒学的承传也就是对整个中国文化的承传。历代儒家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普遍地怀有虔诚崇敬之心,并且以斯文自任,以继往圣之绝学作为自己神圣的职责。所以,中华文脉不息,有赖于儒脉代传不穷,有赖于儒家学者对文化命脉的体认与承担。     

《洛阳伽蓝记》的美学史价值

《洛阳伽蓝记》是研究北朝美学的重要历史文献。作为写景文,它是城市文学丘墟审美的经典;作为美学史料,它对北魏时期民族与文化大融合背景下城市、艺术与文化等维度的多元审美观念融合有着充分的展现,进而在整体上呈现了北魏洛都的生存状态。但因城市审美研究视角的阙如,《洛阳伽蓝记》在城市丘墟审美类型与城市美学史中的价值被遮蔽;因美学理论史研究范式强调美学史料具有相当的理论品格,它由于自身不属于理论著述而没有被纳入中国美学理论史的研究视域。可这并不意味着对《洛阳伽蓝记》美学史价值的否定,若从城市美学史考察,便会呈现它凸显城市丘墟审美类型的价值;若从审美观念史研究范式重新提问,便会呈现它对研究北朝审美观念融合的美学史料价值。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视阈内的"闲"范畴

"闲"是中国古代文化美学视角下的一个重要范畴,其于文艺理论中的运用也非常丰富.从先秦"闲"作为最高人生境界之哲学奠定,到魏晋南北朝作为艺术审美意识之确立,再到唐宋作为艺术审美风格之崇尚,最后到明清作为艺术体式技法之提倡,其发展文脉确证"闲"范畴于中国古代的重要美学价值.     

论魏晋南北朝的审美“虚静说”

"虚静"是中国美学史的重要范畴.先秦时它主要限于哲学领域,魏晋六朝时进入审美和艺术创作领域,被陆机、刘勰等人发展为系统的美学理论.因此,探明魏晋南北朝审美"虚静说"的内涵和理论价值,对于把握中国美学史上的"虚静"范畴,乃至了解中国美学和艺术的文化特征,都是十分必要的.     

北朝儒学教育及其影响

<正> 北朝鲜卑拓跋部统一北中国时,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而此时的中原汉族早已建立了成熟的封建制度,其若要以华夏正统帝王的身分去统治文化经济高度发达的中原地区,并获得汉族民众的认同,就要尽快完成封建化的进程。因而必须采取崇儒政策,开办学校,推行儒家教化,并培养儒士为其封建化服务。正是由于这种政治上的原因,北朝各代统治者莫不以尊儒兴学为急务。北朝的儒学教育也因之得以蓬勃发展,学校普遍恢复,规模扩大。同时,北朝儒学教育的发展又大大加速了鲜卑民族的汉化和社会封建化的历史进程,从而促进了华夏民族的融合和统一民族的形成。     

论北朝西部审美观与盛唐美学思想的展开

我国西部自北朝以来发生的民族大融合及因之形成的西部审美观,已经渗入唐人思想文化风俗习惯亦即唐代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盛唐美学思潮的全面展开,与北朝西部审美观的深远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此乃中国美学主潮在封建社会顶峰形成“盛唐气象”的力量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