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行为、政治信任与主观幸福感

个人主观幸福感不仅受到心理、社会以及经济因素的影响,还直接受制于政治运作,包括公共物品供给的质量、政治信任程度以及政府的廉政建设状况.在当下中国,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是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最稳定因素.而民众对宏观经济态势、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物品例如社会治安、医疗卫生等的满意度并不直接影响公民的主观幸福感,只有当对这些公共物品质量的评价转化为政治信任之后才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效应.腐败的横行会直接削弱每个个体的幸福感知,政府行为对于提升个人幸福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地方政府信任面临的挑战与重建——国内学术界关于地方政府信任问题研究现状与展望

进入新的世纪以来,我国许多地方经常面临政府信任危机,学术界对这一问题逐渐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在当前现实情况下,对中国地方政府信任问题研究的基本情况、研究兴起的背景、研究的主要问题及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的梳理和检视,具有重要意义.在今后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中,应加强本土性、战略性、针对性和应用性,提高理论研究成果对现实政府信任问题的分析力、解释力和预测力.     

政府服务质量影响政府信任的实证研究

政府信任是评价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核心指标,通过服务质量管理提升政府信任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在对289名社会公众服务质量与政府信任等变量数据调研的基础上,通过数据分析研究表明:服务质量的有形性、可靠性、反应性、保证性和关怀性各维度均对政府信任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个结论表明政府应当从行政人员素质、服务平台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对政府部门服务质量进行积极管理,以提升社会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水平.     

地方政府信任危机何以产生 ——基于政治信任形成及演化机制的分析

中国的政治信任整体上处于较高水平,但在纵向分布上表现出"央强地弱"的差序信任格局,地方政府就成为了我国政治信任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基于制度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形成的基本政治信任相对稳定,但地方政府面对的具体事件中的政治信任往往会因事件的发展而经历快速的变迁,若公众在接受即时信息并综合过往经验进行判断后的结果是信任水平的持续下跌,地方政府便可能遭遇由标志性突发事件引起的信任危机,较为典型的就包括安徽池州的群体性事件和新冠疫情的舆情危机。其造成的严重后果,迫使地方政府考虑如何预防和解决信任危机。     

地方政府土地管理模式更新——农民参与的视角

土地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与土地有着最为直接利益关系的农民,其参与土地管理决策不仅合情合理,而且对于维护自身利益和土地可持续发展具有双重意义.然而,当前地方政府土地管理模式中却存在着农民参与有效性不高的问题,这既损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也对土地可持续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地方政府进行土地管理模式的更新,即通过制度创新吸纳农民参与到土地管理决策中来.     

切实规范地方政府行为与保护农民利益

当前我国农民利益有所增长 ,保护农民利益已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但一些地方政府行为与农民利益之间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因此 ,从分析这一深层矛盾入手 ,阐述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行为与保护农民利益的若干对策思路 ,是当前深化农村经济改革的重要课题     

论政府信任

政府信任描述了公众期望与政府回应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通过行为调控、复杂简化与导向性影响,政府信任成为合作治理的基础.另一方面,政府信任的实现也存在阻碍,在公共权力日益膨胀的今天,合理的不信任作为一种补充机制不可或缺.促成政府、公众与社会三向互动,实现信任、不信任以及其他补充机制的有效融合是建构政府信任的一种路径选择.     

改善地方政府与公众的信任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信任是构建政府与公众和谐关系的重要因素。当前由于一些地方政府的执政行为存在诸如盲目决策、行为不廉、政绩工程、处事不公及处理突发事件不得力等问题,从而导致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有所弱化。对此,地方政府必须实现从执政理念到执政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塑造勤政廉政善政的服务型政府形象,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中国农民的观念差异与基层政府信任

政府信任尤其是基层政府信任,历来是直接关乎民生、关乎社会和谐的重要砝码。本文利用南京大学“中国社会信用制度研究”和复旦大学“现代社会信任模式与机制研究”课题组的合作调查数据,运用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从信任观、威权观和法治意识三个方面考察中国农民的观念差异与基层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这三种观念对农民的政府信任都具有显著影响。具体的研究结论为：持有“家本位-特殊信任”取向而较少一般信任观的人具有较低的基层政府信任;作为中国农民心灵深处的威权依附文化,对维持和提升基层政府信任起着强力增进作用;随市场推进而逐步形成的农民法治意识已经实际影响着基层政府信任,它将成为国家建设、重塑政府信任必须认真考虑的文化因素。     

地方政府信任弱化、改革阻力与改革成本扩大化

政府信任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政府信任度与政府的性质、形象、行为及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等高度相关,也与民众对政府的认识密切相连.在弱政府信任情况下,政府与民众的隔阅会增加,改革阻力增加,改革的推进难度加大,实施成本急剧增加.特别是,当政府组织形象欠佳,决策能力有限,公共政策导向出现偏差,客观上导致民众利益普遍受损时,民众与政府的隔阂转化为"对立",进而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经济与政治危机,改革成本就会扩大化,改革可能被拖延甚至终止.     

农民环境抗争事件中地方政府消解策略分析

农民环境抗争事件萌发阶段——有意忽视;农民环境抗争事件激化初期——惊慌失措;农民环境抗争事件激化中后期——严防死守;农民环境抗争事件结束后——问责算账。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的环境污染还会以某种方式延续,用于环境治理的资本投入逐年快速上升。因此,政府需要转变观念,创新社会管理的方式与技术,以建立和谐的城乡关系、和谐的官民关系、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     

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实践中农民的主观体验与政府信任的构建——来自贵州省的实证调查

农民对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主观体验与政府信任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农民在对农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主观体验上呈现出对制度认知的匮乏性、权利意识的淡薄性、冲突应对方式的趋消极性和暴力性、功能意识的工具性、社会参与意识的缺失性、社会公平感的低落性等特征。在这一新的制度实践中,农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偏低,且受农民的主观体验的显著影响。在所考察的一系列主观体验因素中,对制度的认知、公平意识和对冲突应对方式的选择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正相关,权利意识则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负相关。     

治理理论视野下的政府信任关系研究——兼论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的构建

从治理理论的视角审视政府信任关系,既是基于治理理论与政府信任之间的理论契合,又是基于解决当前治理问题的现实诉求。重塑当前政府信任关系的困境在于,政府与公众因受公共权力体系中的封闭性、公众对政府预期的满足值以及公众的政治参与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而导致政府与公众之间合作的不足与信任的缺乏。因此,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成为建立政府与公众之间良好信任关系和实现有效治理的必然选择。     

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的结构化分析

在历史的宏观视野中,与三种社会治理模式相对应存在着三种政府信任关系,它们分别是习俗型的、契约型的和合作型的。从其结构化特征探讨政府信任关系的初级形态,我们发现,人类社会的第一种政府信任关系类型属于习俗型的,这种信任关系在横向组合维度上,是立足于农业社会的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在纵向聚合维度上,表征于传统社会组织结构与依附性秩序之中。这两个维度,又在传统的社会文化心理及其行为模式中实现了整合。     

政府信任的概念、影响因素、变化机制与作用

政府信任是指民众在与政府组织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对政府组织能否承担公共责任、实现公共利益与目标的主观感知和判断,这种主观感知和判断影响民众对政府的情绪和民众对政府的行为反应。在心理学的视角下,这种个体对政府的主观感知和判断可以称为政府信任感。政府的绩效、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社会文化、媒体以及人口统计学变量都会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从个体的的层面出发,民众的政府信任感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具有风险性的政府信任行为的结果使得民众不断更新对政府的信任感。政府信任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需要各级政府部门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不断提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论社会信任与政府信任的适配性——结构化视角中的信任关系考察

为了超越信任研究中客观主义和结构主义相对立的立场,需要把持一种结构化的视角。在这一视角中,信任既是一种系统性的关系结构,又是社会交往的实践机制。在社会体系的纵向运转和更迭中,社会信任有着不同的类型,它既可以在马克思概括的人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得到理解,也可以在工业社会的领域分化中加以把握。在结构化视角中考察社会信任和政府信任,可以发现二者具有共时态和历时态上的适配性关系。     

地方利益、政府利益与官员利益——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经济分析

地方政府行为具有明显的利益取向性,地方利益的最大化是地方政府行为的合理化目标。但现实中,由于制度安排中的缺陷和政府官员的经济人特性驱使,地方政府行为的利益回报会分化为地方利益、政府利益、官员利益三个层次。地方总利益的渗出会降低地方政府行为的行政效率和地方经济的产出水平。地方政府利益和官员利益的膨胀首先归因于目前地方政府行为的制度环境,同时与转型期我国政府官员的从政心态密切相关。提高地方政府行为的效益水平,优化利益结构,需要标本兼治,关键是改进和完善地方政府执政的制度环境。     

服务型地方政府的理念、体制及管理方式

地方政府由管制型模式向服务型模式转变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服务型地方政府模式应由服务型地方政府理念、服务型地方政府体制、服务型地方政府管理方式三大板块组成。服务型地方政府理念包括参与的理念、便捷的理念、责任的理念、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体制是服务型地方政府的实体,既包括地方政府机构的设置,也包括地方政府权限的划分和权责体系的重构。管理方式是适应新理念、新体制的一系列方法、手段和技术系统,要实现从传统服务到电子政务、从人治到法治、从管制到服务的转变。     

论转型社会中政府信任的重建——基于制度信任建立的视角

政府信任衰落及由此而来的“信任危机”及“信任赤字”是社会转型期中国的一种客观实在.之所以会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出现一堵亟待翻越的“信任墙”,相当大程度上是转型过程中政府作为“制度供给主体”在制度能力上的信任缺失所致,具体表现为:制度供给能力不足;制度正义性匮乏;政府制度有效性不强.而要改变这种境况,惟有以制度信任为“切入点”来促进政府信任的重建:首先优化政府制度供给过程,提高政府制度供给能力;其次树立制度系统观念,增强制度的有效性;最后强化制度意识,塑造制度文化,确立制度权威.也只有这三方面的有效契合,政府制度供给方才有可能再获信任,政府信任由此才能得以再造或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