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掩饰效应”和上市公司崩盘风险——来自中国股票市场的DID-PSM分析

坏消息的隐匿和积累会引致崩盘风险。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如何影响个股股价崩盘风险?中国监管当局强制要求部分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试图减少信息不对称,理论上有助于降低崩盘风险。我们采用双重差分(倾向评分)匹配DID-PSM方法,分析发现强制披露政策的实施显著增大了崩盘风险。基于这一金融异象,本文提出了社会责任的掩饰效应假说。如果经理人代理成本足够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可以被企业用来掩盖粉饰企业运营中的问题,这样,经理人道德风险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存在正相关关系。我们进而发现,如果股东和经理人利益相对一致,经理人监督机制相对健全,抑或财务信息足够透明,那么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关系不再显著。     

税收征管独立性与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基于国地税合并的准自然实验

信息披露质量是保障资本市场高效运转的基石。本文以国地税合并为制度改革背景，基于2013～2020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了税收征管独立性提升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地税合并显著改善了企业信息披露质量，而且该效应在改革力度大和地方政府税收干预强度高的地区以及经济地位低的企业更为凸显。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国地税合并显著提升了企业实际所得税税率并降低了其涉税违规次数，为税收征管独立性提升提供了经验证据。特别地，上述结论通过了平行趋势假设、调整研究样本、替换核心指标度量方式等一系列稳健性测试，而且与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股指熔断机制、民营银行设立等其他同时期政策冲击无关。本文强调，国地税合并通过提升企业信息披露质量有助于降低企业管理层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进而为构建高效资本市场奠定制度基础。     

政治背景、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银行信贷

以2009~2011年披露了社会责任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并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政治背景与银行信贷关系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控制和政治关联均与银行信贷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会增强政府控制和政治关联的贷款效应;政治关联会增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政府控制贷款效应的调节作用;政府控制会削弱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政治关联贷款效应的调节作用。     

财务透明度、市场化进程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效应

 管理层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能够传递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信息,有效弥补单纯财务信息无法充分揭示企业价值的不足,有助于投资者将财务信息与环境、社会和治理等非财务信息结合起来更准确地对公司未来盈利作出预测。然而,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尚不完善,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工具假说,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更侧重考虑监管部门政策规制的目标,与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的意识和主动性较为淡薄。管理层可能借着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监管政策的幌子,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加以工具性利用,以进行信息披露操控的自利行为。因此,如果聘请专业机构出具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意见无疑会增强信息可靠性,制约管理层的自利倾向,提高非财务信息披露质量。        基于信号传递理论,从分析师盈利预测的视角,实证检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是否可以为投资者提供对其决策有用的非财务信息。以2008年至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发布的3 084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为研究样本,使用修正横截面Jones模型计量财务透明度,以所有分析师对公司盈利预测均值的标准差以及与该公司实际盈余之差绝对值标准化处理后分别衡量分析师盈利预测误差和分歧度,采用Stata 13.0软件和Heckman两阶段自选择矫正模型进行分析,检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对分析师盈利预测的影响以及财务透明度和市场化进程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与分析师盈利预测关系发挥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当专业机构出具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意见时,分析师盈利预测误差越低,预测分歧度也越小。进一步区分财务透明度和市场化程度的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对分析师盈利预测准确性的提升效果在财务透明度较低和处于市场化进程较高地区的公司中更加明显。在尽可能控制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以上所有结果仅在强制披露组样本中存在。        研究结果验证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能够有效提高公司非财务信息质量,为分析师决策提供有用的信息,其作用还会受到公司财务透明度和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对政策制定者进一步评估和完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股权制衡、并购信息披露质量与主并公司价值——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模型与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模型构建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式,考察了股权制衡对并购信息披露质量以及主并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股权制衡能够显著改善并购信息披露质量,同时提升主并公司的价值.并且,由于控股股东在并购活动中一贯采用不共谋策略,使得股权制衡对主并公司价值的正面促进作用,不受大股东之间股权性质异同的影响,能够保持良好的稳定性.研究还发现,公司规模,盈利能力,独立董事比例以及股权集中度与并购信息披露质量显著正相关,资产负债率与并购信息披露质量显著负相关,增加独立董事比例和采用关联并购方式都有利于主并公司价值的增长.     

受托责任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研究

在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企业在盈利的同时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成为各界的共识,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财政部、国资委等各方都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提供了指导意见和规范,然而实际执行过程中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从披露现状看,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良莠不齐,隐瞒、避重就轻的现象层出不穷,亟待一套完善的披露体系和理论支撑.本文将企业社会责任回归到会计受托责任的本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和制定社会责任披露体系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有利于企业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完善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     

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问题分析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其首要目标是保证企业获取一定的经济利润,同时企业在也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之一,必然会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明确自身社会责任范围,及时进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利于提高企业形象,保证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笔者认为,目前情况下,可以尝试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体系,表明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提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力和压力。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管理的关系研究——基于华为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案例研究

对华为2008-2012年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了纵向比较分析。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已经成为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重要渠道,华为五年的报告质量不断提升,并与企业战略、企业文化保持高度关联;社会责任报告的信息披露的理性化、客观化有待提高;据此提出相应的建议与改进措施。     

企业社会责任、媒体报道与股价崩盘风险

理论上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既可能抑制股价崩盘风险,亦可能加剧股价崩盘风险;新闻媒体作为社会责任披露的重要载体在其中既可能弱化也可能强化这种影响,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是近年来公司金融领域研究的热点,但学者对当前的研究结果尚存在较多争论。鉴于此,本文首先在理论上导出社会责任披露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双向作用机制,然后引入新闻媒体研究其可能的传导途径。基于我国A股市场所有上市公司2010-2018年面板数据的研究结果显示：上市公司通过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指数能够显著降低股价崩盘风险;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显著增加媒体报道的数量,而媒体报道数量增加能够显著抑制股价崩盘风险,即媒体报道在企业社会责任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进一步的拓展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指数中的股东责任对股价崩盘风险影响最大,而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权益、社会责任的影响不显著;与中性媒体报道相比,正面媒体报道和负面媒体报道的中介作用效果更强。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

我国尚未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制度的缺失导致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处于近乎空白的状况,财务报告中只包含少量定性的社会责任信息,使信息披露与公司价值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信息披露缺乏内部动力.     

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与利益相关者建立互信关系、获取竞争优势、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深入的宏观背景下,具有海外背景的管理者在企业中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已有研究探讨高管海外背景对海外融资、对外投资、跨国并购等的影响,尚无研究关注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        基于高阶梯队理论,从高管个体特征视角研究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选取2010年至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结合手工收集的高管背景特征信息,使用OLS回归、倾向评分匹配法和Heckman两阶段回归方法检验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社会责任间的内在联系。        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的海外背景显著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相对于无海外背景高管的企业,拥有海外背景高管的企业其社会责任评分更高、评级更好;当企业高管团队中拥有海外背景的高管人数越多、在高管团队中的比例越高时,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当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更大时,高管能依赖用于理性判断的信息更少,此时作为高管认知结构和价值观念代理变量的海外背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更强。在解决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和样本选择偏差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        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将高管海外背景的经济后果拓展到企业社会责任领域,为高管海外背景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并从个体层面拓展了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作用机理提供新的证据。从现实意义上,研究结论为国家海归人才引进政策、企业高层次海外人才招聘和选拔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     

海外并购不是钱的问题

在很多中国企业看来，金融危机是一个商机，因为他们可以实现过去难以进行的海外并购。但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成功率却甚为忧人。金融危机爆发当年，中国海外并购升至205亿美元，但当年并购亏损竟达约2000亿元。     

社会责任会计理论研究回顾

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了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及其信息披露问题的研究。目就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在世界范围内还处于一个不断发展和摸索的过程中。我国学者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本文对社会责任会计理论研究从研究观点的角度进行了总结。     

社会责任强制披露下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考察——基于 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经济后果一直是近年来理论界研究的焦点.在强制性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中, 管理层对社会责任报告第三方鉴证的自愿选择权反映其机会主义动机, 本文尝试切入企业违规风险的视野, 考察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经济后果.研究结果表明, 从影响效应看, 社会责任强制披露与企业未来期违规风险呈现出显著正相关关系, 进一步分析表明, 在未进行第三方鉴证的公司中, 社会责任强制披露与企业未来期违规风险呈显著正相关, 而在自愿进行第三方鉴证的公司中两者间不相关.从作用机理看, 社会责任披露对企业未来期违规风险的影响渠道主要来自于管理层代理成本, 而不是大股东代理成本和信息环境.从治理因素看, 内部控制质量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均未对上述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形成显著的治理监督效应.本文在理论上为社会责任强制披露的经济后果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支持, 在实践上为监管部门优化社会责任强制披露以及鼓励社会责任报告第三方鉴证等制度安排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     

企业社会责任与环境绩效:“真心”还是“掩饰”?

企业社会责任是真心实意为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还是掩饰环境绩效不足的工具?本文以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公司社会责任与环境绩效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与环境绩效显著负相关,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存在着环境掩饰现象。本文进一步从企业内部动机、监管压力和信息不对称角度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环境掩饰的作用机理,结果发现:(1)依据企业内部动机的分组发现,环境掩饰动机低的国有企业和低捐赠支出企业,其企业社会责任与环境绩效无显著负相关性;(2)依据外部监管压力的分组发现,公司所在地环境监管程度高的企业以及重污染行业企业,其社会责任环境掩饰现象不显著;(3)依据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分组发现,社会责任报告参照国际标准的企业以及审计机构为国际四大的企业,其社会责任环境掩饰现象不显著。研究结论为探究企业社会责任动机、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监管以及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规范提供了经验证据。     

并购业绩对赌、企业创新与发明者流动

本文研究并购交易中的业绩对赌条款对并购后目标公司技术创新和发明者流动的影响，结果发现：相比于未签订对赌条款的目标公司，签订业绩对赌条款的目标公司在被并购后，其创新数量和质量均发生显著的降低，这一效应随着业绩对赌所施加的业绩压力的增加而增加。进一步研究业绩对赌抑制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后发现，并购业绩对赌导致目标公司削减研发投入，并致使发明者离职人数增加和新聘人数减少，这些都削弱了企业的创新能力。有别于以往研究普遍强调业绩对赌契约对管理层的激励作用和对业绩的提升作用，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对赌契约的弊端，从而为并购双方设计更为合理的契约条款提供决策借鉴，也为监管部门通过加强并购市场监管推动企业创新提供有益参考。     

实地调研信息披露对股票知情交易概率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对公司进行实地调研赋予调研者信息优势,加剧其与未调研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中国深圳证券交易所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在是否需要披露调研活动的选择上存在差异,同时,2012年7月起深圳证券交易所将调研披露要求由在年报中集中披露改为在每次调研结束后两个交易日内披露调研细节,这为研究是否应该披露、应如何披露调研活动以减少前述信息不对称效应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了准自然实验。公司的股票知情交易概率反映其信息不对称程度,通过对比2012年7月前后实地调研活动对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知情交易概率的影响变化,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股票知情交易概率的相对差异变动,探讨实地调研信息披露对股票知情交易概率的影响。以公司总部所在城市的极端天气情况作为公司被机构投资者或分析师实地调研频率的工具变量,解决调研者的调研对象偏好与公司信息不对称程度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建立调研活动与公司股票知情交易概率的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股票知情交易概率与其被调研频率显著正向相关。但2012年7月后,前述正向关联显著弱化,且相对于无需披露接待调研情况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股票知情交易概率显著下降;在要求及时披露调研活动细节后,相对于机构投资者,分析师参与调研对被调研公司股票知情交易概率的抑制作用更显著,且调研中提的问题数量越多、问题的字数或对问题的回答字数越多,即调研挖掘并披露的公司价值相关信息越多,被调研公司股票知情交易概率的下降程度越高。及时披露调研细节有助于将机构投资者或分析师通过调研挖掘的与公司价值相关的信息迅速扩散到整个市场,抑制其进行知情交易的空间,显著降低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水平,而在年报中集中、笼统披露调研活动难以起到类似作用。上海证券交易所可考虑参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做法,要求上市公司及时披露接待的实地调研活动细节,以提升市场参与者获取市场信息的公平程度。     

本土投行并购业务崛起

近一年来，在国家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及政策鼓励并购重组激励下，央企重组、资源类企业整合等方面的并购行为大幅增加。同时，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快速恢复过来的中国企业也开始加快海外扩张步伐，跨境并购交易数量也呈现增长趋势。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创新高

2013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高度活跃,并购规模再攀新高。而回顾最近5年,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金额稳步攀升的同时,并购交易数量迅速翻倍,将目光投向海外市场的企业在呈几何级数增长。全球并购领域专业人士纷纷预计,中企今年将有更大作为,并将延续多领域、多主体、多地域投资的“三多”格局。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文献综述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虽然政府的一些政策已明确了企业所需承担的社会责任，但仍然难以保证企业乐意有效披露社会责任相关的信息。本文基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三个方面进行总结和分析，旨在于为今后的研究方向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