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心性修养与道教养生

养性（性功修炼）对养生（命功修炼）来说至关重要。首先,对中国哲学史上关于心性修养的学说进行梳理,有助于加深对养生的重要性的认识;其次,进一步探讨养性（性功）与养生（命功）的密切关系,得出养性是养生的第一要义的结论;最后,从养性与德行、养性与节制,以及在动静互涵中养性等方面探讨如何养性。     

朱子哲学之义理架构及其理论问题

朱子哲学的义理架构是理气二分、性情对言、心统性情。在这个架构中,心是神明不测的虚灵知觉,虽然不是性理,也不属情气,无所谓形上形下,但却可以包得形上之性和形下之情;心通贯动静,无间于未发已发,自身就是发动力,是性之主宰权得以执行、得以实现的动力。这是一个圆满的架构。但这个架构存在四个理论问题:一是性体无力的问题没有得到最终解决;二是心成了没有主脑的盲动;三是心对情进行宰制没有内在必然的合法性;四是道德责任难以落实。这就逼着朱子从心、性、情三个方面分别做工夫来弥补这些理论上的漏洞,这却使其哲学给人以支离破碎之感。     

理气之会转向理气之合——从朱子到船山的心统性情说

王船山心统性情说,发引心的人心道心两重性及其相互的关联,构建以两者相互作用来呈现性情的理论。他用“性体心用”的架构来阐述性的显明方式。虽然胡五峰以及朱子旧说都采用性体心用的思想结构,甚至朱子悟得新说之后,还曾在《知言疑义》里专门对胡五峰的性体心用进行过批判,然而船山“性体心用”,与胡五峰、朱子旧说不同,船山“性体心用”并非是已发之际对心的省察、存养,船山的“性体心用”充分伸张心思的面向,性在心之思的作用下以思之原则显现,该理路展现出“用中备体”的思想。     

理学鬼神观的哲学解读——以朱子为中心

在宋明理学家中,朱子对鬼神问题讨论得最多.他首先从阴阳二气的角度揭示了鬼神的存在本质,否定了世俗信仰中的惟灵论的鬼神观念.同时,他又根据祖先与子孙之间一气流通的生命相续关系,强调子孙生命活动之精神即是祖考精神的展现,因此,在祭祀时要以诚相感.在这两者基础上,朱子表达了对生命根源与归宿的敬畏,由此也使他的鬼神观念超越了宗教的形式而具有了哲学的意义.     

论修心炼性的道德践行意蕴——以嵇康养生为中心的考察

修心炼性是个体基于人性的认知,自觉提高道德认识、培养道德情感、磨练道德意志、进行道德判断、选择道德行为的道德实践活动。嵇康将修心炼性的道德实践功夫引入到养生实践之中。他把人性界定为人之自然欲望,认为养生的重要内容就是满足人的基本欲望,并防止嗜欲的膨胀,倡导运用心智的分辨作用,心灵的净化功能,心志的磨练力量,心境的陶冶功夫提升和超越自然欲望,紧扣了道德实践的核心问题,彰显了道德实践的内在觉悟,内在超越价值和身心保健功能;对于激发现代人道德实践的动力,提升道德践行的能力,促进道德生活化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     

理学工夫论视域中的“树”：以朱子和阳明为例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从"树"这一中国哲学中的典型意象入手,梳理朱子和阳明对同一意象的不同利用方式,并通过两者对"树"结构和生长的不同解读来分析两者在思想上的差异。第一部分简单梳理了中国传统中对"树"这一意象的运用,引出朱子与阳明对"树"意象的使用,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朱子以"树"为"气",以之为静观对象的思想,并由此反映出朱子在格物这一道德修养功夫上流露出的"有意识""刻意"的倾向,第三部分是对阳明以"树"为喻,对"心即理"进行说明,并以"心"为根,以枝叶为"节目",将功夫总结为培养本源,保持体用的整体性和上下的一贯性,第四部分根据阳明的"树"喻按条目分析了心学的功夫论,主要落实在内在的善念和身外位置的把握。最后一部分总结了树的意象与理学功夫论的分歧,可以用"种"和"格"区分心学和理学功夫论的差异,从功夫对象来说就是以"生"为主的根茎和以"成"为主的花实的区别,因而可由"树"喻见心学功夫达道的必然性。     

论儒家伦理中的“亲亲”之道——以《春秋》为中心

“亲亲”是儒家伦理的基本价值,公羊家常言《春秋》尚质,尤重“亲亲”之情,《公羊传》于此义多有发明。尤其面对现代人所说的伦理困境时,儒家亦常基于“亲亲”之情而予以化解,进而将这种精神落实到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具体设计之中。近些年来,对于“亲亲相隐”的问题,学界颇多讨论,而其重心则在处理情感与国法的关系。然而,这些讨论对经典的征引实嫌不足,尤其于传统法律的理论与实践,皆阙而弗论。本文则围绕《春秋》中的相关史料,并涉及部分法律文献,对此问题重加审视,从而将价值阐释与法律实践结合起来,体现儒家兼顾法意与人情的精神。     

论孔子的君子之道——以《论语》为基准

孔子的君子之道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人人都整全地具有天道赋予的完满德性;二是人人还须通过不断地修身来成就自身的完满德性。而君子之道有三大关节：修己以敬,修己以安家,修己以安国、安天下。在孔子看来,修身中已经奠定了安＂家——国——天下＂的根本原则,因此安＂家——国——天下＂并非修身以外事,修身即在齐家治国平天下。     

关于理学心性论与禅宗心性论的思考——以胡五峰《知言》与禅宗分灯禅心性思想为例

南宋理学家胡宏的学术渊源,鉴于文献有缺,难有定论,而其学术思想,主要反映在《知言》一书五峰《知言》中含有大量批佛之处,然仔细推敲,其“非正宗”的心性论思想,确有诸多观点与禅宗分灯禅思想契合。笔者试就五峰关于“性”、“心”与分灯禅心性论关系等诸方面分别论之,以期对探究五峰学术渊源及儒佛心性论比较研究提供些许参考。     

天主教与佛教儒学化之比较与反思——以“礼仪之争”与“沙门议敬”为中心

"沙门议敬"的圆满解决与"礼仪之争"的不欢而散,共同昭示了一个主题:一种外来文化要想生存、发展,就必须在尊重本土文化的前提之下,走多元融合之路.同时启发我们,在文化发展日益世界化的今天,一些"西方中心主义"者坚持所谓"普世主义",并认为这种普世性要由欧洲和基督教文明国家输出的想法是错误的.     

生命的本质——以老子之“身”、“心”为中心

生命之"患"就是"身"之"患",破除生命之"患"就是使身体"不殆",生命的"长生"就是身体的长存,生命的"善摄生"就是身体的保全,生命对道、物的认知就是身体对道、物的"观"、"闻";心灵的存在就是对生命的威胁,心灵的活动就是对生命的伤害。基于此,老子认为生命从结构上看既是身体的存在,又是心灵的存在,从本质上看仅是身体的存在。即是说,生命的本质是"身"而不是"心"。     

论宋代道学话语的形成和转变——以二程到朱子的仁说为中心

宋代道学话语的形成,基于若干的社会一思想条件,就思想方面来说,如二程(程颢、程颐)道学思想的创立,二程人格与思想的权威的确立,道学精神对宋代知识人的吸引,都对道学作为一种思潮和话语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学内部的学术讨论,具体规定了道学话语的内涵。而追踪这种讨论的由分散到集中的过程、及其中讨论的问题和焦点的变化,则有助于理解道学话语的形成和转变。     

民国学人的理学救国论--以汤用彤、唐文治、贺麟为中心

民国时期,在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背景下,有不少学者积极推崇作为儒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宋明理学,汤用彤、唐文治、贺麟甚至把理学看作救国治世之良药,并且与民族气节联系在一起,这不仅是民国时期对于理学的一种深入解读,有益于理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传承和发展,而且有助于凝聚人心,弘扬民族气节,形成社会的重要精神力量。尤其是,民国学人提出理学救国,可以为今天的学术研究提供新思路;把理学与民族气节联系在一起,有益于当今的文化建设与复兴。     

晚清主流意识形态危机和道统之断裂——以废科举为中心的考察

科举制度确立后,遂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场域,承载并连接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功能,确保了儒学道统的绵延不绝。但晚清以来,面对西方的入侵和西学东渐,这一场域不仅出现了内部的分化,更面临场域外各种因素的挑战,而场域外的挑战又进一步促进了场域内对抗因素的成长。1905年的废科举则使主流意识形态场域崩塌,儒学因此失去了寄身之所,延续了两千余年的道统因此断裂。而道统是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秩序赖以维系的思想基础。中国不是宗教国家,道统更是承担着塑造共同价值观、凝聚社会共识、调整社会秩序的多重功能。因此,道统的断裂必然会导致政统的失序和社会的动荡。其影响甚至至今犹存。     

论“卫生”在晚清的含义——以《卫生学问答》与《中外卫生要旨》为中心

在19世纪之前,卫生与养生为同义词,皆指通过调摄身心以求健康长寿.传统养生通过对心神、起居、饮食等生活各方面的调理,祛除疾病,保护生命.到了19世纪中叶,在西欧的工业化国家中,现代卫生文明观念确立起来并传入中国.卫生一词作为Hygiene的中文翻译,拥有了新的内涵.最初文人士大夫们基于养生的理论理解和接受了西方个人卫生的一些理论与方法,在最初阶段,卫生一词含义相当模糊,并未脱离养生范围,这一现象在《卫生学问答》和《中外卫生要旨》中有集中表现.     

论儒家政治哲学的制度之维——以封建郡县之辨为中心

封建郡县之辨生动展现了儒家政治哲学的制度维度。从儒家政治哲学的视角看,依据各个制度的组织原则以及封建要素与郡县要素之间的交互融合程度,可以将历代封建郡县之辨所关涉的制度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封建制、郡县化封建制、封建化郡县制、郡县制。封建制与郡县制容易造成较大的政治危机,无论“其专在上”还是“其专在下”,都不利于维系共同体的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因此,能够更好地平衡仁与义、家与国、伦理生活与政治生活的郡县化封建制和封建化郡县制在整体上要优于另外两种制度。而在内部稳定和外部威胁的双重因素影响下,历史上的中国政治制度最终演变为某种程度上的封建化郡县制。     

陆王心学与早期禅宗心性论关系的再考察——以王阳明和神秀、慧能为中心

理学与心学是宋明理学中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流派.作为陆王心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王阳明继陆九渊“发明本心”之后,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等思想命题,使宋明理学更进一步接近“中正仁义”的“人极”指向.王阳明险象丛生的政治生涯以及早年的参禅经历皆为其心性思想的重要来源,而后者往往为学界所忽视.通过将王阳明以“致良知”为核心的心性论与禅宗北宗神秀、南宗慧能的心性思想作相关比较,分析与诠释其对早期禅宗代表人物神秀、慧能心性思想的借鉴、融合,有利于了解宋明理学与禅宗之间的相互融摄关系;发现儒佛两家在为学理路、思想旨趣等方面的具体差别;并对探究宋明时期儒家心性思想为何由传统之人生、伦理视角转向心性本体层面提供有益参考.     

《大学》“絜矩之道”思想的历史诠释与现代价值——以朱子为中心的讨论

"絜矩之道"为《大学》之秘旨、平天下之要道,它始于孝悌慈、人心所同然之善,在上位者以身作则,做好表率,上行下效,百姓自然受到感化,兴起道德良知。"所恶勿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絜矩之方,为爱人之恕,将心比心,学会换位思考,为他人着想,在立体的社会关系网中,大家相互敬重理解。对于统治者来说,一定要体恤民情,让老百姓都能过上好的生活,保证其孝悌慈之良善能在现实中充分展开。与民同好恶,则体现了絜矩之王道精神,要求统治者以天下心为心,本着天下为公的仁爱精神,一心为百姓谋福利,不能盘剥民财,供自己享乐。絜矩之道要求先慎乎德,修身为本,德本财末,财为天下用,体现了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由于朱子的影响,"上行下效""将心比心"成为妇孺皆知的思想观念。近代以来,絜矩之道与平等、自由、权利、爱国等现代观念建立了密切关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也离不开絜矩之道的基本精神。     

诚体与动静:再论周敦颐对理学的奠基——以《通书》为中心的讨论

作为道学宗主的周敦颐在宋明理学的传承谱系上有着极高的地位,他借由《太极图》和《太极图说》所抛出来的无极太极之争也成为理学史上引发无数讨论的一桩公案,但也正因如此,历来对周敦颐的理解和阐释多聚焦在《太极图说》的相关问题上,而《通书》中所包含的更为广阔深邃的面向则较少被展开。文章以《通书》的文本为主,从立儒家本体(诚体)、举理学纲目(动静)、阐圣人幽微(学圣)三个面向探求周敦颐对儒学的构想如何深刻影响宋明儒学。《通书》所具有的典范性和开创性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周敦颐为何会被推尊为理学之开山。     

论王夫之诗评中比较批评之运用——以唐诗批评为中心

王夫之将比较批评方法广泛运用到诗评中。从历时性纵向比较凸现诗体、诗风流变历程,以共时性横向比较作家作品、风格彰显个性特色。并纵向与横向相结合作诗作比较来透析其传承与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