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海禁政策及其对中暹经贸关系的影响

136 8年明朝建立后 ,朱元璋实行海禁政策。采取海禁政策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他开国之初国防上的需要 ,除了针对倭寇之外 ,更主要的是针对张士诚、方国珍等残余势力。明代私人海商活动也已成力明朝政府最大心患之一 ,实行海禁政策也有防范明代私人海商的一面。至隆庆元年 [15 6 7],明朝政府被迫放宽海禁。 2 0 0多年的海禁政策 ,影响了中暹经贸关系。海禁的严紧和松驰对朝贡贸易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明廷制定的海禁政策 ,只是束缚了中暹民间的海外贸易 ,而为官方的垄断贸易提供了条件。隆庆时期 ,海禁宽驰 ,民间贸易便成为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的主要形式。     

隆庆开放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明王朝从建立到嘉靖末年,一直实行海禁政策。隆庆皇帝即位后,才正式宣布解除海禁,准许私人出海贸易。也正是在隆庆、万历年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东南沿海地区才得到较快的滋生和成长。本文仅就隆庆开放和世界市场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促进作用作初步探讨。明初,“太祖定制,片板不许下海。”(《明史·朱纨传》)严禁私人出海贸易。明王朝和海外诸国的货物交换,仅仅限制在受到严格控制的     

明代"达官"在内地卫所的分布及其社会生活

明代北元后,一大批北方少数民族如蒙古族、回族、女真族等接受明政府的统治,他们基本上被安置于全国各地卫所里.明代卫所"达官"的出现,与明代民族政策和卫所制度有密切的关系.学界对这批少数民族的研究由来已久,但多集中于对北元与明朝民族政策、民族关系和明朝"九边"的防守等问题.本文通过对这批官军在明帝国的各地卫所(不包括边疆羁縻卫所)的详细考查,认为,由于政府的妥善安置,他们的物质与社会文化生活都是丰富多彩的,对明帝国的民族融合、社会稳定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明代广东的对外贸易

<正> 在明代,广东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地区之一。明代广东的对外贸易,若从贸易的方式看,可以分为市舶贸易和商舶贸易两种。明人王圻说:“贡舶与市舶一事也。……贡舶者王法之所许,市舶之所司,乃贸易之公也。海商者王法之所不许,市舶之所不经,乃贸易之私也。”①这种解释,在严格执行海禁时期,从法的观点来划分,分为合法贸易,即贡舶贸易,非法贸易,即商舶贸易,是对的。但隆庆以后,海禁松弛,允许海商出洋贸易,商舶贸易不再是非法而是合法的了。因此,本文所说的贡舶贸易,以王圻所说为据,商舶贸易则包括海商的合法非法贸易在内,并不拘泥于海商的非法贸易的叙述。今为便于叙述起见,先从贡舶贸易谈起。     

论17-19世纪闽南海商主导海外华商网络的原因

从清代前期到鸦片战争前夕,闽南人一直主导着海外华商网络,其影响力至今犹在.闽南海商集团崛起于宋元时期,明代中期以后,以漳州人为主的闽南海商成为中国走私贸易的中坚.明代后期漳州月港被定为中国帆船的发舶地、清初厦门被定为往南洋贸易的发舶地、长期垄断对台交通和移民等,都是闽南人独特的发展机遇,从而使闽南人在发展海外贸易和海外移民、组构海外商贸网络等活动中占有先机.郑氏海上帝国时期是海外华商网络的黄金时代,以泉州人为主的闽南海商集团掌控了北起日本、南括东南亚地区的东亚、东南亚华商网络.     

明代沿海城镇对日贸易浅谈

一明代中后期,也就是自嘉靖中期至明末,随着中日官方贸易的断绝,两国的民间贸易却出现了一个大发展的趋势。自嘉靖二十八年(1549)以后,明政府以东南沿海受到倭寇骚扰为由,中断了官方的“勘合贸易”并厉行海禁。但两国商人则千方百计冲破海禁,互通有无。特别是在东南沿海一些城镇,这种交往达到了高潮。在浙江的宁波,由于受到传统的勘合贸易的影响,两国商人往来频繁,还出现了专门与日商交往的商人团伙和店铺,尽管在官方贸易断绝之后,来     

东南亚胡椒与明代社会经济

东南亚胡椒在明代的中国,其不仅是饮食调味、医疗保健的重要原料,亦被赋予了多重经济职能。在朝贡贸易、海禁政策、白银短缺、民间走私、隆庆开海等多重因素的交织作用下,作为舶来品的胡椒不仅成为明廷赏赐百官、奖励军功、支付薪俸的主要物品,市舶抽分、进口商税的重要来源,而且时常作为商品贸易的纽带和润滑剂,甚至有了货币职能的雏形。     

文化、交易费用与贸易效率的影响分析

国际贸易是在跨文化环境中进行,文化是影响贸易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论文发展了一个国际贸易成本模型,揭示了文化、交易费用与国际贸易效率之间的关系,并运用模型研究了两种典型的文化传统对交易规制的选择,及其对交易费用和贸易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合理选择交易规制,有效地处理文化与贸易的关系,对降低贸易中的交易成本,提高贸易效率是至关重要.     

近代福建与日本的贸易及文化交流

福建与日本的贸易及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早在明代以前,福建泉州与日本冲绳（时称琉球）的交往已很频繁,史称“彼此互市,若比邻然”。即使是在明初及明末清初,中国社会动乱不安,而封建统治者又施行严厉海禁政策的情形下,泉州与冲绳的交往也没有停止过,海上私人贸易仍十分活跃。据《安平志》载：“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三月,日本商船数十只,直来围头、白沙等澳停泊,四方上产货如月港新线、石尾棉布、湖丝、川穹,各处逐利商人,云集于市”①。不仅日本商人大批来华贸易,福州、福清等地也有很多商贾赴日本贸易并侨居日本九州长崎…     

贸易自由化、竞争与产业制度变迁

当下,国有企业改革已经成为存量改革的最大阻力。通过降低关税的贸易自由化政策是迫使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退出市场的途径之一,从而促进产业制度变迁。然而,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其传统优势维持市场份额,这成为了关税政策对产业制度变迁影响机制的一个强有力制约。在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制度变迁进行了回顾与理论分析后,本文利用2003-2008年产业面板数据,就贸易自由化对产业制度变迁的影响途径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印证了前面的理论分析,发现只有考虑了市场竞争程度与关税的交互影响之后,降低关税才能对减小国有企业市场份额起到显著正向作用。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有助于贸易自由化和促进产业制度变迁,从而加快存量改革。     

论明初的海禁与朝贡贸易

海禁与朝贡贸易是明初对外关系的两件大事。明初实行海禁的主要目的是抵御倭寇,它对于加强海防、维护新生的明王朝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与海禁相辅相成的朝贡贸易包含着相当大的商业成分,它首先考虑的是贸易,其次才是政治。因其在执行过程中,加重了地方的财政负担,引起地方官员和民众的不满,加剧了朝廷与地方的矛盾,因此难以长期维持下去。     

海外华商企业产权构造初探

产权体系是企业制度结构的中枢 ,是影响企业效率的最基本的因素之一 ,也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其他企业制度构造最本质的要素。海外华商的企业产权制度经过长期的吸收、融合、变迁与调整 ,逐步形成了既有与西方企业产权制度相似之处 ,又有所区别的独具特色的产权制度构造。对此类深具华文精神的企业制度进行探讨 ,对我国正在进行的企业改制或许有所裨益     

基于政府性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模型

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制度变迁的收益和成本以及制度变迁的效率无不与政府息息相关,政府的性质将直接影响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绩效和决定其成败。"扶植型"、"掠夺型"作为两个对称的理论概念,反映了两种具有完全不同性质的政府的基本行为模式。     

论嘉靖时的倭寇问题

<正> 倭寇是明代的大祸患,对人民生命财产、生产事业、海防、交通都带来巨大损失,经数十年才平定。历来人们都认为御倭战争及其将领是值得赞颂的,但是近年来有人提出这是传统的旧看法了。他们则从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和海禁政策的弊端来探讨倭寇问题,认为倭寇具有“反海     

基于政府性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模型

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制度变迁的收益和成本以及制度变迁的效率无不与政府息息相关，政府的性质将直接影响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绩效和决定其成败。“扶植型”、“掠夺型”作为两个对称的理论概念，反映了两种具有完全不同性质的政府的基本行为模式。     

论明中期以后的海外贸易

明中期以后,海禁政策日渐松弛,私人海外贸易得到迅速发展。尤其是隆庆元年部分解除海禁以后,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白银大量地流入中国,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东南沿海地区最早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国内生产力的提高是社会发展变革的根本原因,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外部因素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在此期间,海外贸易的发展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滋生、成长几乎同步进行。     

工业化进程与制度变迁关系分析

制度变迁和工业化进程的关系是密切相关的,不同的工业化阶段,有主导制度变迁的不同力量。我国制度变迁由四个阶段组成,即政府主导型变迁阶段、效率主导型变迁阶段、技术创新主导型变迁阶段、分配主导型变迁阶段,当前主要采用的是效率主导型制度变迁模式。     

谁掌握着贸易主导权:清末山东对日贸易中的日商与旅日华商

1870年代至1912年是近代山东对日贸易的早期阶段,这一时期,随着烟台、青岛、济南相继对外开埠通商,日本移民和日商开始阑入这些城市,从事各种商贸经营;与此同时,通商口岸的华商与旅日华商亦在日本设立行栈,开展进出口业务。当时对日贸易并非由日商独揽经营,而是与华商的经营活动有着密切关系,相当部分的商品进出口由华商组织。实际上,华商的参与和影响力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早期贸易的主导权。     

论明代皇权与皇位继承

我国封建社会专制皇权呈不断加强之势。至明代,皇权之威严、待功臣之刻薄、折辱杖杀朝士之残忍,为前代所罕见,致使朝臣人人自危,朝政日趋腐败。腐朽落后的嫡长子继承制,使明代帝王从政素质退化,一代不如一代。专制皇权的高度发展与传统的皇位继承制度,是有明一代政治上的两大弊端。明帝国的衰落败亡,正是首先从专制皇权内部的腐烂开始的。     

近世中日朝海禁比较

将近世中日朝“海禁”问题置于“东亚海域”和“文明冲突”两个视角中进行比较,既是一个新的尝试,同时突显了新的意义。在“东亚海域”视角下,中日朝“海禁”呈现共存、互扰和矛盾的特征;在“文明冲突”视角下,中日朝“海禁”都经历了因中华文明而“禁”,因西方文明而“开”。在禁与开的过程中,中日朝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时所分别表现出了不同的反应,由此而引出近世“海禁”对当代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