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教论

诗本指有韵律、可歌唱、可朗诵的歌词,向有庙堂草莽之分。庙堂之诗追怀先王陈迹,记录当朝得失,政教合一,抒情克制,具有熏陶君子、兴观群怨、事父事君的治国功能,故五帝夏商西周春秋九代官方无不重视;草莽歌谣记录平民生活、无关治国理政、主要愉悦性情、抒情多无节制,故九代官方莫不无视。商末至清末长期实行宗法制,大部分贵族不断平民化,庙堂思想文化遂不断下移;春秋时代钢铁文明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草莽思想文化水平亦有所提高。两相作用,遂使春秋时代郑卫宋齐四国庙堂草莽交融为“郑声”,战国时代楚国文人融合草莽歌谣创造辉煌楚辞,汉代文人模仿民间乐府创作《古诗十九首》等新经典文人诗,唐宋以后庙堂文人贩夫走卒均会作诗,诗教的治国功能和娱乐作用均受重视,在春秋至今的后九代,庙堂草莽逐步深度融合。春秋时代兼有九代后九代的特点,故兼属两个时代。后九代诗论、诗教理论长期停留在九代,与诗歌创作诗教实践脱节,故均需重新检讨。     

《论语》的“乐学论”解读

要真正理解和把握《论语》的“乐学论”,首先需要弄清楚孔子所言“学”何谓、如何“学”、为何“学”这三个问题。本文通过深入探讨这三个问题得出以下结论：“学”是“成己”,是乐在心,故谓之“独乐”;“时习之”是“成己”并“成物”,是乐主发散在外,故谓之“众乐”;为己学而“乐”,是“成己”而后“成物”之乐,故谓之“至乐”。     

郑声辨

自孔子说“郑声淫”以来,依经引申者有之,释词发微者有之,违义曲解者亦有之。说者不一,读者生疑。郑声究竟是“邪淫之乐”(张载《经学理窟》)、“靡靡之音”(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还是“音声之至妙”(嵇康《声无哀乐论》)?孔子反对郑声,是否也反对《郑风》?论诗与乐,“崇雅斥郑的原则”到底对不对?这些问题,牵涉到如何理解和评价古代文艺观的问题,确有察辨探讨的必要。一提到郑声,旧说以为“淫声”:“郑国之音,谓淫声也。”(《辞源》)一九七九年新版《辞海》的解释去掉了“淫”字:“原指春秋战国时郑国的民间音乐,因同孔子等提倡的雅乐大相径庭,故受儒家排斥。”虽未直接指出郑声的音乐特征,却离了贬义,     

“知行说”“学知行说”考辨

《尚书》的“知行说”产生于青铜文明的商代,孔子的“学知行说”产生于钢铁文明的春秋时代,二者都是官员培养和国家治理的理论,都强调君子躬亲实践国家治理之学的极端重要性。前者虽然包含了理论学习的含义,但并不重视理论学习;后者则特别强调学习国家治理理论对培养官员、治理国家的重要意义,是春秋至今最重要的国家治理哲学。战国至今长期轻忽“学知行说”,而将“知行说”抽象化为教育哲学,这对国家治理、教育科研的理论和实践都是有害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其基本理论之一就是孔子总结的仁学礼学,仁学要求君子治国富民,礼学要求君子按公认的准则获取有限的私利,旨在社会共同富裕,而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优秀之处和核心价值观所在。根据这一理论的发展轨迹,可将中国思想文化史分为五个时期：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治国理论产生并定型的“先王之道”时期;九代后九代之交孔子师徒祖孙总结发展“先王之道”,创造“新王之道”的时期;后九代“百家争鸣”的战国子学时期;汉至清代反复解读“先秦经典”,间出己意的经学时期;清末民国要求全盘西化实未全盘西化的时期。如此分期长处有二：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理论和核心价值观发展脉络很清晰;二是可实证每个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虽然千差万别,言人人殊,但基本理论和核心价值观一以贯之。     

孔子“诗教”对于“诗教”传统的革新

孔子的诗教思想是对“诗教”传统思路的继承,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空前的革新。孔子重新整理和删订了“诗教”的教材,针对贵贱、贫富、善恶、性情等可能存在差异的不同对象,实行因材施教的启发诱导式的教育。孔子的“诗教”思想奠定了中国古代诗学的基础。     

《乐记》与中国古代的乐教

《乐记》是西汉中期以前古代儒家论“乐”的综合性论著。《乐记》中的“乐”,为原始性的“乐”,其内涵是诗、歌、乐、舞、的总称。古代儒家首先重视的不是作为艺术存在的“乐”,而是作为个人的道德修养的必要方面的“乐教”。《乐记》反映了先秦“乐教”的主要特点:强调音乐的中和之美,反对侈乐;强调音乐演奏的次类相等,反对僭礼之乐;强调闻乐知德、闻乐知风,推崇古乐、反对新声。古代乐教与礼教密切相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制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孔子的诗乐教育理论新探

春秋时期 ,诗必配乐以歌之舞之 ,因此 ,孔子重视诗教 ,更重视乐教 ,穷毕生精力删《诗》正《乐》 ,以作为教育学生的主要内容之一 ,即所谓“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在诗乐教育理论方面 ,孔子不仅将诗乐视为个人抒发情感、陶冶情操、修养德性以提高人的综合素质的重要内容和必经门径 ,而且将诗教、乐教和礼教结合起来 ,作为移风易俗、改造社会、实现仁德政治之理想社会的必要手段和途径。孔子的诗乐教育理论内容宏富 ,博大精深 ,是孔子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中的精华 ,仍值得我们继承和借鉴 ,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服务     

周代乐教思想体系的系统厘析

周代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启蒙时代,也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早的“人的觉醒”时代。周代的思想启蒙,表现为“人道”对殷商“神道”的袪弊。周代思想家讨论的“人道”,是“内圣外王”之道。“乐教”就是周人“外王之道”中辅助礼教、实现德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周公制礼作乐,音乐理论在周代达到高度繁荣,形成了丰富完整的思想体系,包括“本于太一”“天地之和”的音乐起源论,从“古乐”到“新乐”、从“德音”到“奸声”的历史演变论,“乐以象德”“声以和乐”的音乐本体论,“管乎人情”“制之礼义”的音乐创作论和“审乐知政”“和乐成顺”的音乐功能论。对周代乐教的思想体系作出系统考析,不仅可为全面认识周代音乐理论的辉煌提供可贵的参考,而且对于今天认识音乐的真谛和使命具有值得珍视的启示意义。     

"郑声淫"考论

有关"郑声淫"的传统解释,多不离<诗经·郑风>,或认为"郑声"则<郑风>,或认为"郑声"乃<郑风>之音乐.前者与"思无邪"及<诗>之为经相抵牾,后者乐淫而诗不淫的观点有违"诗乐一致"的原则.事实上,"郑声"是产生于<诗经>之后的一种"新声",与<郑风>无关.<郑风>与"郑声"虽然都不脱郑俗的影响,但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前者虽难掩其浪漫与野性,但却自然、纯净,符合孔子时代的"无邪"标准;后者则以满足声色享受为目的而有涉于淫,故孔子称前者为"无邪",而斥后者以"淫".     

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兼论战国《诗》学系统

《墨子》引《诗》与“汉代四家诗”各本相应篇章对校,有40%左右的语句差别、10%以上的字词差别,另外还有名称、章次、句次差别等,这说明在《墨子》成书与流传的战国时期,《诗三百》有多种版本在流传。墨家引《诗》,遵循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训”的《诗》学观念,论《诗》时没有“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这与儒家解《诗》论《诗》时所奉行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不同。由此可以看出,与儒家《诗》学观属于孔子开创的“诗教《诗》学系统”不同,墨家引《诗》解《诗》论《诗》所展现出的《诗》学观,应属于传统的“历史《诗》学系统”。     

《孔子诗论》“《关睢》之改”义蕴考释——以《关雎》乃《诗三百》之首为考察视角

上博简楚竹书《孔子诗论》，为什么用“改”字来概括《关雎》？这一点要结合《关雎》这首诗在儒家诗教中的特殊地位来考察。从产生的历史语境看，《关雎》是周公取之民间用以教化南民的乐歌，《关雎》为《诗经》之首，体现了周公以礼治国，想从婚姻家庭的角度拨乱反正，以移风易俗的观念。孔子重视《关雎》，体现了孔子“以礼节情”的诗教观。而《孔子诗论》传承了孔子的诗学观念，因此，“《关雎》之改”的“改”字，从文本的主题义来看，就是改正、纠正，即从男女之事转到婚姻之礼。而从文本的主旨义来看．则具有移风易俗．以礼节情的丰富义蕴。     

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初探

《论语》中提到的“乐”,是广泛流传于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舞蹈、诗歌相结合的一种艺术形式,孔子论“乐”的侧重点是音乐,如《论语》中出现的“歌”、“击磬”、“钟鼓”、“瑟”、“歌乐”等等,说的是歌唱和奏乐的音乐形式。在孔子的美学思想中,其音乐美学观占据着重要位置。孔子非常重视“乐教”,他明确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将音乐教育同“诗”和“礼”的教育相提并论。主张人格的完善是在“诗”、“礼”、“乐”的共同教化中完成的。孔子为什么如此重视音乐教育呢?因为音乐具有强大的美感力量。他在谈到…     

"义"、"事"之别与"今"、"古"之争及其现代学术意义

在经学史上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对于孔子和《春秋》的看法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今文家视孔子为一政治家 ,因此 ,今文家以“春秋重义不重事”为方法论而重“义”轻“事”即重论轻史 ;古文家认为孔子是一位史学家 ,他们强调《春秋》的“史”的意义 ,故古文家重视对于六经中的音韵训诂、典章制度的考据。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学风 ,对于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诗”——孔子素质教育思想的全面性刍议

<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太史公在这里列举弟子及其贤人的数据,足以证明孔子素质教育的全面性.这种全面性的素质教育,又是以诗教为首的.在孔子看来,于古之三千多首诗中,经他删定而形成的<诗>之三百五篇,都是精诚而纯正的.     

关于《春秋》叙事的几个问题

不能据《春秋》中的"仍旧"之文来否定孔子在《春秋》叙事笔法上的贡献,与《竹书纪年》比照,就会发现孔子"以义而制异文"的叙事特点。周朝礼乐教化所促成的取法于《诗》而"微言"的风气,至春秋末未减,故孔子修订《春秋》有取于《诗》。史与诗、戏曲"为体则异",但中国古代叙事诗和戏曲也有使用《春秋》叙事笔法者。虽然中国古代叙事源起于史官,但《春秋》叙事实出于对安身立命之儒家伦理的维护,儒家伦理在中国古代没有淡出,《春秋》叙事自然也不会从诸叙事文体中淡出。     

从《诗广传》看王夫之的诗情观

王夫之在《诗广传》中就诗学观谈的最多的是诗情,他把诗情分为裕情、白情、贞情、道情和沾忠滞之情、淫情、私情、匿情两类。王夫之认为诗就是表达人的情感的,但他的诗情观还是属于“温柔敦厚”的诗教。     

“六艺”出自巫史考——兼论孔子与《六经》之关系

《诗》、《书》、《礼》、《乐》、《易》、《春秋》原称“六艺”,在孔子之前和孔子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并不称作《六经》,直到《庄子·天下篇》出来后,才将“六艺”称作《六经》。孔子创立儒学、兴办私学,以“六艺”教人,这个“六艺”不是指《周礼》中的礼、乐、射、御、书、数,而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典籍,直到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仍然称这六部典籍为“六艺”:“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典籍,自人之学习言之,谓之“六艺”;自其书言之,谓之《六经》。本文所论之“六艺”或《六经》者,均指以上的六部典籍。中国古代儒家学说的建立、儒家学派的形成与孔子对于这六部典籍的编纂、诠解、传授是分不开的。     

论叶适对《诗》的史学解读

叶适认为,《诗》既是儒家经典,本质上又是史书,故对《诗》亦应从史学角度展开解读。他联系历史对小《序》进行辨误,试图还原诗教原貌;利用《诗》《序》、周史考补《诗》本事,意欲彰先圣教化,获得经世治国的教训与启示。叶适反对"孔子删诗说"显示了他对史实及《诗》文本的尊重。叶适以史解《诗》既为匡补汉、宋之学流弊,又反映了他兼顾经史、核义理与见事功并重的治学思路。叶适阐发的"经亦史"的观点代表了"永嘉学派"的经世致用观念,成为明清时期社会改革思潮的重要理论来源。     

孔子与《周易》

春秋时代,我国文化遗产的积累已经稍为丰富,如战国人所谓“六经”、西汉人所谓“六艺”——《易》、《书》、《诗》、《礼》、《乐》、《春秋》,当时都有一些传本,为士大夫们所诵习。孔子在整理、传授“六经”方面有着一定的贡献,这是古今学者所公认的;不过,由于社会的变乱,尤其是秦火的浩劫,记载残缺,孔子与“六经”的关系究竟如何?在这方面的贡献究竟有多大? 则古今学者颇有不同的看法,聚讼纷纭,至今莫衷一是。我们今天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的指导下,给予孔子以客观的、全面的、正确的历史评价,对于这个问题——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还需要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