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幸福感、社会资本与公益性捐赠

企业公益性捐赠引起研究者们广泛关注，已有研究重点关注企业公益性捐赠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但关于企业公益性捐赠的利他动机研究不足。地区幸福感是一种具有利他性特征的综合性社会资本，幸福感正在被运用到更多的管理学研究之中。 从地区幸福感这一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资本视角入手，以2007年至2013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Tobit、OLS、Logit等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地区幸福感与企业公益性捐赠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产权性质和制度环境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区幸福感对上市公司的公益性捐赠行为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即地区幸福感程度越高，其所在地区的上市公司公益性捐赠的可能性越高、捐赠水平越高，但这一正向影响仅存在于民营企业中；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助于促进地区幸福感对企业公益性捐赠的正向影响，并且这一正向激励效应在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中不存在显著差异。 研究结论拓展了企业公益性捐赠的利他动机研究；通过对幸福感与信任、网络、道德伦理规范等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初步构建了地区幸福感与企业公益性捐赠的理论关系；从社会资本角度将地区幸福感导入企业社会责任尤其是公益性捐赠行为的研究中，增进了福利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在公司治理层面的研究积累。 运用社会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对这些研究发现进行分析和解释，相关研究结论对于深入理解转型经济下地区幸福感的作用以及如何在新兴市场中构建幸福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企业捐赠中的锚定效应研究——基于“汶川地震”和“雅安地震”中企业捐赠的实证研究

锚定效应在经济活动中广泛存在,并对企业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采用A股上市公司在汶川地震和雅安地震中的捐赠数据,分析企业的捐赠行为是否存在显著的锚定效应。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汶川地震捐赠中,仅存在外在锚,企业捐赠存在显著的外在锚效应,如果同行业其他企业的捐赠比率越高、捐赠金额越多,则企业越有可能捐赠、捐赠金额也越多;在雅安地震捐赠中,外在锚和内在锚同时存在,内在锚效应占优,如果企业在汶川地震中进行了捐赠、捐赠金额越多,则在雅安地震中也越有可能捐赠、捐赠的金额也会越多。本文还发现,捐赠的锚定效应在现金持有水平高的企业中体现的更为显著。本文的结论对企业的捐赠决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启示。     

考虑捐赠行为的食品动态定价策略研究

由于质量控制不当和库存过多导致的浪费是企业管理易腐食品面临的主要挑战。针对当前食品浪费严重的问题，建立考虑变质率的动态定价模型，研究捐赠行为下单一定价、两次定价与多级折扣定价三种定价策略对食品企业最优决策的影响。通过数值分析，发现捐赠行为能够提升企业利润且在多级折扣定价策略下效果更为显著，但当折扣次数较少时，单一定价策略对考虑捐赠的企业而言更优；食品最初质量、变质率、打折时间点、捐赠时间点、税收返回比率均是影响企业定价决策的重要因素；若质量差异越大，企业在多级折扣定价策略下的利润会减少，而考虑捐赠行为会使得企业利润呈上升趋势；在变质率越高时，考虑捐赠的单一定价策略会降低企业的利润，但对多级折扣定价策略下的利润影响不大；当折扣时间越接近于捐赠时间点时，基于捐赠行为的多级折扣定价策略会更优；当捐赠时间点越接近于保质期时，考虑捐赠的价格策略会优于不考虑捐赠时的价格策略。此外，研究还表明增加税收返回比率对考虑捐赠下的定价策略不一定是有利的。     

捐助者还是受助者? 不同慈善捐赠主角与慈善捐赠类型匹配作用对捐赠行为的影响

有效的慈善呼吁方式是助推民众参与捐赠的主要手段之一。以往多数研究单独探讨了不同慈善呼吁主角对于潜在捐赠者捐赠行为的影响，然而，除宣传主角不同外，慈善捐赠类型差异也会影响潜在捐赠者的捐赠行为，但鲜有研究探究慈善捐赠主角与慈善捐赠类型的交互作用对于个体捐赠行为的影响。有鉴于此，本研究以慈善捐赠主角为切入点并结合不同的捐赠类型，探究慈善捐赠主角与慈善捐赠类型的交互作用对于捐赠行为的影响，并揭示了慈善捐赠主角人数对于该效应的调节作用。实验1A首先通过探索性实验验证了慈善捐赠主角与捐赠类型匹配会对不同捐赠类型的需求评估产生差异性评价，从而为后续捐赠行为的研究提供初步证据；实验1B通过线上问卷直接验证了慈善捐赠主角与捐赠类型的匹配作用对于个体捐赠意愿的影响；实验2通过实验室实验的真实金钱分配任务，进一步验证了慈善捐赠主角与捐赠类型的匹配作用对于个体捐赠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阐述了慈善捐赠主角人数在上述匹配关系中的调节作用。通过研究以期为不同慈善类型的慈善呼吁主角应用策略提供实践性指导，从而提升潜在捐赠者的捐赠行为。     

企业慈善捐赠水平影响因素条件组态研究

以92家A股民营上市企业为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研究企业内外部资源因素之间的联合互动关系如何影响慈善捐赠水平。研究结果表明:存在三个影响因素与捐赠动机相结合的不同路径,可支撑民营上市企业进行高水平慈善捐赠;企业产品与消费者直接接触、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存在缺陷,促进企业高水平慈善捐赠;无论企业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高低,政治关联度低的企业更倾向出于政治动机进行高水平慈善捐赠;处于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且融资水平高的企业,更倾向出于战略动机进行高水平慈善捐赠。     

董事网络联结与公司对外捐赠

对外捐赠是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形式之一,其行为背后的动机与后果一直都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以2009—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立足于董事网络联结的视角,探究了公司对外捐赠行为背后的战略性考量。研究发现：(1)董事网络中心度与对外捐赠呈现替代关系而非互补关系,公司董事的网络中心度越高,公司对外捐赠越少;(2)董事网络中心度与对外捐赠的关系受到公司财务风险的影响,上述关系在财务风险较高的公司中表现更明显;(3)区分董事网络的类型,董事网络中心度对捐赠行为的抑制作用主要来源于公司的非独立董事。本文的发现拓展了董事网络联结所引发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后果的研究,同时也为监管层和投资者理解和监督公司的对外捐赠行为提供了一定参考。     

产品市场竞争影响企业慈善捐赠的实证研究

基于企业慈善捐赠的动机视角,利用我国沪深两市的676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检验产品市场竞争是否对企业慈善捐赠产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处于正常竞争程度行业企业相比,处于强竞争行业的企业和处于弱竞争行业的企业都趋向捐赠更少,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与企业捐赠之间呈"∩"型关系。检验了规模、盈利能力、负债水平、直接接触消费者、所有制等因素对企业捐赠的影响,研究结果进一步支持企业慈善捐赠的经济动机观点。     

慈善捐赠、政治关联与债务融资——民营企业与政府的资源交换行为

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是为寻求金融资源而与政府互惠的一种战略行为.本文以2007-2010年1489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验证了民营企业慈善捐赠对债务融资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政治关联和政府的作用.研究发现,民营企业慈善捐赠有助于债务融资.这种效应主要发生在政治关联民营企业中,而且信贷分配市场化程度越高,慈善捐赠对债务融资的影响越小,政治关联对两者关系的影响也越小.进一步研究发现,慈善捐赠对债务融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长期借款上,管制行业政治关联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更有助于债务融资.政府通过对信贷分配的干预与民营企业进行资源交换,是政治关联民营企业慈善捐赠影响债务融资的关键.本文的研究立足于经济社会转型期中国的现实情境,从债务融资角度,证实了民营企业通过慈善捐赠“购买”金融资源的行为逻辑,这对于理解我国民营企业慈善捐赠动机和影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党建入章”对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研究

以我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党建入章”数据库,检验“党建入章”对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研究发现：(1)“党建入章”能够提高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2)当国有股东参与治理程度较低时,“党建入章”对民营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促进作用更突出;(3)在企业家为非党员、不具备从军经历以及非国企改制而来的民营企业中,“党建入章”对民营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促进作用更突出;(4)在外部监督机制较弱的情况下,“党建入章”对民营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促进作用更突出。     

企业捐赠对创新的影响——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企业的慈善行为可以给企业带来收益。本文把企业的慈善行为和企业创新绩效联系起来,并研究企业盈利能力和冗余资源对上述关系的影响。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提出了研究假设,运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381家企业2010年到2014年五年的数据对相关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慈善捐赠数额与企业的创新产出绩效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当企业的盈利能力比较强或者企业拥有更多的冗余资源时,企业的捐赠行为对企业的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强。     

慈善捐赠、管理者乐观预期与企业过度投资——基于动态认知偏差视角

企业慈善捐赠虽然改善了社会整体福利,也能为企业带来多重经济利益,但是其对管理决策所产生的心理效应却常常被忽略。本文采用2009—2019年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慈善捐赠通过扰动管理者心理预期最终影响投资行为的过程。研究发现,慈善捐赠水平较高的企业也更容易过度投资,并且,基于动态认知偏差理论,我们发现管理者过度乐观的认知偏差在慈善捐赠与过度投资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上述关系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在进一步分析中我们发现,上述乐观预期不仅体现在企业投资领域,慈善捐赠较多的公司在研发创新以及市场拓展等方面也更加激进。研究结论拓展了企业慈善捐赠后续效应的相关研究视阈,同时也为企业过度投资的产生机理提供了新的路径解释。     

官方慈善组织声誉受损、声誉惩罚与民营企业捐赠行为

声誉是慈善组织重要的无形资产,声誉受损可能减少其社会捐赠来源,进而影响慈善组织的生存与发展。使用全国民营企业捐赠调查数据,本文从声誉惩罚的角度研究官方慈善组织声誉受损如何影响民营企业捐赠行为。实证结果表明,官方慈善组织声誉受损具有声誉惩罚效应,与其合作的民营企业捐赠金额显著下降,且这一效应溢出至民间慈善组织;此外,在慈善组织市场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声誉惩罚机制可能失灵,所属行业与政府关系密切以及具有政治身份的民营企业其捐赠金额受官方慈善组织声誉受损的影响较小,即官方慈善组织声誉受损对偏公益目的的民营企业捐赠金额影响相对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如地区慈善组织发育程度和社会信任程度)以及完善的企业内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有助于缓解官方慈善组织声誉受损对民营企业捐赠金额的不利影响。本文的结论对探索慈善组织声誉受损的微观影响机制以及慈善组织优化声誉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有企业的经理激励契约更不看重绩效吗?

在人们的固有观念中,非国有企业更加利润导向,因此,非国有企业经理的薪酬激励和解职惩罚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要强于国有企业。然而,已有文献并没有为该观点提供有力的证据支持。本文认为,国有企业对经理人的显性业绩要求、受到更强的社会监督、更弱的掏空动机、加之诸多非国有企业经理人身份的特殊性,使得国有企业经理激励契约较非国有企业更为看重公司的绩效表现。本文实证检验发现,国有企业CEO的薪酬与会计绩效、解职与会计绩效的敏感性均高于非国有企业,从而表明国有企业的经理激励契约更加绩效导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承担的社会目标尽管增加了CEO的在职消费、提高了政治晋升的可能性,但是并没有改变CEO的薪酬绩效敏感性和变更绩效敏感性。同时,我们还发现CEO解职、CEO薪酬与公司市场绩效并不相关,且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市场绩效激励契约方面也并无显著差异。     

管理成本、认知偏差对公益基金会捐赠收入的影响研究

本文使用RICF数据库中省级公益基金会年报数据与相关省份的统计年鉴数据，实证检验在不同的认知偏差因素作用下，基金会的管理成本对其获取捐赠收入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基金会的相对管理成本会更显著影响捐赠收入；在公益基金会认知程度更高的地区，辖区内基金会获得的捐赠收入越高；同时，认知程度能够正向调节基金会的相对管理成本对其获得捐赠收入的影响。据此，基金会应当根据该地区的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与捐赠者认知的状况，采取差异化的发展策略。     

国企与私企员工组织公民行为调查——以天津地区企业为例

采用组织公民行为调查问卷，对天津一家国有企业与2家私有企业的100名员工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国企一员工比私企员工更多地表现出组织公民行为，但无显著差异：国企员工比私企员工更集中地表现出组织认同和协助同事，且差异显著；私企员工比国企员工更多的表现出自我充实，但无显著差异。不同性别和工作时间的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无显著差异。     

慈善捐赠、公司治理与股东财富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从事慈善捐赠,而企业这种利他主义行为会给股东财富带来何种影响却始终没有得到回答。通过研究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国上市公司的捐赠行为,本文发现慈善捐赠对于股东财富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不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累计超额回报率均和捐赠排名正相关,表明了慈善捐赠能够提升股东财富;而对于成长性高的公司而言,其捐款的机会成本较高,企业的捐赠活动降低了股东财富。更为重要的是,慈善捐赠对于股东财富的提升仅体现在大股东非绝对控股和机构持股的公司中,说明只有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才能够确保企业做出最大化股东财富的捐赠行为。本文的发现为更好地评价和规范企业慈善捐赠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经验支持。     

家族涉入、社会情感财富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基于全国私营企业调查的实证研究

民营企业普遍采用家族拥有的形式,家族在企业慈善捐赠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本文基于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研究了家族涉入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以及社会情感财富(传承意愿,包括企业主的交班意愿和子女的接班意愿)对这种影响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家族所有权比例、家族成员进入董事会和家族控制持续时间对企业慈善捐赠有显著正向影响,子女接班意愿对家族涉入与慈善捐赠间的正相关关系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相比企业主的交班意愿,子女接班意愿对慈善捐赠的影响更大。研究表明家族涉入赋予的权力和保存社会情感财富的内在驱动力促使家族企业积极参与慈善捐赠。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基于感知视角的非营利组织服务质量、捐赠效用对个人捐赠意愿影响研究

采用实证的方法验证非营利组织服务质量感知及捐赠效用感知2个构念的子维度结构,并对非营利组织服务质量感知、捐赠效用感知及其子维度与个人捐赠意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非营利组织沟通质量、组织响应是个人捐赠者对非营利组织服务质量感知的2个子维度;显性效用、情绪性效用、家庭性效用是个人捐赠者对非营利组织捐赠效用感知的3个子维度;非营利组织的服务质量感知及其2个子维度包括沟通质量和组织响应正向显著影响个人捐赠意愿;捐赠效用感知负向显著影响个人捐赠意愿,其3个子维度中显性效用对个人捐赠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情绪性效用和家庭性效用对个人捐赠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从扩展的激励-贡献模型看我国企业所有制对雇佣关系的影响

本文运用基于激励—贡献理论的四分法雇佣关系模式理论分析了我国企业所有制类型对企业所采用的雇佣关系模式的影响,并比较了传统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对经理人员提出的期望和提供的激励方面存在的差别。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运用激励—贡献四分法雇佣关系模式在我国雇佣关系研究中具有可行性;(2)组织中心型的雇佣关系是当前各种所有企业雇佣关系的主导模式;(3)在对经理人员提供的职业化管理行为方面,传统国有企业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但是在对经理人员具有良好的工作态度方面,传统国有企业显著地高于非国有企业;(4)在为经理人员提供的发展性报酬方面,传统国有企业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而在为经理人员提供的物质性报酬方面,传统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显著低于外资企业。     

富豪榜、媒体关注与民营企业慈善捐赠

每年富豪榜的新晋榜单总是吸引着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热议,这必然会对上榜富豪的个人生活及其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本文收集整理了2005年—2017年间“胡润百富榜”上榜富豪及其控制的上市公司名单,实证检验了实际控制人上榜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在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模型较好地控制内生性问题后,本文发现,实际控制人上榜的公司在上榜之后相对于实际控制人没有上榜的公司捐赠水平更高,这一结果经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显著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媒体关注特别是负面媒体关注在实际控制人上榜和企业慈善捐赠水平上升之间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进一步横截面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实际控制人上榜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在实际控制人上榜名次靠前、实际控制人有政治身份、企业初始产权有“原罪”嫌疑、企业避税程度较高的公司中更加明显.这些结果表明,富豪身份标签给上榜企业家带来了更高的社会责任预期和更强的舆论监督,为强化自身合法性和正当性印象,上榜企业家会更积极地参与慈善捐赠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