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常识道德到专业伦理:生命伦理学理论进路的变迁

生命伦理学的基础为何?这是生命伦理学家们致力于解决的元问题。比彻姆作为经典生命伦理学的代表,以常识道德作为进路,依托实证主义、规范性、概念性和方法论证明其合理性。但它遭遇了理论权威性难题、与临床实践的不相容性等质疑。罗兹主张用专业伦理取代常识道德成为生命伦理学的理论进路;比彻姆虽回应了罗兹的意见,但多以澄清问题为主,并未对专业伦理进路做出评价。常识道德沿袭了西方哲学传统的"发现确定性"的论证路径,但是它容易遗忘医学专业的社会承诺。专业伦理以"创构性"凸显其专业自治性,但实践进路也引发了理论的脆弱性问题。为此,生命伦理学需要融合两种进路:常识道德提供形式元素,专业伦理则提供质料范畴。     

牟宗三道德形而上学建构的反思——以中国现代形而上学的建构为背景

中国现代形而上学的建构存在着“逻辑”(知性 )和“生命”两条进路 ,牟宗三的道德形而上学是对熊十力生命进路的继承。这一形而上学在净化传统儒家“意义本体论”的同时 ,又将“良知”变成了吞噬一切的“黑洞” ,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原始儒家“存在合理性”的偏离。     

英雄主义,还是自然主义——当代社会发展观的冲突与抉择

1.英雄主义和自然主义 近来,“人类中心主义”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人类中心主义被解释为“一种以人为宇宙中心的观点。它的实质是:一切以人为中心或一切以人为尺度,为人的利益服务,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者们主张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不是存在者的主宰”、“人不是万物的尺度”。     

利益进路与同意进路:政治正当性的两种研究方法

在证成政治正当性时,人们通常诉求两种完全不同的进路,一种可称为利益进路,另一种则是同意进路。按照利益进路,正因为国家能提供人们必需的一些最基本的利益,它因此就有统治的权利。而从同意进路的角度看,只有当人们对某个国家的统治表示同意时,它才有正当的权利来执政。这两种进路各有缺陷。利益进路有悖于人们深为珍视的个人自主性原则,而个人的同意在一些时候不足以决定性地建立起规范性关系。需要将这两种进路结合起来,才能很好地证成政治正当性。利益进路指向的是政治正当性的客观面向,而同意进路刻画的是政治正当性的主观面向。这两个面向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中国现代形上学建构的反思——以牟宗三“道德的形而上学”为例

中国现代形上学的建构存在着逻辑(知性)和生命两条进路,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是对熊十力生命进路的继承.这一形上学在净化传统儒家意义本体论的同时,又将"良知"变成了吞噬一切的"黑洞",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原始儒家"存在合理性"的偏离.     

论人工智能伦理的研究进路

人工智能伦理有很多种不同的研究进路。定位式的研究进路主张通过定位人工智能的社会地位解决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嵌入式的研究进路主张通过为人工智能嵌入道德算法以规避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伦理问题;规范式的研究进路主张通过制定相应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以规范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然而,这些研究进路都存在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基于道德特殊主义,我们可以为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给出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     

论卢梭宗教哲学思想的实质

自然宗教实质上是一种自由主义的自然神论 ,卢梭将宗教信仰的合理基础置于个体经验和道德情感之上 ,肯定了道德神学的唯一合法性。卢梭对“理性”和“自然”的重新理解 ,促使理性神学走向衰落 ,开启了道德神学、自由主义神学和浪漫主义思潮的进程 ,因而奠定了其在西方基督教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全球风险治理视域下中国道德话语重构的三大命题

作为一种地方性道德知识的中国道德话语只有转移为普遍性道德话语,才能获得参与全球风险治理的能力。转移即重构,其中包含三个内在相关的基本命题：空间场域、价值逻辑与叙事进路。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概念突破了地理空间与文化空间的双重疆界,推动地方性道德知识所构造的空间场域实现了从地方到全球的转向,由此获得了转移为普遍性道德话语的可能性。也正是在此种意义上,中国道德话语与全球风险治理发生了交集。文明交流互鉴逻辑与文明同质化逻辑的分歧,从本质上反映了多元现代性与一元现代性的观念之争。前者突破了后者在共同利益、文化交往、责任担当等方面所存在的多重认知局限,成为中国道德话语重构的内在遵循。此种价值逻辑深刻地影响着中国道德话语重构的叙事进路,而叙事文本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联结方式则成为问题的中心。与“直接转进”和“间接转进”相异的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中国传统道德话语融入马克思主义道德话语,并以后者作为参与全球风险治理的中国文化资源,由此全面而客观地注解了“中国”场域中现代道德话语的意涵。     

死刑是道德上的要求吗?——从作为、不作为及以命偿命问题出发

最新证据表明死刑有很显著的震慑效果,一次死刑的执行可以防止18个或者更多的谋杀案件.这一证据暗示拒绝实行死刑是将众多的无辜民众置于死地,因而极大地削弱了从道德角度来反对死刑的观点.死刑因此也是一种“以命偿命”,而且对人类生命的神圣性的笃信也会迫使人们实行死刑惩罚,而非禁止.从道德角度来反对死刑的观点通常以“作为”和“不作为”的区分为出发点,但在这种背景下该区分是具有误导性的,因为政府也是特殊类型的道德执行者.大多数人不认可死刑中的以命偿命形式可能源于在认知上未能认真对待“统计意义上的生命”.     

道德与功利——现代经济学的一种理解和现代经济学面临的选择

现代经济学将道德视为实现功利的“工具”或“手段” ,它具有历史和现实的真实性。因此 ,许多经济学家从“经济人”理性的角度 ,呼吁社会重视道德意识的激励和培养 ,以实现从个体到社会全体更大的功利。但是 ,现代经济学唯一化了“经济人”的人性规定 ,道德只能是处于有用则用 ,无用则弃的“工具或手段”的地位 ,道德本来的地位被现代经济学人为地忽略掉了。现代经济学由此面临重建的选择。文章提出 ,在现代经济学的重建中 ,道德意识形态、道德行为和道德行为组合而成的社会道德状况本身具有目标性质 ,道德意识形态下的人类行为 ,可以联系功利评价 ,也可以脱离功利性来直接评价 ,重建的经济学应当树立起更多人类社会生存的功利目标和非功利目标 ,以此增大人类社会对于道德建设的力量。     

道德概念的哲学史维度——浅析四种哲学进路下的道德概念

探究“道德”概念的进路根据学科之区分可以呈现出不同的样态，而站在哲学史层面去考究，无疑是将“道德”与人类智慧之思维牢固结合的一种研究方法。基于此种尝试的“有益性”与“现实性”，四种不同哲学进路背景下对“道德”概念进行的剖析方才得以可能，这四种进路是：形而上学路数、经验主义（功利主义）路数、理性主义路数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路数。通过对四种不同哲学进路下“道德”概念的剖析，我们能够更加精准地认识到这一概念在人类思想史上的发展与演变，并为当下中国社会之道德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前见与理论借鉴。     

道德信仰的历史论证及其意义

作为信仰的道德首先被神学以自然神与人格神两种方式所论证 ,它是人类对道德信仰的自觉 ,但仍具蒙昧色彩。近代的情感理性和理论理性确立了理性在道德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但理性论证各执一词 ,理性的彷徨使其论证几近坍塌。现代伦理的多元论证倡导了宽容与平等 ,但却没有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确立起统一的道德信仰 ,反而使现代人无所适从     

衍生与发展:"辩诉协商" 在德国——一种"演进式"制度进路

作为一种简易化程序,辩诉协商源自于美国,但在德国却有其自有的衍生理路。面对案件负担与司法讼累,德国刑事程序并未直接移植辩诉协商制度,而是先行构建出与职权主义诉讼传统相契合的简易审判、刑事处罚令以及暂缓起诉等简易化程序,遵循一种"演进式"的制度进路,在固有的制度框架中通过强调内在资源的能动作用而衍生出辩诉协商制度。"演进式"制度进路注重制度语境和制度传统,主张程序改良的策略,是一种实践理性,强调社会和制度需求,在制度转型的结果上强调本国特色。在我国当前司法制度改革中移植话语较为盛行的情况下,"演进式"制度进路的功效具有补充和启发意义。     

道德欺骗的透视与反思——基于列维纳斯道德哲学的分析

道德欺骗是列维纳斯的道德哲学中尚未得到充分阐发的理论问题。列维纳斯对道德欺骗问题的研究涉及两种解释进路，即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进路和神义论终结进路。马克思主义把道德理解为意识形态，揭示其自我宣称的普遍性带有欺骗色彩。列维纳斯提出了四种论据反驳这一观点，他倾向于把道德欺骗问题视作神义论终结的产物。他主张道德本身不是意识形态，并不具有欺骗性，道德奠基于他者的面容而非福利之上。列维纳斯的四种反驳和神义论终结的学说都是不成立的。他误解了道德欺骗问题的本质，而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在道德哲学上具有优越性。     

死者民事主体地位研究

本文在分析关于死者民事主体地位立法例和理论观点的基础上 ,主张死者既不能成为权利主体 ,也不能成为利益主体。死者不能也不必成为民事主体。认为“死者生命痕迹保护法律关系”模式是保护死者生命痕迹的最佳模式     

人工智能时代的道德迷思与解蔽

人工智能时代的美好生活不能离开道德。道德既是人工智能理性的整合器、人工智能发展的导引器,也是人工智能犯罪的抑制器。人工智能在让人类享受技术发展带来的普惠性红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人类价值迷失、道德秩序紊乱、道德责任消弭、道德自由衰落、道德信任缺失等一系列道德迷思。为此,要通过强化人对自身存在意义的认知、培养人的人文关怀意识、提高道德推理能力来捍卫人的道德主体地位,使人类成为智能时代道德的运用者和审视者;要设定人工智能研发和使用的道德圭臬,促使价值理性回归,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平衡;要通过优化算法设计、规范算法使用、强化算法监督等多种途径构建完善的算法法律法规体系,确保算法合法、公正、透明,从而有效维护智能时代的道德秩序;要将道德原则嵌入智能机器设计,赋予人工智能道德感,从“关系转向”的视角重塑和谐共融的新型人机关系,进而形成人工智能发展和人类福祉增进的双赢局面。     

法律漏洞填补的司法进路

为解决个案裁判的无序,走出司法能动性与法律安定性的二难困境,我国法律漏洞的填补需要探究统一的司法进路.在学理上,当前法律漏洞填补主要存在四种司法进路:原则解释的进路;法学方法论的进路;法官续造的进路与程序主义的进路.我国日渐盛行的是一种法学方法论的进路,这种进路有其自身的局限.超越法学方法论的进路局限,我国法律漏洞填补应然重构一种“能动平衡”的司法进路.这种司法进路应具有司法哲学的统一信奉;温和、审慎的理性裁量;动态开放的方法适用;社会后果的适度前瞻等基本品格.     

全球伦理的可能性：“金规则”的三种模式

本文将世界各大文明中普遍存在的道德基本原则即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代表的“金规则”区分为三个不同层次的模式,即1.“儒教—犹太教理解模式”,2.“基督教理解模式”,3.“康德理解模式”。作者指出,第一种模式未能摆脱等级、地位、种族、血缘等等外在的束缚,其适用性随着范围的扩大而缩小;第二种模式摆脱了外在世俗的束缚,将个人唯一地建立在“灵”之上,但未摆脱上帝权威的束缚,其普世性仍带有强制性;唯有第三种模式是建立在人人具有的个体人格和理性之上,是真正普适的道德律,其他形式的“金规则”都要从这一层次上来理解才会具有道德性,也唯有它才是真正适合于充当“全球伦理”的“金规则”的。其缺点是太理性,容易导致形式主义,但这是人性内部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试论我国传媒经济的研究

当今我国传媒经济研究正处于百家争鸣的起步阶段。笔者针对周鸿铎教授的观点“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认为传媒经济研究的范式与进路是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而讨论一个研究对象必须把它置于恰当的学科话语框架内才有意义。研究指出:传媒产业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应是传媒经济研究的两个主要范式,而选择媒介产品作为研究起点是最佳的进路。     

先秦儒道养心观之比较研究

先秦儒道养心观努力的目标都是把心以及养心论证为一个自然而然的事实,但二者在具体进路上分为德行与自然两条进路。先秦儒家主张德行的进路,把人文道德的初始心看成是一个自然事实,通过修养德行使被蒙蔽的初始心重新显现。先秦道家则把虚静自然之初始心看成一个自然存在的事实,通过虚静自然而使歪曲了的初始心重新显现。导致这两种进路的根本原因是二者所承继的文化传统不同,同时,他们各自的思想体系的内在逻辑性也决定了他们在养心观上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