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障服务的供需困境及其破解策略——基于制度逻辑的视角

我国“完善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的工作成果显著,但始终未达到供需匹配的理想状态。既有研究多关注于资源环境和技术环境以及单一规制性要素的不足,忽视了复杂制度系统中不同制度要素及其结合的力量。基于实地调研,文章以新制度主义的相关理论为切入点,从制度要素冲突与行动脱耦两方面对残障服务供需困境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入研究。研究发现,规制性制度要素、规范性制度要素与文化-认知性制度要素的一致性是保证残障服务场域有效运转的前提。实践中,政府强有力的规制性要素提供了充分的合法性支持并统领着制度运行,但规范性要素内部行政逻辑、市场逻辑和助残社会规范的矛盾,文化-认知性要素内部消极残障观和积极残障观的矛盾以及两者与规制性要素的冲突,构成了残障服务供需困境的内在基础。面对要素内部及要素间的冲突,行动者采取脱耦行动策略,导致服务供需的矛盾。残障服务供需困境的破解策略包括：形成助残社会规范,建立积极的残障认知,改革规制性运作逻辑,以实现要素内部统一与要素间的耦合。     

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内核及其对廉政建设制度实践的启示意义

新制度主义在当前制度研究领域居于主流地位,其有别于设计和追求美好制度体制的旧制度主义,并在批判"低度社会化"的政治学行为主义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对新旧制度主义的研究路径进行梳理发现,存在着行动者从缺席到复归的发展脉络。新制度主义内部存在诸多分歧,但这些基于不同本体论、认识论的分支学派却共同关注于制度中的行动与理念因素,新制度主义之理论内核即为重新发现并诠释制度与行动者间的辩证互动关系。新制度主义对行动者及其理念的关注使其超越了结构与行动、制度与观念二元对立的思维,不仅在方法论意义上具有革命意义,也增加了制度主义进路的解释力度与范围;不仅使制度研究更加接近于真实的制度世界,也在弱化制度刚性约束的同时,增强了个体对制度规范的认同与承诺,最终提升制度实践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内核为分析当前廉政建设制度实践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并对构建新的廉政建设制度空间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话语理性到实践理性：社会学研究中的制度—行动关系——兼论社会学制度主义理论内核的嬗变

制度与行动关系是社会学制度研究的重要议题,社会学中的一般行动理论与实践行动理论分别构成了社会学早期制度研究和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微观社会学基础。社会学早期制度研究特别强调制度中的规范与价值观要素,制度通过个体人格系统对调节性规范或规则体系的内化来对行动发生作用,在制度与行动关系问题上,行动者遵循的是"话语理性"。相反,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将认知因素上升至核心地位,制度凭借制度环境中生成的合法性机制通过行动者的制度认知、意义建构对行动选择产生影响,在制度与行动的关系问题上行动者遵循的是"实践理性"。     

草根志愿组织资源汲取模式变迁的微观机制

组织的资源汲取方式是集体行动研究领域关注的核心。运用行动取向的分析工具探讨组织资源汲取模式变迁，发现在实际行动领域，草根志愿组织作为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围绕资源汲取进行的互动中，组织的选择能力内在地建构了组织资源汲取模式的变迁。具体来说，草根志愿组织的认同要求和选择能力的变化成为组织资源汲取模式变迁的动力和核心因素。     

使组织机制运转起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的着力点

组织机制分析将组织行动者如何选择适恰的“机制”来实现特定的治理目标作为研究重点。援引这一分析方法,基于社区协商治理典型经验的考察发现,情境创设与规则导入构成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两种重要机制。一是组织行动者借助组织、问题、技术的情境创设机制使党组织在多层级议事组织体系中占据领导核心地位,将复杂的治理难题转化和提炼成公共性议题,并通过技术赋能使社区协商更为便捷、高效;二是组织行动者借助清单式、程序式、激励式规则导入机制对协商内容加以分类和确认,打造递进而闭环的协商流程,实现对行动者的广泛动员。这种运作机制背后蕴含了一种以制度调适和赋权手段界定组织行动的成员构成、权责边界和规则程序的“制度化”逻辑,为抑制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伪创新”提供了可行思路。     

从对立到互嵌：制度与行动者关系的新拓展

制度与行动者的关系是制度学派开展研究无法逾越的核心议题。文章主要从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梳理了老制度主义社会学关于制度与行动者之间关系的主要观点,审视了新制度主义在制度与行动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上对老制度主义的承继与超越,并由此认为：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与行动者关系的阐释更加精致与完善,不仅拓展了理论研究的视野,也增加了现实的解释力,为新制度主义研究的完善与拓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后,针对我国正处在制度变迁之下这一背景,文章在现实中考察了制度和行动者的关系,以求为转型时期我国如何设计更合理的社会制度提供参考。     

“法人行动”探略

"法人行动"是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的一项理论创新.作为一种社会行动理论,"法人行动"扩充了行动者的边界和类型,认为当代社会的基本行动者由自然人和一部分法人共同构成;作为一种组织理论,"法人行动"从理性行动的理论视角出发,为组织控制、组织生存与发展中的若干问题提供独特的解释框架;作为一种社会变迁理论,"法人行动"对当前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有着深刻的洞见."法人行动"完全可以被看作一种社会学理论的新思维.     

制度分析:对新制度主义的一种解读

从近代制度经济学到新制度经济学,从经济学领域到社会学领域,组织研究中的制度分析一直体现出很强的学术解释能力,同时不断地扩大着自己的适用范围。本文以新制度主义的经济学背景为起点,探讨了制度分析在不同学科领域中体现出来的视角差异,并重点阐述了组织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学派及其相关实证研究的发展,旨在从根本上理解制度分析如何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跨学科研究范式。     

“误读”法律与秩序建成:国有企业改制的案例研究

本文基于实地调查材料,对国有企业改制期间的职工代表大会职能及其在集体性行动中的意义进行文化解释,发现在这一过程中行动者和地方政府依据地方尺度“集体误读”国家的法律规范。本文以解释人类学的近经验/远经验并置讨论方法,解释与地方性规范建构有关的集体行动者动机类型符号,指出以误读法律为外貌的互动过程,体现出深入人心的价值和信念决定着人们读解和选择使用法律规范。这种“误读”导致企业治理结构的多样性,并有助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地方社会秩序的维护。     

问责:大学章程制定实施的制度保障

新制度主义强调,制度背景会影响行动者对策略的选择.制度既具有制约选择与行动的作用,也会赋予行动者权力,对行动者具有使能作用.大学章程的制定实施是大学的一种重要行为,大学是否制定章程、是否认真按章程办事,与其所处的制度背景有重要的关联.设置一套合理的制度能保障大学章程的制定实施,问责制就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问责机制包括权责体系、问责内容、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程序、问责后果等要素.只有构建科学合理的问责机制,才能使高校问责与大学章程制定实施高度契合,形成良性互动,从而保证大学章程的有效实施.     

企业社会资本生成问题的跨层次分析

中国社会中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正从以人格化联结为主向着更注重非人格化联结的方向转变。在此背景下,探讨企业社会资本的来源及其同员工个人社会资本的关联,成为组织社会学研究中重要的前沿课题。通过对两家典型性企业的深入调研,在理论推演的基础上,本文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员工作为企业(法人)代理人,可以利用自身资源及企业资源而生成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并在扩散效应和吸收效应的组合作用下以一定比例转化为企业社会资本;同时,企业整体作为法人行动者,可以在双边和网络嵌入中生成其不依赖于员工的群体社会资本。从跨层次分析中,本文解释了企业社会资本为什么不是员工个人社会资本的总和,并通过对企业组织内微观-宏观连接机理的探讨,阐析和补充了科尔曼的法人行动理论。针对企业这一特定社会细胞考察而得的基本结论,对其他类型的组织也具有适用性;对于面临联结方式转轨的个体行动者来说,亦有助于其更好认识非人格化联结的作用,从而调整社会关系行为。     

多类型政策试验的运行机制研究——基于四项教育改革的案例比较

政策试验为理解并解释中国的改革创新与治理模式提供了独特视角，但既有研究对改革中不同类型政策试验的具体过程与运行机制缺乏深入探讨。本文基于政策试验的差异化类型属性特征探究其运行机制，并选取教育领域的四项试点改革为经验案例展开比较研究。研究考察了不同类型政策试验的启动机制、行动者角色及关系、扩散机制及约束条件与作用机制，指出行动主体的能动性与制度环境的高异质性在启动政策试验中的重要作用，政策行动者多样化的角色与关系塑造了边界模糊且高度权变的互动空间，由此达成的改革共识通过强制性、规范性或模仿性压力的交织驱动实现创新扩散，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过程模式。     

理性行动及其限制——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过程的定性研究

"结构理论"与"理性行动理论"在解释移民融合问题时都存在不足。聚焦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的劳动力移民群体的访谈研究发现:资本建构与资本转换是其理性行动的基本策略,这有助于他们克服社会障碍、加速城市融合进程。而且,这些理性行动同时也受到了户籍制、福利保障制度等社会结构因素的约制。与此同时,他们的理性行动又在推动着制度设置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所以,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过程是一个行动者与结构"二重化"的社会过程。     

新媒介赋权视角下公益组织助力乡村治理策略研究

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形势下,作为乡村“善治”的载体之一,公益组织在有效嵌入并助力乡村治理的实践中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以公益组织助力乡村治理的实践为基础,跳出“国家-社会”关系的结构叙事,回归公益组织行为和过程分析,在新媒介赋权视角下构建“身份—策略—结果”的分析框架,并归纳公益组织实践中呈现的助力策略及其行动逻辑,可以发现：新媒介赋权策略选择主要是回应项目落地、助力达成过程中,公益组织在乡村治理场域社会关系网络中身份的动态变化;通过新媒介赋权信息、表达与行动,公益组织得以从无权的边缘观望者,成为获取认同和权力的骨干行动者,以及获取持续性影响力的隐性参与者;从赋权自我到赋权他者、从技术赋权到社会赋权是公益组织利用新媒体助力乡村治理策略的总体特征和逻辑。     

中国人的社会行为与关系网络特质——一个社会网的观点

文章首先梳理了社会网理论的架构,合理的治理机制、社会结构是要在密网与疏网、结构洞与密封团体、耦合与脱耦、自组织与层级治理之间取得动态平衡。以本土化的社会网视野来看,中国人的社会行为与关系网络是"差序格局"和"情境中心"的,"差序格局"中的"人情交换"将工具性行为与情感性行为加以平衡,它是拓展信任网络与取得社会资源的重要来源;"情境中心"则反映出中国人善于依情境不同动态变换圈子边界的特点,分圈里和圈外进行自组织与层级的组织运作。"熟人关系"(人情交换)、"圈子"和自组织的治理机制正是理解中国人组织形态与社会结构的关键所在,社会网分析可以为此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的分析工具。     

多重制度约束下的传媒组织转型——以M市新闻传媒集团为例

本文从宏观制度环境约束和微观行动选择相结合的视角,运用定性研究方法,以M市新闻传媒集团市场化改革为案例,分析特定时空条件下扮演政治、经济、社会多重角色的传媒组织,在多重制度约束下实现市场化组织转型的过程和动因。研究发现,面对持续的政治控制、崛起的市场机制和萌发的社会责任,在具有个人能力、魅力和社会资本的主要行动者的策动下,传媒组织通过宣传与经营的分离和自觉强化"党的喉舌"功能等举措,为市场化改革赢得合法性,通过跨行业、跨区域和跨媒体的产业经营和内部管理机制改革,提高经济效率,顺利地实现从事业单位到企业单位的市场化转型。     

行动者的定位及其激励——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例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涉及到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在改革的过程中,社会行动者的定位是不同的,其激励也大不一样。其中,中央政府承受着公平分配的社会压力,是改革的顶层设计者,肩负着制度供给和统筹协调等方面的责任。地方政府是改革方案的执行者,是制度创新的重要主体,在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领域有很大的作为空间。社会组织尤其是垄断行业等既得利益者是改革的阻力,但他们又是松散的和软弱的,这也相应提出了选择和优化改革策略的要求。公民参与具有良好的内在激励,并有民主控制和达成共识等方面的意义,对公民的赋权决定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前景和未来。     

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制度主义——基于转型政治体系的思考

基于对西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制度中心观”适用性的反思和对低制度化政治体系的经验体认,本文试图建立一种适合分析低制度化转型政治体系的“以行动者为中心的新制度主义”框架。从行动者拥有的政治资源、行动能力、利益和价值偏好等角度,把政治行动者分为精英和政治弱势群体,主要讨论了政治精英的特征及其内外部关系,及政治弱势群体的特征。从行动者的角度,分析初始制度的三种选择模式、制度的重要性与自主性、制度绩效、制度变迁与转型、观念与制度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企业多元雇佣的新制度环境分析

雇佣关系是非市场治理机制发挥主要作用的领域,新制度经济学所提供的研究范式有利于雇佣关系研究的创新.多元雇佣是企业雇佣方式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从状态依赖性合同、冲突的产生与解决成本、投资差异与套牢、动态交易成本等几方面将企业多元雇佣置于新制度环境中,可以对多元雇佣的某些关键问题作出新的解释.     

行动者为导向的发展社会学研究方法——解读《行动者视角的发展社会学》

行动者为导向的发展社会学研究方法,试图从微观角度入手,通过理解个体动机、目的与兴趣来研究和解释宏观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目前,行动者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在西方学术界得到广泛应用,其中荷兰社会学家诺曼·龙(Norman Long)基于长期的实践研究与理论思考,完成了<行动者视角的发展社会学>著作,提出"行动者为导向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运用行动者为导向的视角,可以使我们很好地洞察社会构建和重构过程,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小范围内相互作用的社会设置或场所是如何与更宽泛的结构网络、资源场域、关系网络发生互锁的.这一研究方法提供的是一种解释"特定社会形态是如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活世界中形成并运行"的概念以及方法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