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功能论

宪法的政治功能就是构建国家政治体制。在政体构建中,民主是基础,宪法配置权力是核心。由于宪法构建的政体是以保障人民权利为目的并能运行于社会实际政治生活之中,因而本文强调宪法实施的保障问题,并且认为这是宪法功能起作用的关键所在。     

论联邦制与单一制政体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以美国和中国为例

从"集中"和"分散"的意义上对政府体制进行分类,国家结构形式可以分为联邦制(federal system)和单一制(unitary system)。各国由于历史传统、民族状况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状况的不同以及国际环境的影响,采用了适应各自国情的国家结构形式,即政体。美国是典型的联邦制国家,其核心内容是各州在尊重和维护联邦权力的前提下行使各自的政治和经济自主权,联邦与州之间的权力范围由宪法予以明确;而中国实行的是单一制政体,强调的是国家权力向中央政府集中和对重大事件的集权决策。然而,看似处于两个极端的政体模式,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趋同,前者从分权走向集中,后者从集权走向分散。中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转型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将是改革成败的关键。通过研究和比较两种政治体制下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并借鉴联邦制下有益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精髓和原则,以期在既有的单一制政体下确立一种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新原则。     

哈萨克斯坦和新加坡威权政治体制的比较分析及启示

威权政治是中亚和东南亚国家转型时期所形成的民主政治模式,哈萨克斯坦和新加坡又是这两个地区中实行威权政治体制的典型国家。两国的威权政治体制既存在相同特征,又存在许多差异性。但是威权政治体制能适应两国国情,并且两国正确地处理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以及威权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因此,在民主机制的载体中,哈萨克斯坦和新加坡威权政治的本质特征将会延续下去。      

印度对华反倾销案愈演愈烈原因、影响及对策

印度作为我国的邻国,两国之间交往源远流长。进入到21世纪后,两国经济发展迅猛,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伙伴,但与此同行的却是日益严重的贸易摩擦。近年来,印度对我国发起越来越多的反倾销案件,有愈演愈烈之势。本文从中印两国的经济发展史说起,探讨了印度对华反倾销加剧的原因,包括印度政府态度、中国经济地位以及中国企业的消极应对表现等。通过分析反倾销的不利影响,力求寻找可行有效的解决策略,为今后中印两国经贸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国民党以党治国政治体制研究——以威权主义为视角

以威权主义的视角来看,国民党以党治国政治体制也是一种威权政体.然而国民党以党治国政治体制试图向民主政治转型是失败的,其原因是:社会经济、政治基础薄弱,缺乏实行民主政治的稳定社会环境;力量整合失败引发合法性危机;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负面因素积重难返.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贸易合作研究

中国与印度作为两大新兴经济体以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发展中大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贸易合作关系得到了不断深化与发展。但是,由于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中印两国贸易摩擦不断,严重影响了双边贸易持续健康发展。为此,中印两国需采取切实可行的举措以进一步挖掘中印双边贸易合作的潜力,扩展中印双边贸易合作发展空间。     

制度选择、规制改革与产业绩效--中印电信业的比较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世界电信业发展和改革大潮的冲击下,中印电信业都加快了发展步伐,进行了规制改革。中印两国制度禀赋的差异,使得两国选择了不同的电信业发展模式和改革路径,电信业的规制体制和产业绩效也出现了明显区别。本文比较分析了中印电信业发展模式、改革路径、规制体制和产业绩效,并从制度选择的角度分析了导致中印电信业绩效差异的原因。     

中印安全共同体构建：可行条件、现实挑战与路径探索

中印两国携手共建共享中印安全共同体,对于缓和两国关系、维护区域安全稳定乃至共创“亚洲世纪”与“世界未来”都具有重要意义。传统安全共同体理论和国际共生思想、中印文明互鉴的价值基础及互惠互利的现实需求和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实践经验等,为新形势下中印安全共同体构建提供了思想指导与可行条件。但是,由于印度对中国存有信任缺失与认同危机,并从海陆双向对中国采取了诸多制衡举措,给中印安全共同体构建带来诸多现实挑战。未来,中印两国需要通过文化交流凝聚价值共识,以战略互信促进互利共赢,以制度规范制订优化框架设计,以非传统安全合作为突破口,并逐渐拓展中印安全合作的领域和范围,丰富中印安全共同体构建的内容,才能为增进中印关系和破解中印安全困境、维护区域安全稳定贡献中印两国的思想智慧与实践方案。     

论印度特色的公务员制度

公务员制度曾是印度民主政治体制引为骄傲的组成部分,印度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在稳定印度国内政局、促进经济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但长期以来,印度的公务员制度也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弊病,成为阻碍印度经济发展的四大因素之一,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民主与集中严重失衡.二是长官意志大行其道,三是惰性和创新意识缺失.这些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印度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表现得尤为突出.了解"印度式民主政治体制"下的印度公务员制度特色与利弊得失.也许对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完善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中国和印度人口政策效果之比较

本文以中国和印度人口发展状况为出发点。论述了中印两大文明古国和人口大国近现代人口迅速发展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压力。从50年代初期起,两国先后实行了控制人口政策,经40年努力,两国人口政策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国由于70年代以来认真贯彻“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为基本内容的人口政策,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解决人口问题,人口出生率下降速度很快,目前人口出生率已低于第三世界各国,也明显低于印度。由于中印两国的人口基数很大,按目前增长速度推算,2050年以后,中印人口都将超过15亿,那时印度人口比中国人口更多,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因此,中印两国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控制人口政策。     

信仰·理性·克制·敬业·成功——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强调宗教伦理对个人的经济心态形成和发展的深刻影响,因此有了韦伯命题: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新教伦理。根据韦伯的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韦伯还提出了反命题:儒教不可能像新教那样焕发出“资本主义精神”,因为,儒教仅有“外王”的入世理性倾向而无实际经世抱负的手段,仅有“内圣”的价值理性的信念伦理而无工具理性的责任伦理。文章从信仰、理性、克制、敬业与成功的内在逻辑的角度来解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内涵。     

作品·文本·学术·思想

阐发是指说出作者不曾说但会说的。只有知道作者都说了什么,说的是什么,才能设想作者会说什么。无论怎样努力把经典阐释得有意思、有意义,都是严格受到文本限制的。解释的可能性蕴含在作品之中。深刻的作品无论有多么重要的当下现实意义,它都不自限于此。由于其深刻,它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中具有意义、得到有意义的阐发。时空间隔、阅读者对作品的间距,产生出一种积极的作用,使作品从某种特定的阅读中解放出来,使作品之为独立的作品这一点彰显。     

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百年传统与南大校训

大学的灵魂是其独立的思想和传统。百年南大历经沧桑,但诚朴坚毅、自强不息的精神历久弥新,这在不同时期的校训中都有展现。在百年校庆到来之际,南京大学确定“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校训,以激励南大人弘扬传统,奋发进取。     

涵义 指称 翻译

弗雷格区分涵义和指称以及对它们之间关系的研究对翻译很有帮助。通过阐述弗雷格对涵义和指称的论点,着重讨论英汉语际转换时应注意英汉专名的翻译、不同(相同)比喻形象的相同涵义的翻译、指号对应而涵义不同的翻译等问题。     

调查·思考·对策

新生教育是高校学生工作的一项重要环节 ,新年刚入校 ,面对新环境 ,学习生活有诸多的陌生和不适应 ,他们迫切需要知道如何顺利实现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角色转变 ,如何处理好学习与参加社会活动的关系 ,如何在提高知识素养的同时磨砺自己的才干等等 ,为此我们进行书面调查 ,以此为契机 ,展开我们的思索和对策 ,以寻找学生工作新的着力点。     

审美·治理·自由

本文的目的不是要扩大文学的"自由效果",而是要探讨使批评、自由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变得易于理解的那些历史的以及推论的条件。20世纪对康德提出的自由与文化的关系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第一种将文化与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相联系;第二种将文化刻写为治理的一种机制,它通过自我调节手段运作并使之成为可能。这两种反应紧密相连:英国成人教育与文学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史表明前者是如何紧密地仿照作为自由表达空间的后者的。要理解这两种情况,就必须考虑构成审美的原初决定性特质的无用性是如何被重新界定的,以便它能够被用作治理的工具。在文化治理中,恰恰是通过与社会隔离开来,审美文化才作为一种能够从治理上作用于它的有益手段而被提出来。审美实践被变成了可以利用的东西。正是以这种方式,审美、治理与自由在自由治理的诸种机制之内刻写了某种特有的张力。     

诗与歌、谣、谚、语

诗学批评界一向将诗与歌、谣、谚、语笼而统之为诗 ,实为不妥。诗与歌、谣、谚、语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同源异流 ,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它们产生的原因不同 ,现实的目的不同 ,发展的道路也不同。理清诗与歌、谣、谚、的性质和它们的关联 ,会有助于对中国诗歌发展及诗学批评纲领“诗言志”的理解。     

论情、理、法的结合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

中国古代优秀的法律文化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法制进程,对世界法制文明作出了突出贡献。即使在今天,西方许多思想家在对本国法律文化反思时,也常常不忘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营养。法治社会应对情、理、法重新认识,挖掘其合理因素,正确看待情、理、法结合在实现法律体系本土化、保障司法公正以及增强判决执行力中的价值,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合理运用情、理、法。     

古代湖南虫灾、风灾、雹灾、冰冻、地震、疫灾简论

古代湖南除水、旱两大自然灾害外,主要的灾种还有虫灾、风灾、雹灾、冰冻、地震和疫灾,都对社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