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伊犁将军奎林治理新疆政绩新探——以乾隆朝满文寄信档为中心

清代边疆重臣奎林任职伊犁将军期间,在对东归和硕特内部事务的处置、哈萨克汗国的朝觐管理等方面均具有较大的历史贡献,即使在伊犁将军任上遭劾革职,也在客观上对清代新疆民族关系的稳定和西北边境的稳固具有积极影响。传世文献对此不仅疏于记载,而且多有牴牾。满文寄信档等新见史料的刊布,既可以还原奎林任事新疆时期的更多立体细节,亦能够纠补传统文献相关记载的讹误和空白。通过对《乾隆朝满文寄信档》等新见史料的爬梳,重新探讨奎林边疆政策的深远影响,兼及对清代新疆吏治的讨论,以求教于方家。     

清代伊犁将军发展伊犁教育述论

本文从乾隆时期设立清书学,嘉庆时期教育内容和范围的扩展,清末新政新式学堂的建立以及历史局限等方面,对清代伊犁将军发展伊犁教育的概况进行了全面了解,通过考察发现,有不少伊犁将军在其任期内曾着手发展新疆的文化教育事业,对新疆在文化上及民众心理上与清王朝中央拉近关系上起了重要作用。     

清代新疆的回屯

对于中国历史上周边屯田问题的研究,多注重于内地军民在边疆地区的活动和作用,似乎边疆少数民族与这一问题无关。其实,早在西汉昭帝时,新疆少数民族即已在著名的轮台垦区屯田。本文所要探讨的清代新疆的回屯,不仅是清代新疆屯垦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且也是中国历史上边疆少数民族与内地军民一起,开发边疆地区,为祖国统一作出过贡献的一个例证。     

《十七史商榷》的历史考据学方法与成就

《十七史商榷》是清代三大考史名著之一。以往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往往偏重于其史学思想、史学观点以及校勘学、目录学、历史编纂学等方面,而忽略了历史考据的本身。以其中有关考史的优良方法与突出成就为切入点,总结王鸣盛对历史考据学的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清代新疆的“厅”及其司法审判职能

“厅”为清代创设的政区建置,在国家治理尤其是边疆法律治理中具有比较突出的地位和意义。清代新疆军府制时期天山东路、北路均有厅级“政区”建置或厅级官员设置,在建省后的一体化进程中厅制得以规范和进一步发展。清代新疆的厅多不辖县,性质复杂多变,但均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基层审判的重要作用。作为行政及司法之重要一环的厅,新疆厅制既有清代厅制的共性,同时也具有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独特方面。因新疆历经军府制向行省制的重大变革,厅之司法审判职能更有一个曲折复杂的演变过程。关于此论题学界乏人研究,本文以档案资料结合清代文献及时人撰著对清代新疆的厅及其司法审判职能进行全面分析阐释,期望有俾清代基层政区研究的拓展与清代新疆法制研究的进一步推进。     

正变批评在清代文学批评中的展开

清代文学正变批评主要在古典诗学与词学两大维面展开:从诗学正变批评而言,清人主要从对正变的理论阐述,对诗史、诗体正变的多样判析及对传统诗学正变批评的消解三大方面予以了展开;从词学正变批评而言,清人则主要从词体质性及词作风格特征,词作历史发展,具体历史时期的词人词作,词作艺术表现与审美效果,以及对传统词学正变批评的转替和融通等方面予以了展开。清代文学正变批评在整体上体现出比此前任何时代都更为平正通变的批评视野,它们为我国古代文学正变批评的最终深化、融通与消解作出了贡献。     

阮元在中朝关系史上的若干事迹考述

清代大学者阮元与金正喜、柳得恭和朴齐家等朝鲜著名学者均有交往,堪称清代对朝鲜学术界影响最大的中国学者之一。朴齐家、金正喜、李尚迪三代朝鲜学人,都深受阮元的影响,在经世致用之学或考据学方面留下了许多重要著述,并对阮元的学术成就和思想在朝鲜的流播以及发扬光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疆锡伯族屯垦传说故事类非遗的保护与传承

该文基于屯垦的主要内涵界定锡伯族屯垦传说故事的范畴,并搜集整理了部分清代新疆锡伯族的屯垦传说故事,总结发现:锡伯族屯垦传说故事具有以人物和历史事件为主、传述内容的纪实性、个体间关联性和鲜明的文化活力等特点;保护和传承锡伯族屯垦传说故事对研究新疆屯垦历史和屯垦文化、在边疆地区加强中华文化认同、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因此,基于锡伯族屯垦传说故事的特点和传承价值,笔者从调查和搜集屯垦传说故事、建立古屯垦传说故事档案和开展关联性传承等三方面,提出了新疆锡伯族屯垦传说故事保护与传承的策略。     

内地汉人在清代新疆屯田开发中的作用

屯田是历代政府开发边疆、巩固边防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国策。清代的屯垦种类之全、面积之广、时间之长、人数之多、成效之大都达到了历史上的高潮 ,大量从内地移入汉民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内地汉人为近现代新疆的屯田开发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个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刘锦棠与近代新疆的开发和建设

刘锦棠是新疆近代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率军收复新疆失地 ;力主新疆建省 ,废除维吾尔族腐朽落后的伯克制 ;轻徭薄赋 ,移民实边 ;在新疆广设义塾 ,对少数民族实行汉化教育。他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 ,对近代新疆的开发和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解读“作者之死”理论

从那些在历史和传统中一直被排除在主体和作者之外的群体--女性、黑人、被殖民者等等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理论不适合他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主体,否定作者,而应该把被排斥的部分包括进来.不过正是因为"作者之死"理论,传统作者主体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弱势群体才得以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新型的作者主体追求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存在.     

政治运行法治化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当今我国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已成为构建现代宪政法治秩序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运行法治化将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