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嘉时期的四川赶场——以刑科题本、巴县档案为基本资料

乾嘉时期四川的赶场活动中,人们买卖刀具、粮食以及衣食日用品,场上有木匠、铁匠等手艺人,场作为重要的公共场合,赶场较多伴随着人际交往与娱乐餐饮。巴县的场上就有不少店铺,如饭店、杂货铺、酒店、钱铺、药铺等。场一般地处交通要道,附近居民较多,商家入驻开店主要满足人们日用所需。场市隔两天开场,场期较为密集,场市人口的职业构成以经商者以及佣工、种地者为多。场市存在不少违法行为,私宰耕牛、赌博、绺窃、抢客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场上人多事繁,差役会到场巡查。有的场设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如场约场头等。巴县重视场的治理,场的兴建需要乡约、地邻申请,知县批准并示禁后正式开设,并由场头、客长与乡约等共同治理,场头等由场民公议产生。巴县所给执照规定场头、客长等协同乡约办理场内公事,此外还有维护地方治安的职责。场被官府派差,有的还建有看守递解犯人的卡房。场市设置栅栏、虎头牌、虎皮棍、梆锣、更夫,以防盗贼,团练的推行也改造了场市的组织与治理。     

清代童养媳现象探析——以巴县档案为中心

童养媳是指女孩在年少或者年幼时期就被未来的公婆家领养,待达到成婚年龄时再正式结成夫妻.童养媳的名称多种多样,在类型上也各有不同.探究童养媳现象形成的原因,主要可以从抱养童养媳的男方和出抱女儿的女方两方面来进行分析,清代巴县档案中的童养媳诉讼案例对这些原因有着较为全面的体现.归根结底,经济的贫困、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调以及重男轻女的广泛存在是滋生童养媳现象的主要因素.童养媳是中国封建婚姻制度的产物,但是现在个别地方依然还存在此类现象,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并予以明确的禁止.     

清代县域视野下的禁赌问题研究——以山西高平为例

太行山腹地的高平,清代赌博之风盛行,禁赌成为社会焦点,刻石立碑作为禁赌的特殊形式,在乾隆中后期到光绪朝初期被广泛运用,禁赌碑普遍出现于各村庄的大庙之中。禁赌的主体既有地方政府又有村社组织,禁赌对象既有人又有事,两者均呈序列性特征。禁赌的适应性条例与范围亦区分层次,在实际执行中各有差异。禁赌的举措充满了人情味色彩,而村庄基层组织社会等成为最具魅力的核心主体。禁赌作为村庄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建构着属于高平地区特有的民风与秩序。重视以村庄为主体的秩序建设,使赌博失去土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禁赌问题。     

流民的文化现象——以清代淮北地区为例

本文从文化社会学新视角审视清代淮北流民现象,认为淮北流民现象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淮北流民根据内在与外在的现实的生态条件,对生存方式所作的选择———文化选择。这种文化选择与生存环境和主体自身的素质密切相关。     

清代私盐市场的形成——以嘉道年间湖南南部私盐贸易为例

一般认为,私盐市场的形成由"市场需求"决定,盐商与官员均有可能惟利是图"挺身而出"走私食盐。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在归属两淮盐区的湖南南部衡州等府的市场上,官盐几乎无法销售,而广东私盐横行。显而易见,其原因在于粤盐运输距离短,在当地的售价低于淮盐。但将价格优势变成市场事实,还需要人的要素参与。在本案例中,该要素主要有三:第一,两广盐区商人设置"熬锅"煎煮粤盐"化官为私"进入淮界;第二,两广盐区各级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支持广东盐商、强烈反对两淮盐区防御粤私的政策;第三,两广盐区盐商联结并依托湖南地方官为走私活动提供便利。以上诸多因素说明,在湖南南部形成的粤盐走私市场,固然离不开粤盐的价格优势,然而将市场流通的潜在可能性转为现实性,主要依靠的乃是官商联手,两广盐区的官员和盐商利用制度空间,培育与推动了粤盐在湘南的私盐市场,官与商出于特殊利益共同制造了私盐市场。而所谓"市场需求论"与"官商挺身而出论",都不能完全解释私盐市场的内在逻辑,理解传统市场体系必须关注相关的政治与社会问题。     

清代徽州地区水旱灾害及其社会救荒——以歙县为例

清代,地处徽州南部的歙县,山谷交错,河川纵横;受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的影响,降雨集中;大规模山地开垦造成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使得水旱灾害频发且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水旱灾害的发生对徽州社会产生多方面影响,严重危害了农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造成了农田和农作物不可估量的损失,对当地民风民俗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因此,政府和民间一并采取救荒措施,缓解水旱灾害带来的危害。     

清代"保状"研究 ——以《清代新疆档案选辑》为资料基础

:《清代新疆档案选辑》收录千余份"保状",这些保状种类多样,运用领域广泛,涉及清末吐鲁番基层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是清末新疆地方秩序运行机制的重要反映,也是清代保状法律文书研究重要的一手资料.遗憾的是,目前学界鲜有涉及对该类法律文书的研究.本文较为全面地梳理该套档案中的千余份保状,对清末吐鲁番地区保状的格式、类型、主体、...     

作为象征的宗族公产——以黄梅县程氏宗族为例

以往学者多将族产作为宗族的经济基础来加以考察，但在黄梅程氏的各房支争夺族产的个案中，显示了其作为界定宗族边界的标尺。明清时期，庶民宗族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其间赋役制度、官方的态度、地方社会的反应等等因素都在左右着这一进程，本文通过对黄梅程氏个案的细部描写，以此反映出这一过程的复杂性。     

汉牍《户口簿》探析

近年出土的木牍资料,为我们揭示了汉代郡、县、乡三级《户口簿》的基本内容。但三例《户口簿》在格式与内容上存在不少差异。《二年西乡户口簿》在记载西乡户、口数量的同时,还记载了大男、小男、大女、小女的人口数。纪庄木牍《户口簿》记载了东阳县及其所辖6个乡的户、口数量。《乐浪郡初元四年县别户口集簿》记载了乐浪郡及其所属25县的户数、口数的情况。但纪庄木牍《户口簿》和《乐浪郡初元四年县别户口集簿》都没有人员的分类记载。《户口簿》只是上计簿中众多人口数据来源的簿籍之一。     

汉简所见西汉与车师的交往

车师是西域北道的重要国家,在维护西域稳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西汉武帝与宣帝时期,汉与匈奴五争车师,宣帝神爵年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归降,车师随之内属,元帝时西汉在车师设立戊己校尉,保证了汉对车师的监护。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汉与车师保持了密切的往来关系。20世纪出土的西北汉简中有一些关于西汉与车师交往的简文,反映出西汉与车师交往的广泛与深刻。     

清代民国时期四川乡村市场问题初探

针对清代民国时期四川乡村市场研究中一些问题,主要从市场密度、集期、规模和发展阶段四个方面入手,运用历史地理学的分析方法,依据方志资料进行数量统计,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上,揭示了四川乡村市场合理的密度、市场集期所反映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市场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对应性,以及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乡村市场发展的不同进程,展示了清代民国时期四川乡村市场在时空分布上的特点.     

清顺治朝《明史》修纂史事考论

考说清顺治一朝《明史》修纂基本过程,陈之遴、傅维鳞有关材料十分值得参考,由此可知清顺治朝《明史》馆所在地以及修纂的、体例变化等。顺治朝《明史》修纂的主要成就是史料征集,但也并不排出可能有过史稿,而影响这一时期《明史》修纂的关键是所谓政治上的“忌讳”问题。     

清初朝鲜表笺问题研究

表笺问题一方面是指由于撰述不当而引起的表笺格式、文辞等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指由此而引发的两国外交争端问题。清初与朝鲜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矛盾,是引发表笺问题的根本原因,表笺问题是两国间矛盾冲突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     

晚清时期中国纠纷解决机理

晚清时期中国纠纷解决机理发生变化，体现为成文法的完善，诉讼意识的增强，和判决力度的加大。由于外来侵略和建立近代法制的压力，清朝被迫进行司法体制变革，力图建立近代司法体制。但由于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的限制，司法体制转型先天不足，未带来纠纷解决的实质飞跃。     

关于晚清政府对海防问题讨论的几点考察

１ ８７４ 年至１８ ７５ 年，清政 府高层 发生了一 场关 于如 何筹 办海 防的 讨论。 讨论 各方 的人 员组 成、主要观 点及讨 论的影响 ，几方面 的情况 表 明，这 场 讨论 实质 上 是两 种文 化 价值 观 念的 摊牌 性 质的 激 烈辩 难。洋务 派借此机 会阐明了 向西方 学习的主 张，守旧 派则以“夷夏之防”为理论 依据激烈 反对。清 政府基 本采纳了洋务 派筹办海 防的策略 主张，奠 定了近 代中国海 军的基础 。这次讨 论在近 代中国社 会向西 方学习的 过程中占有重 要的地位     

清初顺治朝巡抚之属籍

清朝于顺治元年入关,至十八年基本统一中国内陆.其所依靠的统治地方的军政首脑,主要是来自与满洲贵族利益关系密切的八旗汉军.清朝沿用"明制",以总督、巡抚掌管地方大权,其中巡抚以民政为主,至关重要.据统计、考证,顺治朝出任巡抚者125人,其中97人为汉军旗人,占78%,余22%为汉族籍.汉族籍出任巡抚,主要是清朝入关之初,满洲贵族出于拉拢汉族官僚士大夫及地方汉族势力的需要.随着清朝统治日趋巩固,汉军旗人几乎垄断了巡抚之职,汉族籍巡抚寥若晨星,且受到汉军督抚的节制、监控.因此可以说,清朝入关与汉族政权角逐,化劣为优,最终取得开国胜利,与其利用汉军旗人出任督抚,争夺掌握地方大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晚清报禁方式探析

晚清新思想、新学说以书报为媒迅速传播。政府通过软性和硬性控制,加强对报刊的检控,以规范意识形态,控制各种思想,稳定统治。但是清廷希望通过书报检查来掌控意识形态的预期目的并未达到。相反,清政府的报禁激化了社会矛盾,刺激了被禁书报的广泛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革命运动的发展。但清政府因报禁而制定的引以为据的系列法律法规,客观上加速了近代新闻出版建设的法制化和制度化进程,可谓清末报禁政策的另面影响。     

清前中期潮州对外贸易研究

清前中期,潮州外贸对象主要有日本、暹罗、安南、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等国。在对东亚贸易中,乾隆以前以对日本贸易为主,其后以对琉球贸易为主;在对东南亚贸易中,主要的贸易国家亦有相应的变化。进出口商品中,出口商品主要有蔗糖、瓷器、铁器、书籍纸张、石雕艺术品以及建筑材料等,进口商品主要有粮食、香料、胡椒、海产品、槟榔、木材以及鸦片等。潮州籍华侨在潮州对外贸易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