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科举评价的负面化倾向

晚清时期科举制遭遇了一个极端化、负面化评价过程,这集中体现为针对科举的"污名化"与"妖魔化"。晚清以来科举考试正向功能的下降、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引发的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焦虑"等,促成了科举评价负面化倾向的发生。科举评价的负面化倾向不仅令科举形象受损,对科举制被废止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左右了20世纪以来科举评价的基本取向。走出科举评价的极端化困境,既是科举认识深化的结果,也为科举学研究指明了方向。     

清初“庄廷鑨明史狱”中的一件轶闻——查继佐与吴六奇关系考

在清史研究中,文字狱是一个重要问题。以少数民族人中原的清朝满洲贵族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威严,强化专制统治,便以文字狱为手段,对汉族知识分子反抗异族统治的情绪,加以严酷镇压。这与其举办科举、召集知识分子纂修前朝史书等活动,是相互为用、相辅而行的。由此,清统治者,一方面昭告天下,表示渴求贤达;另一方面则残酷杀戮在文字上稍有“触犯”的士人。其搜求之密、肆杀之惨,至今令人悚然痛之。     

科举制废除利弊之再思考

科举制在晚清废除是其自身弊端和近代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科举制的废除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加速了中国教育近代化以及中国新兴知识分子的形成,而且究科举精髓被西方现代文官制度的借鉴,甚至我们今天的公务员考试也在某种程度上与科举制有相似性。此外,科举废除所产生的诸如社会秩序的动荡、传统知识人对国家向心力的丧失,等等。所以,科举废除是利是弊,我们需要从两方面来评价。     

《醒世姻缘传》中的科场舞弊书写

《醒世姻缘传》大量涉及科场现实,梳理书中人物的科举经历可发现舞弊风气之严重。在叙事功能方面,科场笔墨为塑造人物真实性格发挥了独特作用,它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强化了作品的批判意识。细致周详的科场乱象书写揭示了晚明的社会风习。     

他山之石:从《纽约时报》的视角看晚清废除科举的必要

晚清的政治和全体国民所面临的是国际与民族千年未有的巨变和千年未遇的空前危机,晚清政治又是典型的"危机政治",而导致"危机"的根源则是特殊的八股科举及其教育的滞后,造就麻木的灵魂包括愚昧的军官和愚蠢的政治家,因而,科举成为阻滞中国发展的关键。从《纽约时报》的攻击,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废除科举成为晚清当务之急。     

“道体下移”与晚明基层社会的教育困境——兼及晚明塾师职业生存伦理的异变

通过对韩愈<师说>与明末张履祥<处馆说>中"师道"的比较,不难揭示出晚明士人对基层社会教育中"道体下移"的种种感悟.这种"道体下移"实际上反映出了晚明基层社会教育--尤其是经学教育--工具理性的强化.经学教育中对生活理性与理性生活之养成能力的下降,成为晚明基层社会教育的一个困境所在.这种困境的形成,从根本上说,乃是由于晚明社会变迁中"仕途经济"的强化,以及"科举必由学校"的体制效应使然.这种教育困境的濡染与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促动了晚明塾师自身职业生存伦理,从"传圣道"向"做生意"的潜在转换与异变,这也成为晚明基层社会教育困境深化的一个外在表征所在.     

1907年安庆起义与晚清政局简论

1 90 7年安庆起义后 ,清统治者感到万分惊恐 ,到处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满族亲贵更是心悸胆寒 ,如坐针毡 ,惶惶不可终日。清统治者对待革命党人的政策 ,愈加纷纶歧异 ,动摇不定。安庆起义对清廷的预备立宪活动 ,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坚持反对者有之 ,力主速行者有之 ,倡导缓行者有之。一向专权自信的慈禧太后 ,其统治信心亦因此受到沉重的打击和挫折 ,从此心灰意懒 ,倦怠政事。这种晚清政局的剧变 ,是安庆起义后清廷各级官员所始料不及的 ,也是“革命党大首领”徐锡麟所始料不及的。     

清代顺天科举冒籍问题探析

冒籍是清代科举的一个普遍现象,其中顺天府冒籍现象较为突出。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科举的繁兴、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京畿地区出现了大批流寓人口,他们通过寄籍顺天,参加科举考试,猎取科举名额,给京畿科举秩序造成严重冲击。清代统治者通过稽查户籍、设立廪保、强化惩戒、严格审音等手段,严防科举过程中的冒籍现象,从而为广大士子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科举环境,有利于科举秩序的稳定。     

晚清时期科举宾兴的变迁

宾兴是清代地方社会捐资襄助士子参加科举考试的公益组织及专项经费.晚清时期,为应对时代变局与救亡图存,清廷对科举制度进行了若干改革,以选拔出匡时济世之人才.作为清代科举制度的伴生物,宾兴也因国内外时局变化而发生由缓趋急的变迁.在废科举前,南北各省宾兴首先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等战事的冲击.有些宾兴损毁严重,被迫停顿解散;也有些因参与或承担地方公共事务,成为地方社会的权力机构.战后,宾兴得到较快恢复与发展,但也因日久弊生而遭诘责,晚清义赈兴起后遂出现移宾兴助赈之议.自维新运动改书院为学堂,宾兴逐渐移作他用,被提充学堂经费或购买书籍等.停废科举后,宾兴发生了急剧而显著的变迁,或改设新式学堂学校,或改为津贴、奖学金继续资助学生,或为学务公所、劝学会或教育会等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团体接管,或被挪用侵吞,最终彻底消亡.晚清科举宾兴的变迁及其多舛命运,折射出近代中国复杂的时局变动与地方社会权势的转移.     

袁世凯与晚清留学教育的渊源

袁世凯是近代中国政治界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在晚清时主张废科举、办新学、鼓励和选派学生出国留学,为培养中国近代化人才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晚清教育事业,尤其是晚清留学教育事业的发展。     

清末民权思潮的三种范式

在清朝末年的立宪和革命运动中,存在革命派、立宪派和清政府统治者三种重要的政治力量。其中革命派所关注的民权主要是民族的平等权和生存权;立宪派所关注的主要是社会上层的参政权;清政府所关注的是君主的大权不受损害,臣民的权利不过是君主大权的装饰品而已。     

清末科举：实践背离严密制度的困局——以一个应会试的书院老师的视角

丁治棠曾经求学于成都锦江书院,先后任四川尊经书院分教,合州瑞山、合宗两书院山长。丁治棠虽然在经学方面较有建树,但他仍然热衷于科举功名,三次赴京参加会试。他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自己参加光绪十五年（1889年）己丑科会试的全过程,所记科举实施情况与清代统治者规定的科举制度有比较明显的差距,有的实施环节甚至完全背离了科举严密的制度。这使得晚清科举陷入到既无法达到统治者的预期值,亦无法吸引读书人积极应试的困境之中。而清末统治者既无力,也无心重整科举,因此其走向停废似乎就是必然的结局了。     

元朝科举体制下少数民族教育公平问题研究

元朝由蒙古族建立,蒙古族以＂尚武＂著称。初期,由于统治者对科举考试认识的偏颇,以及政治、经济体制的不完善产生了一系列民族教育公平问题。随着封建统治的逐步巩固,当民族间教育文化水平的差距和民族教育公平问题成为元朝封建统治的主要障碍时,统治者采取实施科举考试、崇儒兴学等策略和方式,以促进民族教育的公平发展进而实现元朝统一政权的形成。虽然在科举考试中统治者采取诸多看起来对汉族士子不公平的＂优惠＂政策,向本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倾斜＂,但于教育文化水平相对逊色的少数民族而言,统治者能从自身客观角度出发做出这样的决定,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应对其进行公正而不失偏颇的评价。     

科举制对明清云南社会文化的影响述略

科举制是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隋朝产生以来,对古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均产生了深刻、巨大的影响。科举制在云南发展较晚,直到元代才开始实施,到明清时,才在云南真正推行开来并获得较大的发展。科举制一经实践,便对云南教育事业的发展、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民间向学风气的形成、社会风气的转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清末科举考试内容改革述论

在清末教育改革中,科举考试内容占有突出地位。从洋务运动时期的增设算学科,到“戊戌变法”期间提出废八股改试策论和增设经济特科,科举改革与新式教育密切相连。“新政”初期,科举考试内容的改革,推动了西学传播和新式教育的发展。     

清代河西地区的科举家族探析

清代科举家族是指那些世代聚族而居,从事举业人数众多,其中至少取得举人或五贡以上功名,在全国或地方产生重要影响的家族。清代河西地区科举家族的出现是多重因素共致的结果,诸如政局稳定、教育机构创建、科举政策调适以及科举家族内部教育环境等。科举家族一般是地方社会的望族,在地方社会的公共领域,都活跃着他们的身影。     

末世商音--杨恩寿及其《坦园六种曲》

杨恩寿是晚清重要的戏曲学家 ,其戏曲合集《坦园六种曲》较深刻地反映了清末的时局、科举和社会风尚 ,展示封建末世传统士子的心路历程 ,具有较强的现实批判意义     

略论晚清民信局的兴衰

在清代"官民分立"的邮递体制下,民信局承担了传递民间书信的主要任务。民信局灵活的收寄方式、低廉的寄送价格、完善的传递网络,有效地推动了民间社会信息的沟通,促进了民间商业社会的繁荣。而它独特的运营手段,亦为大清邮政的建设提供了范例与经验。但在清末日渐动荡的社会环境下,民信局体系难以保障信件、财物的安全递运,最终在清末制度转型过程中完成了历史使命,为大清新式邮政体系所兼并。     

朱熹对科举态度的转变及其改革主张

明清时期,由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官方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与标准答案,因此,朱熹在当时科举中的地位不断被神化,以致近百年来,人们形成了一种传统的观念模式:似乎朱熹是热衷于科举的罪魁祸首,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一书是束缚人们思想解放的紧箍咒。事实上,南宋朱熹一生中对科举制的态度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的转变:一是启蒙求学阶段,以最初从众的参与心理逐渐转变为一种矛盾的怀疑态度;二是自书院讲学开始,由对科举的不满逐渐发展到对其进行不断地批评甚至抨击;三是在其晚年的思想成熟时期,在认真批判科举制弊端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改革科举的主张。至于朱熹离世百余年后他的《四书章句集注》在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中的消极影响,既是他生前不曾预料到的,也是与他倡导改革科举制的主张相违背的。